大家在中学都学过“连通器原理”，就是相互连接的容器，如果我们把阻隔液体流动的关卡给撤掉，容器不同部位的水平面最后会趋于一致。全球化是什么？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构建一个“连通器”，它把世界各地之间的关卡都给撤掉了——撤掉之后，高处的水就哗哗流下来了，而低处的水则蹭蹭涨上去了。这一跌一涨，就出现了政治问题。哪怕各国生产率都提高，总体水位会上升，但是由于身处“连通器”的不同位置，也就是说初始位置不同，水位上升的幅度是大大不同的。

在这个水位变化的过程中，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冷战的结束打通了东、西两个阵营，两个大水池连成了一个大水池，推动了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1995年，WTO替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贸易自由化更上一层楼。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多边、双边的贸易组织和贸易协定也层出不穷地冒出来。所以，有学者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称为“超级全球化”，以区别于历史上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

这个超级全球化的过程，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正面的影响毋庸置疑，因为连通器“高处”的资本进来了、公司进来了、就业进来了，把经济给激活了。中国是这个变化的典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哪怕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比较优势也格外明显：人口规模、劳动力成本、教育水平、储蓄率、政府的动员能力、吃苦耐劳的国民性格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率急剧下降，有8亿人脱贫，虽然其中有很多原因，融入全球经济无疑是其中一个重大要素。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叫“中或最赢”，别的领域不好说，经济全球化方面很可能的确如此。

但是，在大洋的对岸，故事却要复杂得多。2016年，几个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很轰动的论文，叫作“The China Shock”（《中国冲击》）。根据这个研究，1999—2011年间，中国的进口竞争以及产业转移让美国失去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当然，这个数字也受到一些争议，因为截取不同的时间段、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很可能非常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传统制造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一点，却没有很大的疑议。

除了就业，还有就是抑制工资的压力。对于美国的工人来说，本来他们在跟资本家谈判：“我们的工资很多年没涨了，今年的小时工资是不是该涨1美元了？”资本家还在那里头疼怎么回复呢，大洋对岸的中国民工举手了：“我能减10美元干同样的工作。”你说，资本家还会给这些美国工人加工资吗？

所以，在美国蓝领工人眼里，他们花了一两百年斗争换来的工人权益——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假补助、医疗保障、集体谈判权……这些东西在全球化形成的连通器面前，突然变得没有意义了。全球化一个浪头就把他们打回了“丛林世界”。有研究显示，过去40年左右，美国蓝领阶层的真实工资水平，也就是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的工资水平，没有变化。如果经济没有发展，那么真实工资不变也就认了，问题是，这恰恰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只不过CEO们财富爆炸性增长，白领阶层也与有荣焉，只有蓝领工人成为“没有赶上火车的人”。还有研究发现，21世纪以来，教育水平低的白人男子，也就是白人蓝领阶层，是美国唯一自杀率在显著上升的群体。或许，只有放在全球化冲击的背景下，这个奇怪而令人悲伤的现象才能得到解释。

顺便说一句，制造业受到冲击的其实不仅仅是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这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一面。有学者发现，过去几十年，制造业的转移其实并非一个笼统的“发展中国家”现象，而是一个“亚洲现象”。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制造”“越南制造”“印尼制造”，但很少看到“尼日利亚制造”“阿根廷制造”“墨西哥制造”。十年前在英国教书的时候，我有个南非学生，有一天他突然和我谈起“中国制造”如何导致了南非的去工业化，令我大吃一惊，我这才注意到故事的这一面。

不管怎么说，全球化的确把饼做大了，但是抢到这块饼的却不是所有人。于是，观念也随之分化。资本家阶层当然有理由热爱全球化，因为之前他们是在一个国家挣钱，现在是在100多个国家挣钱，本来微软可以卖给3亿人，现在可以卖给70亿人，本来麦当劳是开在一个国家，现在开在100多个国家，所以资本家肯定欢迎全球化。但是，工人阶层可能正好相反，他们本来可能是和100万人、1000万人竞争工作，现在却变成了和1亿人、10亿人竞争工作。

大家知道，瑞士的达沃斯有一个著名的全球经济论坛，每年都会开会，这已经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在这个论坛上，世界各国名流会聚一堂，马云和比尔·盖茨谈笑风生，贝索斯和索罗斯相见甚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全球主义者称为“达沃斯人”。但是，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工人阶层却彼此怨恨，觉得对方抢了自己的饭碗。所以有人说，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各国的全球主义者站在一起，与四面八方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当年，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事实却是，经过这一轮的“超级全球化”，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全世界有产者倒是先联合起来了。

