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在很多国家生活过，欧美、印度、土耳其、乌干达……在北京也住过三年。有一次，我和他聊天，他无意中提起：“北京是我住过的最安全的城市……”他这句话说得平淡无奇，但是在我脑子里又带来“咯噔”一声。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陈述，而且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北京成为一个异常安全的城市？这背后有没有政治逻辑？它的政治逻辑又是什么？如果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从来没有去过其他国家的大都市长期生活的人，可能就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更不会产生困惑，因为他会把都市的安全感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深夜出门吃个小龙虾，泡完酒吧叫个车，清晨到公园跑个步，似乎生活“本应如此”。但是，我们都知道，都市的安全感并非“理所当然”。战乱国家就不说了，即使是非战乱国家，比如墨西哥城、马尼拉、约翰内斯堡，甚至伦敦、纽约的某些街区，你都不会认为凌晨或者深夜在大街上独自走路是个好主意。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其实有时候，没有比较也没有惊喜。
所以我经常和学生讲，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但是，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也就是说，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的、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如果你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么你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这正是这个课程的努力方向——把形形色色的国家纳入我们的视野，建立一个尽可能丰富的、完整的参照系，以此来定位现实。我们知道，理解和判断的前提是参照系的存在——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年龄的大致范围，就很难判断多少岁算是长寿。如果人类年龄的极限是120岁，那么90岁就非常长寿了，但是如果极限是300岁，那么90岁就还是少年。同样的道理，比较政治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国政治所处的位置。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甚至不仅仅是出于“心怀天下”的世界主义情怀，也是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这门课所选择案例的多样性。我们可能都注意到，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格外关注欧美和日本——这一点当然也很容易理解，毕竟，欧美日资讯发达、研究丰富，而且，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欧美日国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对它们格外关注，也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希望生活越变越好的心态。我本人也写过一本关于美国政治的小书——《民主的细节》。
但是，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只关注发达国家却可能是一种视野上的局限。学过社会科学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词，叫作“优胜者偏见”（survivor's bias）。什么意思呢？举例而言，如果我问我身边的人，考清华、北大容易吗？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说很容易。为什么？因为我是清华的老师，身边的人大多不是清华就是北大的，就是我家门口的小超市里提着篮子买菜的，可能都有几个院士。你问这些人考清华、北大难不难，他们很可能说“不难”。但是，我们都知道，考清华、北大是非常难的，经常是一个县一年才考上一两个，说千里挑一都不为过。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只关注发达国家，我们所获得的政治知识可能就有“优胜者偏见”。所以，正是为了调整这种可能的偏见，我在这门课里也大量选择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希望以此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比较视野。
政治的力量
前面说完“比较政治学”中的“比较”，我再来说说其中的“政治”。显然，任何学科的人都愿意强调自己的学科有多么重要，我们政治学的人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强调政治对于塑造一个国家命运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符合一些人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些人看来，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才是基础。也就是说，政治是被决定的那个，经济才是那个决定性因素。在这种观念里，只要出现任何政治问题，都会自动产生一个“正确答案”：还不是因为穷？这似乎也合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朴素认知——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所以，贫穷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是，问题就来了：经济发展又是从何而来？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委内瑞拉。这几年，很多人可能隐约听说过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超级通货膨胀、饥荒、大规模的人口逃亡。通货膨胀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民众与其去商店里买手纸，不如直接用钱当手纸用。为什么呢？因为纸比钱贵多了。人口逃亡又到了什么程度呢？如图0-1所示，460万人到其他国家去谋生了，这是委内瑞拉16%的人口，这也被认为是西半球历史上最大的难民潮。
图0-1 委内瑞拉难民潮
（图片来源：Dany Bahar, “Venezuela refugee crisis to become the largest and most underfunded in modern history,” Brookings Report, Dec. 9, 2019）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1999年，委内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短短20年，一个拉美最富的国家，变成了最大的噩梦，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民众是同样的民众，传统是同样的传统，宗教是同样的宗教，地缘位置当然也是同样的地缘位置。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激进左翼总统查韦斯上台了——一个自认为是罗宾侠式的政治家，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影响了委内瑞拉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