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普莱（迪普莱）的出租屋，罗伯斯庇尔暗地里接受了库东与圣鞠斯特联合提出的一揽子建议：在继续平叛南方保王党与联邦党（吉伦特与立宪派）的同时，继续加强对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掌控，清除一切不合作份子，而这就包括已取代马拉领导激进派的埃贝尔，主张宽容对待持不同政见派别的丹东。

山岳派（雅各宾派的最大势力）认为埃贝尔的激进派是一个卑鄙下流的派别，这个党派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使人腐化，制造混乱而帮助外敌；此外，他们还认为丹东的宽容派是以政治上的妥协和道德败坏而危害、污辱共和国的党派。

似乎与安德鲁抱有同样的想法，罗伯斯庇尔也希望能够借力打力，采取某些手段，促使激进派与宽容派相互伤害，最终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既打垮一个可怕的党派（激进派），又除去一个具有革命声誉的与他争雄的人（丹东）。

共和国霜月13日（也就是12月3日），作为巴黎代理检察长的埃贝尔发起了针对“东印度公司腐败案”的调查，逮捕了丹东的几位密友兼助手，法约尔、巴齐尔与德洛内等人。这位巴黎副检察长指控上述多人在审查与清算法属东印度公司的财物时，贪污受贿了至少120万里弗尔，其中还有英国政府资助。

事实上，这桩东印度公司腐败案搁在年前，压根就算不了什么。当年，安德鲁在波尔多一地中饱私囊的金额就超过了2百万里弗尔。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富饶的吉伦特省在1790年所流失的（国有）教会资产，高达5千万里弗尔。

当腐败案与政治挂钩时，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种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利益均沾，大家排排坐吃果果；另外一种，就是将经济案带进了政治情绪，导致危害程度被无限扩大。非常不幸的，东印度公司腐败案属于第二种。在圣鞠斯特的暗地鼓动下，激进派发起了针对宽容派的新一轮的政治攻势。

因为党派领袖丹东长期在阿尔西小镇闲居，这使得并不团结的宽容派由于激进派的猛烈攻击而显得难以招架，导致内部四分五裂。圣诞节之后，德穆兰亲自前往阿尔西，邀请丹东回归巴黎，领导大家反击埃贝尔的激进派。

原本，德穆兰以为自己游说老朋友再度出山会持续很久，却不想丹东已在庄园中收拾好行李。不过，丹东没有将妻子露易丝和孩子们带到巴黎，而是留在老家阿尔西。临走前，丹东反复嘱咐妻子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带着孩子们前往兰斯避难，向安德鲁寻求帮助。此外，在联合商业银行的保险柜里还存放着丹东曾为妻儿购买三百万法郎的债券。

当霜月快要结束时（12月中旬），罗伯斯庇尔受到了圣鞠斯特和情报部门的报告。报告中称丹东即将重返巴黎，并准备在国民公会上发表演说，鼓动议会代表们建立一个“宽恕委员会”，继而恢复“革命女神”倡导的理性与平等。

在摔坏了房间里一张椅子后，怒不可遏的罗伯斯庇尔逐渐平息了心情。在写给雅各宾派的一份公开信中，罗伯斯庇尔解释说“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由于身处战争，所以革命政府需要一种强而有力的能动性，它赋予好公民一切国家的保护；对于敌人，革命政府只能是让他们灭亡。”

在针对激进派与宽容派即将到来的大决斗中，罗伯斯庇尔以仲裁人的高傲姿态谴责了这两个极端的左右派别。他在国民公会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