经济问题的政治化

问题是，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很快也成了政治问题。以美国来说，那些充满怨恨的蓝领工人，逐渐把他们的经济不满，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尽管他们的绝对人数未必很多，但是在地理分布上高度集中，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所谓“铁锈带”上，而这些州很多偏偏同时也是美国大选中的所谓“摇摆州”。2016年，他们就那么轻轻一摇摆，不靠谱的特朗普就上台了。所以，如果我说中国的民工能够影响阿富汗局势你可能觉得莫名其妙，可是，中国的民工影响美国的蓝领工人，美国的蓝领工人影响美国的选举，美国的选举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世界就是这样普遍联系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发挥我们自己都浑然不觉的蝴蝶效应。

可能有人会说，谁让美国工人懒呢？自己不努力，难道还怪中国工人太努力？前两年有个大热的纪录片叫《美国工厂》，讲中国老板在美国开厂的故事。一些人看过这个纪录片，就得出上面这个结论。

这个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因为在很多西方工人的眼里，问题不在于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而在于他们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拿劳工状况来说，中国民工拼命干活、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住十几个人一间的宿舍、一年到头回家一次、把孩子扔在农村做留守儿童……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劳动吗？还是因为在资方面前，他们太弱势，没有谈判能力？而这种权力不对称是否公正、是否值得效仿？

事实上，在很多全球化的输家看来，这种不公平是系统的，劳工状况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在他们眼中，存在着无数真实的或想象的“不公平”：你调控汇率，而他们汇率自由，不公平；你土地国有，可以轻松搞这个那个工业园，他们的土地私有产权受到严格保护，很难征用，不公平；你要求人家以“技术换市场”，他们觉得这是知识产权的强制转移，不公平；还有行业垄断、金融国有、产业补贴、出口退税、贷款优惠、环保政策……所有这些元素加起来，构成他们眼中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互竞争，不公平。

所以，特朗普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自称，他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不公平的”贸易；他的目的不是关闭国门，而是各国国门打得一样开。但真要实现经济民族主义目标，特朗普这样的人也没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他特别热爱打关税战呢？因为在所谓“有限政府”的理念下，政府能动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它不能限定汇率、很难盖工业园、很难指定产业补贴、税收和工资方面的影响力也很有限……所以看来看去，最方便下手的就是关税，而这一招恰恰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造成双输局面。

当然，这只是部分西方人的看法。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政府在经济中保持重大角色，经济保持相当的国有成分，本来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的经济模式，为什么一定要按你们的模式来下棋？“发展型国家”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特色，诸多东亚国家在经济的起飞阶段，都有过这种政府强势干预的倾向。所以，相当程度上，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

全球化中的“三难困境”

不管这个争论谁对谁错，它的后果是，一些西方国家发现，他们本来引以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反而成了竞争负担。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经用一个词概括西方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困局，叫作“三难困境”（trilemma）。我们都听说过“两难困境”（dilemma），但是罗德里克说，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

何以如此？根据罗德里克的说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问责政治捆住政府手脚，使政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的投资环境；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一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的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因为哪一个都很难放弃，所以就构成了一个“三难困境”。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悲观。超级全球化虽然给西方的蓝领工人带来一些挑战，但也给西方的广大消费者带来巨大而真实的好处。没有大量的“中国制造”，哪有沃尔玛里便宜到感人的生活用品？而且，中国的崛起，反过来也给西方国家带来巨大的市场，给他们带去了很多新的就业。更重要的是，有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对西方蓝领工人造成最大冲击的，其实不是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而是生产自动化，简单来说，更主要的，是机器让工人变得多余。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无异于刻舟求剑，因为面对AI的崛起，别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工人，工作也会受到冲击。

所以，很多全球化的挑战，本质是发展的代价。很多人都知道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名言：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创造性毁灭”。当年发明电灯的时候，肯定也造成了一批蜡烛工人失业，但我们会因此放弃电灯吗？显然不会。不过，一个好的社会的确应当尽量帮助那些蜡烛工人找到新的生计、过上体面的生活。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是，当它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帮助无数人脱离贫困，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它或许又代表了另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更深的人道主义。在一个国家是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又何尝不是如此？

