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比先前更加害怕，开始向他解释，当妈妈死的时候，我们不会住楼顶间了，他会带我去某个地方，我们两个会很富有，很幸福。最后，我向他保证，这是他自己答应我的。我在说服他的时候，完全相信父亲以前确实对我说过这件事，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母亲？死了？母亲什么时候死？”他重复道，惊讶地看着我，皱着他那浓密、灰白的眉毛，脸色稍有变化，“你这是在说什么，可怜的傻孩子……”

他开始骂我，久久地跟我说我是个傻孩子，我什么都不懂……我不记得还说了什么，只知道他很伤心。

他的责备我一句也听不懂，不明白他有多么痛苦，因为我仔细听了他在愤怒和深深的愁闷中对妈妈说的话，记熟了它们又暗自想了很多。不管他当时是什么样，不管他自己的癫狂行为有多么严重，但是这一切，自然会令他十分震惊。然而，尽管我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我还是非常痛苦和悲伤，我哭了起来，我觉得，等待我们的一切是那样重要，让我这个傻孩子，既不敢说，也不敢想这件事。此外，尽管从第一句话开始我就没明白他的意思，但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对不起妈妈。惊恐与惧怕向我袭来，一阵怀疑潜入内心。当时他，见我又是哭，又是委屈难过，便开始安慰我，用袖子为我擦去泪水，叫我不要哭，但我们两人默默坐了一段时间；他皱着眉头，好像在反复考虑着什么，然后他又开始跟我说话；但无论我如何集中注意力，无论他说什么，我都觉得极其不清楚。凭着这次交谈中至今我仍记得的某些话，我得出结论，他在向我解释他是谁，他是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任何人都不理解他，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我还记得，在问过我是否明白，当然，也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后，他让我重复：他有才华吗？我回答：“有才华。”对此他轻轻笑了几声，因为可能最后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他竟然跟我说起一个对他来说如此严肃的话题。我们的谈话被卡尔·费奥多雷奇的到来所打断，随即我笑了，完全快活起来，因为当时爸爸指着他，对我说：

“可是卡尔·费奥多雷奇连一个戈比的才华都没有。”

这个卡尔·费奥多罗维奇是个非常有趣的人物。我在那段时期见过的人很少，以至于我永远无法忘记他。现在我对他的印象是：他是德国人，姓梅耶尔，生于德国，怀着加入彼得堡芭蕾舞团的强烈愿望来到俄罗斯。但他的舞技很差，甚至都不能收他做群舞演员，只能在剧院里做配角。他扮演了福丁布拉斯的随从中各种不说话的角色，或者维罗纳的众骑士之一，这些人齐刷刷地，为数二十人，举起硬纸板做的短剑，高呼：“为国王而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演员像这位卡尔·费奥多雷奇那样，如此热忱地忠实于自己的角色。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不幸和痛楚是他没能进入芭蕾舞团。他将芭蕾艺术置于其他所有艺术之上，从某一点上看，他依恋它，就像爸爸对待小提琴那样。他们还在剧院工作时，他就跟爸爸交了朋友，从那以后这位退休的群舞演员一直没离开他。两人经常见面，两人都哀叹自己命运不济，不被人认可。德国人是世界上最敏感、最温柔的人，对我的继父怀有最真诚、最无私的友谊；但是父亲，好像不是特别倾情于他，只是在熟人之中容忍他，因为也没什么别人。此外，爸爸以其自身的排他性，无论如何无法理解芭蕾——也是一门艺术，这让可怜的德国人气得快哭了。爸爸知道他这根脆弱的弦，就总是去触碰它，当可怜的卡尔·费奥多罗维奇情绪激动，发起脾气，提出反证的时候，爸爸就嘲笑他。我从Б.那里听了很多有关这位卡尔·费奥多罗维奇的事，他将其称为纽伦堡的咬核桃小人。Б.讲了很多他跟父亲的友谊；顺便说一句，他们不止一次聚在一起，喝下几杯之后，他们开始一起哭自己的命运，哭他们不被认可。我记得这些聚会，也记得，看着两个怪人，有时我也哼哼唧唧地哭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总是发生在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德国人特别怕她，总是在穿堂站一会儿，等着有人出来，如果他得知妈妈在家，就会立刻跑下楼梯。他总是带来一些德国诗歌，激情似火地给我们两个人读，然后朗诵它们，用蹩脚的俄语翻译过来以便我们理解。这让爸爸十分快乐，而我有时也笑得流出眼泪。但有一次他们两人弄到一篇俄罗斯的作品，极大地燃起了他们的激情，以至于后来他们在一起时几乎总要读它。我记得，那是一位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创作的诗剧。我把这本书的开头几行背得那样熟，以至于后来，已经过了好几年，当我偶然拿到这本书时，我毫不费力地认出了它。这部戏剧诠释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种种不幸，叫什么热纳罗还是贾科博，在某一页他喊道：“我不被承认！”而在另一页：“我被承认了！”或者：“我没有才华！”然后，隔了几行：“我很有才华！”一切结束得很凄惨。当然，这部剧是极其庸俗的作品；但神奇的是——它以最天真和悲剧性的方式影响了两位读者，他们发现主人公身上与自己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记得，有时卡尔·费奥多罗维奇激情燃烧到那种程度，以至于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房间对面的角落，不依不饶、令人信服、眼中含着泪水，请求爸爸和被他称为“小姐”的我当即就他与命运、与公众之事做出评判。他当即开始跳舞，做出各种步法，对我们喊叫，让我们马上告诉他，他是谁——是不是艺术家，是否有可能说出相反的话，即他没有才华？爸爸一下子高兴起来，悄悄朝我眨了眨眼睛，好像在预先通知，他马上就要开心地嘲弄一下德国人。我觉得可笑极了，但爸爸做手势吓唬我，我便克制自己，因为想笑而喘不上气来。即使是现在，一旦想起来我仍然无法不笑，就好像我现在能看见这个可怜的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似的。他个子矮小，非常瘦，头发已然灰白，发红的弯钩鼻，上面沾着鼻烟，还有一双畸形的弯腿，尽管如此，他好像还要夸耀它们的构造，穿着紧身裤。当他最后停下，以一个跳跃摆出姿势，向我们伸出双手并朝着我们微笑，就像舞蹈演员最后完成步法时微笑那样，爸爸沉默片刻，好像对发表评判犹豫不定，故意让未被承认的舞蹈演员保持着那个姿势，如此一来他两边来回摇摆，单腿站立，竭尽全力保持平衡。最后，爸爸神色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好像在邀请我为评判做不偏不倚的见证人，与此同时舞蹈者也向我投来那怯懦、恳求的目光。

