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不能像你那样化妆啊？”

“不能。你得看着你哥哥。”

“你看着他吧。”她有些不耐烦地说，后退着走向洗手间。

“伊拉丽亚，不要碰我的化妆品。”

她没有回答，我随她去了，我用眼睛的余光扫了她一眼，并没有转身。我拖着步子走到詹尼的房间里。我精疲力竭，觉得我的声音不是真实的，而像是从脑子里发出来的。我把伊拉丽亚放在他额头上的硬币取了下来，用手摸了摸他干巴巴的皮肤，还很烫手。

“詹尼。”我叫他，但他还在继续睡觉，或者在假装睡觉。他的嘴半闭着，嘴唇很红，就像一道火红的伤口，里面是亮晶晶的牙齿。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抚摸一下他，还是亲吻他的额头，或者轻轻摇醒他。我也在避免思考他生病的缘由：中毒、热感冒、喝了冰冷的东西、脑膜炎。一切都有可能，或者不可能，我很难推断，很难建立次序，尤其是我很难提高警惕。我的想法让我很害怕，我现在不想有想法，我感觉那些想法也带着病毒。我看到奥托的状况，担心自己是所有疾病的源头，最好要避免接触伊拉丽亚，我不应该再碰她。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给我们的家庭医生，那是一位年老的儿科医生，还有兽医。我已经打电话了吗？我是想着去打电话，但实际上忘记了？马上打电话给他们！这是规则，只需要遵守就行了。尽管马里奥对疾病的反应一直都让我很烦。他太害怕生病了，有点疑神疑鬼，为一点儿小问题都会打电话给医生。爸爸知道——两个孩子提醒我——住在我们楼下的先生，会把有毒的肉丸放在公园里；爸爸知道发高烧、头疼、中毒的症状出现该怎么办；他知道需要个医生，需要找个兽医。如果他在这里——我忍不住想——他一定会先为我叫医生。但很快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心目中那个勤快、马上会解决问题的男人，已经不能为我做什么了。我是个被遗弃的女人，带着废弃的身体。我的疾病，只是我作为女人的生命废弃了，不再有用了。我带着决心走向了电话，给兽医打电话，给医生打电话。我拿起了听筒。

我马上愤怒地放下电话。

我的脑子在哪里？

重新振作，重新抓住自己。

听筒里是通常的呼啸声和各种杂音，没有信号。我知道的，但我假装不知道。或者说我不知道，我已经没有可靠的记忆，已经失去了理解、学习的能力，但我依然假装自己有这些能力。我假装，我逃避对两个孩子、对狗承担责任，带着哑剧般的冷静。

我拿起听筒，拨了儿科医生的电话，没有任何用，电话里还是呼啸的声音。我跪在那里，在桌子下面找插销，我把电话插销拔下来，又重新插上。我又试着打了一次，还是一片杂音。我开始对着话筒吹气，非常用力，就好像我能吹散干扰电话线的呼啸声，但依然没有结果。我放下了电话，很不情愿地来到了走廊上。也许我没明白，我应该尽量集中注意力，应该意识到：詹尼生病了，奥托也生病了。我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让自己变得警觉，意识到状况很危急，知道这件事的意义。我用手指数了数，努力地思考着。首先，客厅里的电话坏了，打不通；其次，有个孩子在发高烧，在房间里呕吐；第三，狗的状况也很糟糕，它在马里奥的书房里。但奥尔加你不要激动，不要慌张。你要注意，一激动你可能会忘记手臂、声音、心思。要么，你让地板断开，让客厅和两个孩子的房间永远断开。我问詹尼，也许过于用力地摇晃着他：

“你感觉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