5. 为什么瑞典也如此排外？全球化与文化反弹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全球化的经济冲击，这次课，我们来谈谈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我们知道，全球化不仅仅带来商品的流动，而且带来人的流动、观念的流动、文化的流动。但是，从一开始，这种观念的流动就不是对称的，过去二三百年，文化的流动主要是西学东渐，而不是东学西渐。比如我们熟悉的“德先生”“赛先生”都是西方来客，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

有文化传播就会有文化反弹

然而，只要有外来文化传播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现象——文化反弹。我们都知道，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第一天开始，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向运动也随之开始。有了推广西学的严复，就有了捍卫传统的辜鸿铭；有了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有了章太炎、章士钊的文化复古派；有了自由主义，也就催生了新儒家。直到今天，这种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拉锯战也没有结束。比如，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经历，就是微信群里的“中医西医”大战，一边说中医是国粹，另一边说中医就是个安慰剂，最后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常常以一批人“愤而退群”而告终。

西学东渐过程中出现文化反弹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国。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反弹同样激烈，甚至更激烈。为什么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高涨？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文化反弹。西方文化越强势、越流行、越逼近家门口，文化本土主义者就越需要强化传统文化来与之对抗。毕竟，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也是认同的动物，他者越有可能吞没“我们”，就越需要强化甚至想象集体的“我们”来抵御他者。像塔利班这样的极端政权，干脆禁止西方音乐、电影，以这种方式来守卫他们心目中的伊斯兰文化。

可以说，越是曾经伟大的文明，面对外来冲击的时候，文化反弹越激烈。为什么？因为它自尊心强啊。你祖上还在穿麻袋的时候，我祖上就已经开始穿丝绸了，现在你来教育我什么叫文明？肯定不服对不对？反而是像非洲很多小国，历史上连国家都没有，有些甚至没有书面文字，你让他说英语他也就说了，你让他信基督教他也就信了，反正也没有太多的文化遗产需要捍卫。

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儒家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出现对西方世界的文化反弹，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过去2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那就是：对全球化的文化反弹不再仅仅发生在东方世界，而且出现在了西方世界。换句话说，现在不仅仅是东方人在担心西化问题，西方人也开始担心东方化问题了——很多西方人开始担心中国模式的扩散，担心“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但更主要的，他们开始担心西方世界的伊斯兰化。

因为这种恐惧，很多西方民众纷纷把右翼政党选上台，要求限制移民，要求保护传统，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政治生态都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讲，我不想谈论大家熟悉的英、美、法、德这些西方大国，我想谈论一个稍微有点偏远的国家——瑞典。

瑞典为什么从“优等生”变成了问题国家？

为什么谈论瑞典？因为瑞典向来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优等生”，如果优等生都出问题了，那问题就更值得深思。分析优等生问题出在哪儿，也有助于我们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一叶知秋。

说到瑞典，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反正脑子里会浮现出四个大字——和谐社会。和之前我提到过的丹麦一样，瑞典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经济发展、社会平等，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和谐社会”，过去几年突然有点乱套了。我不妨给大家念一下近年《纽约时报》关于瑞典的几个文章标题，一个是“极右派如何征服了瑞典”，另一个是“手榴弹和黑帮正在动摇瑞典的中产阶级”，还有一个，“瑞典曾经是道义上的超级大国，但这一点正在改变”。

显然，瑞典成了一个问题国家，不再是那个世外桃源。一个表现，就是瑞典民主党，一个反移民的右翼政党，民意支持率一步步攀升，2010年还名不见经传，但是在2018年的大选中，已经成为瑞典第三大党。在2019年的一次民调中，该党的支持率已经超过社会民主党，成为瑞典最受欢迎的政党，有人预测，下次大选它有可能成为瑞典最大的政党。

为什么瑞典突然从“优等生”变成一个问题国家？为什么短短十年左右，排外主义在瑞典会成为主流？有一点可以肯定：瑞典人绝不是天生狭隘的排外主义者。长期以来，瑞典都是人均外援数额最大的国家之一。2015年左右的欧洲难民危机，你们可能听说过，德国是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从难民人数和本国人口比例的角度来说，瑞典其实是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仅就2015年，就有16万难民申请者来到瑞典，这听上去不多，但是瑞典的总人口也就不到1000万。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在中国安置难民，相当于中国一年接收了两千多万难民，这可以说是非常“博爱”了。