“不，卡尔·费奥多雷奇，你怎么都做不到！”爸爸终于说，假装他自己也不喜欢说出残酷的事实。这时从卡尔·费奥多雷奇的胸膛迸出真正的呻吟，但转瞬间他又高兴起来，以加快的手势再次请求予以注意，声称自己没有按章法跳，恳求我们再做一次判断。然后他又跑到另一个角落，有时跳得那样用力，以至于头都在天花板上撞疼了，但是他像斯巴达人一样，英勇地忍住疼痛，再次停下来站好姿势，再次微笑着向我们伸出双手，再次要求决定他的命运。但爸爸不为所动，依旧愁眉苦脸地回答：

“不，卡尔·费奥多雷奇，看得出来——你的命运就是：怎么都办不到！”

这下我再也忍不住了，笑得前仰后合，爸爸也跟着我一起笑。卡尔·费奥多雷奇终于注意到受人嘲笑，气得满脸通红，眼里含着泪水，带着一种深深的、尽管滑稽可笑、但让我随后为他这个不幸的人感到难过的情感，对父亲说：

“你这个耗无信义的朋有！”

然后他抓起帽子跑了出去，对天地万物发誓再也不来了。但这类争吵并不持久；几天后，他再次出现在我们这儿，再次开始读那出著名的剧作，再次洒下泪水，然后天真的卡尔·费奥多雷奇再次让我们评判他与公众、与命运之事，只是这次恳求我们认真评判，就像真正的朋友那样，而不是嘲笑他。

有一次，妈妈差遣我去杂货店买东西，我回来了，小心地拿着找给我的一个银币。走上楼梯时我遇见了父亲，他正要出门。我朝他笑了起来，因为我一看见他，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他弯下腰吻了吻我，注意到我手里的那枚银币……我忘记说了，我对他的面部表情太了解了，以至于只看一眼就明白他的任何愿望。当他郁郁寡欢，我就心生愁闷。最经常，也是最让他愁苦的，就是当他完全没有钱，因此一滴酒也喝不成的时候，而那已是他的一种习惯。但就在那一刻，当我在楼梯上遇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在他身上发生了某种特别的事情。他那双变得浑浊的眼睛四处乱转，一开始他没注意到我，但当他看到我手里闪闪发光的硬币，脸突然红了，然后又变得苍白，本想伸手拿我的钱，可马上又把手缩了回去。很明显，他内心发生着一场斗争。最后，他似乎控制住了自己，吩咐我上楼去，自己下了几级楼梯，但突然停下来，匆匆向我喊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