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公债在大通钱庄一发行，敏锐的商人立刻发现这是一个不亚于土地的投资渠道，他们和大通打了几年交道。知道这钱庄靠的就是信用支撑，倘若一件事坏了信用。就会对大通造成极大的打击。买地会增加税赋负担，藏钱则担心物价上涨造成钱的贬值。而公债如果有大通的信用作担保的话，则完全没有以上的顾虑，显得那么理想。

于是乎，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情况。各地的商人和大通的当地掌柜们串通好了，联络那些有钱不知往哪里投的地主商贾。表面上走向当地的钱庄申购公债，其实却由商人代表兼狸忻鞋京城交易所。以远低于面值的市场价购买公债。就算要向交易所和黄马甲们缴纳些手续费，中间也大有赚头，而当地的买家们也有不少人乐意接受这些价格低于面值的公债。

当高强得知这件事之后，恨地连连跺脚，心说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了太平年月人民的投资欲望啊！这回可好，等于是自己掏腰包给别人赚了好处了，其中有很多还是端自己饭碗的人，真是商场无父子。

好在这件事上他也不是没有好处，首先公债的销售，就培养了一批投资人和相应的妨客，也就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其次大通的良好信用在这件事上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和加强，等到公债还本付息的时候，其信用势必再次得到加强，对于以后的经营事业大有裨益。何况通过手中还没发出去的公债，再小小操纵一下市场价格，他也未必就会亏多少钱。

到了今年年中，这批公债如期兑付，大通慷慨地拿出一百一十万贯来支付给诸位债权人。同时梁士杰也从户部拿出相应的数目来抵偿，银货两讫，皆大欢喜。因为宰臣理财有方，赵佶身为欣喜，下诏奖饬。

这件事却引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有地方官员看到应奉局因为理财有功，高强升迁极速，以为这是终南捷经，就有人从地方财政中拿出钱粮来向内库进献，也以应奉为名，希冀以此取悦皇帝，得以升迁。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抢生意的行为，高强当然要坚决打击，奏请皇帝对于这些所谓的“羡余”钱粮一律发还，作为封桩上供钱物，理由则是内外不同，不可泛滥。事实上，这种作为当然是朝中大臣所不愿看到的，这些钱原本是属于户部的国用，要是开了这个口乎，往后地方官纷纷效法，这朝廷的财政向哪里去收钱？要知道这些地方官员又没有点金手，所谓的羡余还不是前东墙补西墙而来的。

只是这种进献以应奉皇帝为名，如今的宰执大臣也没有张商英那种敢于顶撞皇帝的硬脖乎，因此才轮到高强来出头。要说赵佶对高强还真是言听计从，当即命令封还，下诏责令进献官员当专心理民。他想得很简单，现在应奉事务都由应奉局打理，一切井井有条，伺候的他舒服得很，何必另生事端？

倒是经过这一件事之后，人人都知道高强和应奉局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无可动摇，这位高衙内的声势无形中又上升了不少，如今太尉府和他别院门口都是车水马龙，无数人想尽办法来拍他的马屁，拍不到小高的马屁，拍老高的也是一样，乐得高俅看着一探摞的礼单，直夸儿乎有本事，就是生孙乎不大来得。

他却哪里知道，此时高强正在为要不要动动他这个老爹而烦恼呢！

让高强这么烦恼的，自然就是兵制了，原本发行公债也就是为了找一条筹措军费的渠道而已。然而大宋兵制的问题当然不是有钱没钱这么简单，熙宁时王安石大力裁军，将军额裁得减少了三分之一，然而不过三十年，兵员又增长到裁军前的水平，而且战斗力更为不如——这些新建的部队多半都是官员们占员吃饷、役使军士的工具而已，哪里能打的了仗？以至于朝野上下都形成了共识，大宋之兵惟有西兵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