其实，瑞典对难民移民张开怀抱已经很多年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瑞典就开始大量接收来自伊朗、前南斯拉夫的难民，21世纪初则开始接收来自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的移民难民。其心胸宽广的程度，从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来：2015年，瑞典有164万人口出生于国外，也就是其人口的16.8%。这个变化发生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应该说非常惊人。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老牌移民国家，现在也只有13.7%的人出生于外国，明显低于瑞典。当然，瑞典人的包容不完全是出于善心，北欧国家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移民正好可以弥补瑞典的劳动力缺口。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答案是融合很困难。移民容易，融合却很难，用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来说，就是：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近17%的外国人融入其经济文化体系，其难度可能远远超出了瑞典人之前的心理准备。我们都知道，如果把一些小铁渣扔进一个大熔炉，它很快就会熔化，但是如果把一个巨大的铁疙瘩整个扔进去，它可能很久都熔化不掉。短时间内大规模地引进移民难民，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把一块巨大的铁疙瘩扔进一个熔炉。

融合的困难，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2019年，瑞典出生的人中失业率是3.8%，但是在移民中是15%。事实上，瑞典一半的失业人口是移民。对于这一点，在越新的移民中越明显，因为早期伊朗、前南斯拉夫移民中有很多是医生、工程师之类的专业人士，而新近涌入的大多是难民，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比较难找到工作。而且，难民要吃穿住行、要接受教育，许多地方政府慢慢发现，自己难以长期支撑这些项目，于是又多了一个财政问题。

不过，经济问题可能只是短期问题。很多研究显示，长期而言，移民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大于经济负担。更大的问题是犯罪率的上升。大规模移民难民涌入后，出现了一个具有瑞典特色的现象——手榴弹爆炸案的上升。2018年一年，瑞典就发生了162起手榴弹爆炸案，对于一个人口小国来说，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了，相当于在半个北京，平均每两三天就发生一起手榴弹爆炸案。因为瑞典不发布罪犯的背景信息，所以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中间有多少是移民所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确实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而且主要发生在移民聚居区。

当然，很多人指出，瑞典犯罪率更高的往往是二代移民，而不是新移民。但是，如果第二代移民的犯罪率更高，恰恰说明融合的艰难。移民和融合并不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问题不在移民，而在融合”，相当于说“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婚姻，而在于他们相处不好”——恰恰是结婚带来朝夕相处的问题。

更糟的是极端主义的兴起。据报道，截至2016年，有至少300个瑞典志愿者以“圣战”战士的身份奔赴“伊斯兰国”为之作战。300个看似不多，但是，同样，因为分母很小，所以事实上，瑞典已经成为“圣战”战士输出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要知道，极端主义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它们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网络，所以300个极端分子的背后，可能对应着3000个温和同情者，只不过这些人没有极端到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地步。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很多瑞典人慌了。他们发现，瑞典正在从一个“和谐社会”变成一个“二元社会”——两边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衣服，信着不同的宗教，生活在不同的阶层。而且，由于不同族群的人口出生率不同，那个陌生的世界似乎会越来越大，而他们传统的世界似乎在缩小。根据皮尤中心的一个温和估算，2050年穆斯林将占瑞典人口的21%。30年后是21%，100年、200年后呢？应该说，一些瑞典人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被伊斯兰化也不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不但文化可能被改造，瑞典人最引以为荣的“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也可能受到威胁。有研究指出，“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模式之所以出现于北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质性的人口结构——正是因为彼此文化、语言、宗教接近，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一旦社会“二元化”，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他们还愿不愿意交同样高的税收、进行同样程度的财富转移，就变成一个问号了。

多元文化主义：非一日之功

可能有人会说，社会多元化为什么就一定是问题呢？美国、加拿大都是移民国家，多元文化不但没有摧垮这些国家，反而成为其力量的源泉，对不对？确实，社会多元化本身未必是问题，但是，变化的速度则可能成为问题。不要忘记，美国是花了200多年的时间展开这个民族融合过程的，不是一代人的时间，即使是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爱尔兰人、德国人、中国人、日本人、穆斯林的进入，都曾引发显著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哪怕是岁月静好的加拿大，大家也都知道，著名的魁北克问题，英国移民和法国移民的斗争，到当代仍然是加拿大一个动不动发炎的伤口。

