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三岁起，他就很喜欢读史书，并且特别关心那些废立篡位的历史事迹，他发现，软弱仁慈的君主与暴虐残酷的君主一样不安全，而臣子们大多不可信任，连霍光也会冠冕堂皇的废掉昌邑王。至于太后，废立篡逆，如果不是她们自己亲自动手，也免不了要借用她们的名义进行。他还发现，如果一个君主有足够的功绩，臣子们就会慑服于他的威信，如唐太宗弑兄杀弟，也能是千古明君；若不幸失败，就会落到隋炀帝的下场，还被后世耻笑……
但赵煦不会告诉任何人他这些心得。因为他没有时间与精力慢慢的从《史记》、《汉书》一部部读起，他就只能读《资治通鉴》来了解历史，事件太乱理不清楚，他就让臣子们把《资治通鉴》改成纪事本末体，写一篇进呈一篇。
宫中朝中，上到太皇太后，下到文武百官，对于他如此聪明好学，都非常的高兴。
而对赵煦来说，《资治通鉴》读得越多，他就越明白事理。
他知道他还没有亲政，因此，即便是他很想做的事，如果太皇太后不高兴，或者两府的宰相们反对，他就马上忍气吞声，绝不反抗。他知道，当他这样的好名声被臣子们广为传颂之时，就算是太皇太后或者别的什么人再想对他不利，他也不必害怕。好名声就是他最好的护身符。
反正他想做的事情，迟早都能做。他绝不会给他们任何借口。
而且，偶尔，他也会做一些明知道太皇太后会不喜欢的出格之事。他知道这样是安全的。
比如今日，他没有禀报，便带着杨士芳与田烈武出宫，来吊唁王安石。
赵煦觉得，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事。
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皇帝，长得又高又瘦，白白净净的脸，看起来文弱温柔，从他的相貌来看，长大了的赵煦，并不太像他的父皇，反而更像是仁宗皇帝——虽然他并不是仁宗皇帝的亲曾孙。
每个人都相信他会是一个仁厚的君主，这一点尤其令司马光与旧党欣慰。
赵煦并不知道他的外貌给别人的感觉，如果知道的话，他多半会感到恼怒——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仁宗，比起他父皇一举收复河西，将党项人打得落荒而逃，仁宗却连个范仲淹也用不好，竟被李元昊逼得纳币求和。做皇帝做成那样，还不如一头撞死的好。他无法理解太皇太后与一些君子整天唠叨仁宗皇帝如何如何圣明，竟然还想让他学习仁宗皇帝的风范！赵煦不知道要学他什么，难道要学他以后继续向李秉常纳币么？！
此时，赵煦站在王安石的灵柩前，心里想的，便是与那个仁宗皇帝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的事。
对于司马光的“和辽”，赵煦心里愤怒到了极点。但是，在宫殿之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没有他说话的余地。真正做主的，是帘后的太皇太后。他的权力，甚至还不如那个低眉顺目，对谁都小心谨慎，轻易不肯说半句话的清河姑姑。
如今主政之大臣，没有几个信得过的。他们名为“绍圣”，实际上已经将先帝的遗命抛到了脑后，谁想过要收复燕云？只会在辽人面前唯唯诺诺，一让再让！
都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可是如今，非但大宋国内有二主，这天下，居然也有两个平起平坐的皇帝，而这些饱学的大臣，号称是圣人门徒，却对此视若无睹，甚至还欣然接受。
