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极顿时心中大悦，他顶住同僚的压力如此支持皇帝，终于获得了最丰厚的报酬。而司礼监批红制度的变化，也相当于增加了内阁的权力。

内阁从只允许做什么，变成了不允许做什么，意味着内阁首辅真正成为了皇帝以下的第一人。

盘算着自己有机会入阁的官员们，都默然而立，似乎当做自己没有听说皇帝说了什么一样。

刘宗周、黄道周、倪元璐等人顿时有些着急了起来，他们试图让崇祯明白，这种政治改革使得内阁的权力变得有些不受约束了，要是朝中再出现一个严嵩这样的权奸，那么大明的朝政可就真要混乱一片了。

而且黄道周说道：“……陛下学习治国之道，何必同工匠、河工为伍，陛下应该开经筵日讲，加圣学圣德，闻圣贤之道，则治国之方自明。”

朱由检听了听这几人的理由之后，便笑着问道：“看来禹神不应该去治水，而应该请黄编修去讲经筵。哈哈，朕开个玩笑罢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吧，朕不想再讨论下去了。”

崇祯虽然说是开了一个玩笑，但是朝中却没有一位官员笑得出来的。

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英宗皇帝时，三杨始制定经筵仪注。

明人十分注重经筵，视为讲学第一事，“……盖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属，则自然强敏。经筵讲学，正人主开广心思，耸励精神之所也。”

当然在文官眼中，经筵的最终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是一种道德教育，使得皇帝亲近儒学。

这也是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制约，把道统高于政统的观念种植到皇帝心中，利用天道制约皇权的不受控制。

从崇祯登基以来，文官们已经数次请求召开经筵日讲，试图对皇帝施加教育上的影响力，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洗脑。

但是崇祯每次都找借口推却了，今天甚至抛出了大禹治水的故事，来抵挡黄道周开经筵的请求。

作为一种道德教育，文官首先要让皇帝觉得，圣贤之言才是真正地道统，让崇祯自愿去接受自己的学说。

但是很显然，圣人是无法教育三皇五帝的，因为圣人推崇的上古之治，就是指这些华夏的始祖皇帝。

圣贤之道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要恢复上古之治。有些心思深了一些的文官，不由想道，“难不成，陛下的意思是。我等不够资格教育他吗？就像是夫子无法教育禹神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