除了移民的速度，“文化距离”也可能成为问题。什么叫“文化距离”？就是文化和文化之间差异的程度。不得不承认，文化和文化之间的距离是不同的，比如，中国文化和韩国文化很不同，但是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差异应该说更大。同样，瑞典文化和法国文化虽然不同，但是瑞典文化和阿富汗文化的差异显然更大。文化差异大的群体，和文化差异小的群体，彼此融合的难度系数是不同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历史上的“文化融合”成功，就直接判断今天瑞典的“文化融合”也肯定会成功，甚至不能因此就直接判断今后美国的“文化融合”也一定会成功。回顾一下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尼日利亚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冲突、缅甸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还有中西相遇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我们就知道，担忧不同的文化族群狭路相逢时可能引发冲突，是一个基于历史的判断，未必是种族主义的臆想。

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

所以，在难民移民问题上，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毫无疑问，人道主义是普世文明，不但欧洲各国不应该对难民关闭大门，事实上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包括中国，或许都可以适度地接纳难民。我们都从媒体上看到过这些年叙利亚内战、阿富汗内战的惨状，也看到过无数难民在逃难过程中的艰难险阻。有一张照片大家可能都看到过，土耳其的海滩上，一个叙利亚儿童的尸体，穿着红衣服，大约只有三五岁，那真是非常让人心碎——因为他全部的过错就是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并非没有能力，只是没有足够的意愿去帮助这些不幸的人。中国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人类已经文明到开始推动“动物保护主义”，又怎么能对同为人类同胞的难民见死不救？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又不得不考虑，怎样的移民难民政策同时是人道的和现实的？如何在把落水者救到船上的同时，让船本身保持平衡和稳定？如果好不容易把一堆人从水里捞了上来，最后船本身因为重量超载或者文化冲突而翻了，那就事与愿违了。所以，人道主义很重要，但是对移民速度、移民去向、移民甄选标准、文化冲突、财政负担等问题的考虑同样重要。

其实，一个国家并非只能二选一——要么只能门户洞开，要么大门紧闭，或许还有中间道路，比如，以“涓涓细流”的方式来引进移民难民，或者，以“有张有弛”的方式来引入。细嚼慢咽而不是囫囵吞枣，因为只要囫囵吞枣，就有可能出现消化不良。没有哪个种族或者宗教的人天生就低人一等，但是教育、阶层、文化鸿沟的填平又的确需要时间。英语世界中有个说法，叫作“size matters”，如果借用这个句式，就是“speed matters”——速度很重要。

关于这一点，在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书《苦海求生：改造崩溃的难民制度》（Exodus: How Migration Is Changing Our World）里，有个观点给我很大启发，他说，移民的速度和融合的速度可能成反比——移民的速度越快，融合得就越慢。为什么？因为一个族群越是大规模地、快速地进入他国，往往就越没有必要融入周边的环境。

对于这一点，说实话，我个人都有所体会。我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在那里拿的博士学位。我以前读《胡适留学日记》，吃惊地发现，100年前他留学美国时，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比100年后的我高多了。顺便说一句，胡适当年也是在哥大留学，所以，他也算是我“师兄”了。我看他的日记，发现当年他到处做英文演讲，参加外国人的宴会，读莎士比亚，等等。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的时候，倒主要都是和中国人打交道、参加中国人的聚会、吃中国人的饭菜，莎士比亚可真没时间读，因为天天忙着在中文论坛吵架。

为什么会这样？我后来想了想，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哥大的时候，哥大有上千个中国留学生，整个纽约可能几十万中国人，而胡适在哥大的时候，可能只有10个中国留学生，所以，他不得不更多地和外国人打交道，而我除了学业外，完全可以生活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自给自足。所以，这就是小铁渣和铁疙瘩的区别，越大的铁疙瘩扔进大熔炉，它就越难以熔化。

显然，如何平衡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没有标准答案。在瑞典当代的语境中，我不大愿意把所有对继续大规模移民有所怀疑的瑞典人都称为“极右”，因为瑞典已经接受了如此之多的难民移民，我们站在山脚下，凭什么指责爬到半山腰的人为什么不爬到山顶？我宁愿将一些瑞典人的右转称为“防御性民族主义”，不同于当年纳粹的“进攻性民族主义”。“防御性民族主义”，意味着大多数人并不想端着枪炮跑到外面去消灭异己，更多的是面对外来文明涌入时的一种文化反弹。

其实，这种“防御性文化民族主义”，这种在他者面前的自我回归和想象，过去100多年来，有谁比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所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繁荣、带来了发展，但也给所有的民族带来了文明认同的危机，在这一点上，无论中西，人类真的终于是个“命运共同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