赵煦对司马光的不满一日一日的积聚着，只是不敢向任何人吐露。他也不喜欢石越，即便他此时还没有亲政，他也已经明白，他亲政之后，年老力衰的司马光不是问题，他可能与王安石一样，甚至等不到他亲政的那天。但年富力强的石越，却将会成为他使用权力的最大的障碍——这和政治主张无关，他不喜欢任何权相，或者有可能成为权相的人。何况，赵煦觉得石越已经不像是熙宁年间的那个石越，他越来越像是另一个司马光。便如仁宗时期的韩琦、富弼，到了英宗之时、先帝之时，就变得畏畏缩缩，不思进取。
也因为如此，如王安石这般，从年轻到死，一直都充满锐气的人，才是如此的难得。
他望着王安石的灵柩，心里在想：不知道朕的王安石在哪里！
宝相寺的正殿内外，密密麻麻的跪满了人，数不清的僧人，跪在殿中继续喃喃诵经，王安石的子侄披麻戴孝，泣不成声，还有一群前来吊唁的官员，也跪在殿外，头都不敢抬。
赵煦默立一会，让杨士芳代他上了香，便信步走到王家的家属跟前，目光扫过众人，停留在一个女子身上。
庞天寿连忙趋前一步，在他耳边低语几句。
赵煦点点头，走到那女人跟前，温声说道：“你是桑先生的夫人？”
他一开口说话，殿内的梵音便如得到什么命令一般，突然便停了下来。
“臣妾王氏，叩见官家。”王昉没有如一般女子一样，行万福礼，反而似男人一般向着皇帝叩首跪拜。
赵煦有点好奇的看着她的这个举动，这个桑夫人的确与众不同，原本嫁出去的女儿，也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但他并没有多问，只是点点头，道：“夫人节哀顺便。”
“谢官家……”王昉才说得三个字，就又忍不住抽泣起来。
“国失良人，是国家之大不幸。但生死荣枯，亦是天理，故侍中达天知命，若夫人与诸兄弟、桑先生能绍绪先生遗志，不堕先人之志，则故侍中虽死犹生。”赵煦字酌句斟的说完这段话，又转过头对杨士芳、田烈武说道：“咱们该走了罢。”
庞天寿听到这话，连忙快步走到正殿门口，正要呦喝起驾，却见赵煦微微摇了摇头，他梗了下脖子，把这一声呦喝咽了回去，一面小心翼翼的退回几步，不动声色的落到了皇帝的身后，伸开手中的柱拂子，虚拦了拦拜倒送驾殿中诸人，一面小声对王旁兄妹说道：“东阁[208]、桑夫人，请节哀顺便。官家的意思，是不必太惊扰了。”
他稍停了一会，等着王家兄妹谢了恩，才最后转身出了正殿，赶紧跟上已出了宝相寺的小皇帝。
但才出了宝相寺的寺门，庞天寿便呆住了。
在寺门之外，赫然立着右丞相石越、参知政事吏部尚书范纯仁、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章惇的仪仗，而石越、范纯仁、章惇正领着上百个随从护卫，齐齐的跪在外面的青石砖铺成的街道上，回避圣驾！
他心里暗暗叫了声苦，已知回去一顿板子是免不了了。他偷偷瞥眼去看小皇帝的神色，却见皇帝脸上也闪过一丝惊慌，但马上镇定的上了车驾，庞天寿再不敢耽搁，连忙跑到车舆旁边，尖着嗓子叫了一声：“起驾回宫！”
便听一阵车马忙乱，瞬间，宝相寺周围的侍卫、禁军，如潮水退去一般，走得空空如也，只留下各怀心思的三位宰执在那里发呆。
石越、范纯仁与章惇三人，原本只是偶遇。
但这一番偶遇，却让三人在吊祭完王安石后，都互相有默契的都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宝相寺主持的引导下，登上感慈塔。
三人一路之上，只听宝相寺的主持几乎是受宠若惊的介绍着这感慈塔的来历，除了偶尔嗯上一声以外，谁也不说话。直到了塔顶，章惇才挥了挥手，请主持回避。一直目送着那主持下了塔，章惇才终于率先开口说道：“丞相、范公，皇上这是对北边之事不满啊……”
他直言不讳的一开口，石越不由吃了一惊，连忙去看范纯仁，却见范纯仁铁青着脸，道：“子厚，休得信口乱说。”
章惇却不买他这个账，冷笑几声，顶了回去，“范公，我是不是信口雌黄，你我心照不宣。范公莫要忘了，与辽人的协议，是我签的。”
“说这些做甚。”石越知道章惇性格，怕他让范纯仁下不了台，连忙打圆场道：“我辈只要操心国家命运，管不了皇上高兴不高兴。”
