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原委其实并不复杂，起因么正是崇祯离京之时正在轰轰烈烈推广的河北土地改革政策，应该来说在清除了皇庄、卫所和勋戚的势力之后，崔呈秀对河北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阻力已经相当小了。

河北士绅的领袖实是冯铨、崔呈秀，这两位现在都站在了皇帝这一边，反对土地改革的河北士绅自然也就没什么声音了。不过河北其他地方的士绅地主虽然不敢出声反对，和山东相邻的河北地区则还有人不甚服气。他们不敢公开的和朝廷作对，但是借着同山东士绅交好的关系，他们就把自家的土地纷纷出售给了以新城王氏为首的山东士绅。

跟河北士绅已经被崇祯分化驯服不同，山东士绅虽然在朝堂上站队改革派官僚的一边，但他们依然还是一个以土地为根本的地主文人集团。在河北士绅不断的把土地变卖，然后投入到新兴产业中去时，山东士绅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开始主动迎合这种变化，把原本自给自足的农庄改成了为市场输送棉花的棉花种植园。

但还有一大部分士绅却并不认同这种为市场需求生产的农业方式，他们认为这样的生产方式过于追逐利益，让那些原本老实听话的农民变得难以管教，败坏了乡村淳朴的民风。他们希望能够维持旧的田园式生活，在属于他们土地上的农民就应该听从主家的吩咐去劳作，为主家的需求去生产各种作物。只有当他们觉得某类粮食或棉花太多了，自家消耗不了了，再拿出去和别人进行交换。

对着这些士绅地主来说，土地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增殖财富，而是用以控制租种土地家庭的工具。

为了能够尽可能的减少阻力，并为其他各省的土地改革竖立起一个榜样，朱由检特意只划定了河北一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居然这样还会有来自省外的阻力。这些在河北公然购买土地的山东士绅，简直是赤裸裸的在挑衅他的执政权力。

让崇祯感到恼火的是，崔呈秀和黄立极等人在这个时候居然退缩了，因为他们觉得山东士绅是改革派这边的势力，如果对这些山东士绅进行处置，恐怕会令山东官员离心离德，令那些反对改革的官僚士绅拍手称快。

但问题是，他们这一软弱，不仅让山东士绅的士气大涨，甚至有不少人开始指责朝廷的土地改革之政就是朝廷剥夺士绅财产的手段。于是以南方、山东官员为首的官僚团体开始连连上书，声称土地改革的出发点虽是好的，但是用人不当的话，善政也就变成了恶政。这些官僚士绅们拿崔呈秀过往的劣迹，向内阁要求换人，并对之前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几个县府进行重新核查。

短短几个月内，朝中反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声音便重新压倒了支持者的声音，如果不是皇帝在集宁海子这边又打了这么一场大胜仗，首辅黄立极说不定就真顶不住了。黄立极派张世杰来，正是想要皇帝能够挟大胜归来的威望，重新压制住京城蠢蠢欲动的反改革派官员们的串联反扑。

不过朱由检却一点都不想体谅黄立极和崔呈秀的心情，他觉得自己已经给了两人足够多的权力和支持，但是这些改革派官员却始终不肯同那些反对改革的官僚团体彻底决裂，他们似乎次次都想着让他这个皇帝冲锋上阵。

此前国内和朝堂上都没有形成改革的气氛，崇祯自然是要亲自上阵撕开一道缺口，但是现在国内支持改革继续下去的声音已经颇有气势，他们还想着和反对派妥协，这让崇祯不由不生起了疑心，怀疑他们到底是相忍为国呢，还是想要两头下注呢？

思考了许久之后，朱由检终于开口说道：“国家大政岂容儿戏，国务会议上通过的政策，居然也有人敢出言挑衅，这不是寻求公正而是想要践踏朝廷的权威。朕写一封信你替我带给首辅、崔学士他们，朕的意见都会写在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