“子明相公说得极是。”这句话却是很入范纯仁耳，他脸色稍稍缓和一些。其实这里三人都是极聪明的人，小皇帝出现在宝相寺，究竟有什么含义，而究竟能有什么事可以让小皇帝抛开太皇太后来到这里，很容易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但范纯仁心里虽然不是滋味，却绝对不愿意因为这点点事情，就认定皇帝心中是有什么不满。在他看来，皇帝仍然还小，仍然可以善加引导。
但章惇却大不以为然，只是不能不给石越几分面子，轻轻哼了一声，冷冷的说道：“我章惇也不是奉承上意的小人。不论如何，北事总须得有个章程。”
范纯仁默然不语，石越也沉默了一会，才试探着说道：“此事仍须君实相公拿主意。”
却见范纯仁摇了摇头，道：“君实相公以为唐康时的话不足为信。”
“为何？”石越一愣。
“君实相公以为，辽国亦是大国，并非无信义可讲的小邦。辽主若果真有南下之意，他兵马一动，也瞒不了我们。既然如此，他又何必答应更立新约，让自己落个背信弃义的名声，取笑于天下？”范纯仁平静的说着，他心里既觉得司马光说得有道理，但是直觉上，他又觉得唐康的话是可信的。
章惇听到这话，也不作声，只是嘿嘿直冷笑。
范纯仁看了他一眼，不由有几分着恼，但他是讲宰相风度的人，不便轻易动怒，只淡淡问道：“子厚这又是笑什么？”
“我不笑什么。”章惇讥道，“但若是某，若要对辽国用兵，那不管辽国会不会知道，能多瞒一天也是好的。信义不信义的，打输了才会被笑，若是赢了，便是妙计。”
他见范纯仁一时不说话，又转身石越，问道：“丞相又是何主意？”
石越望望章惇，又望望范纯仁，苦笑道：“只怕这回唐康时是对的。”
“那……”章惇方松了口气，但石越马上打断了他，又说道：“但若说服不了君实相公，便说服不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不下旨，枢密院便不会发兵符，子厚以为谁能调动得了一兵一卒么？”
他泼了章惇一头冷水，又转而对范纯仁问道：“范公，你自己如何看法？”
范纯仁坦然回道：“我以为君实相公与子厚各有道理，各在五五之间。”
“五五之间！”章惇气得直冷笑，半晌，才恶毒的丢下一句话来：“丞相、范公，莫谓我言之不预，若我等这般坐等着契丹南下，日后休要后悔今日自掘坟墓！”他说完，尚觉心里犹有余怒，又冷语道：“二位且记住了，今日皇上是为何来的宝相寺！”
说完，抱抱拳，也不告辞，竟转身下塔而去。
范纯仁默默地望着章惇那怒气冲冲的背影。他又要下注了！他在心里鄙夷的说道。他对章惇不无欣赏，在大宋朝的宰执中，他都算是出类拔萃的人材。但是，章惇因为王安石的赏识而发迹，又审时度势，极其有先见之明的转而支持石越，终于在绍圣以后，得以进入政事堂。可他不会就此满足！
虽然不愿意多想，但是王安石的突然去逝，却让一切变得现实起来。将要死去的，不仅仅是王安石。太皇太后、司马光，都已经是风烛残年，随时都可能和王安石一样，一觉醒来，就阴阳殊途。
这对于范纯仁来说，是一种不幸。但对于章惇来说，却是一个机会。
如今挡在章惇面前的，表面上只有司马光、石越、韩维、范纯仁四人，以目前的形势，他是无法动摇这四人的。而实际上，他想更进一步，难度却还不止于此，他的地位也不如韩忠彦牢靠，甚至未必及得上吕大防、苏辙们——如若司马光、韩维去逝，石越必然是左相，韩忠彦也许会接任枢密使，范纯仁有更多的机会做到右相，然而，在吏部尚书的选择上，章惇甚至会排在吕大防与苏辙之后。
但是，若是太皇太后也死了，那么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范纯仁看了一眼石越，章惇也许已经开始怀疑石越。石越还能不能带给他进一步的权力？还有，章惇甚至还不是一个只要有权力就可以满足的人，他还会衡量石越是不是真的能给他实现他政治抱负的机会！
皇帝今日出现在宝相寺，在章惇心里的震动，一定比他和石越更大。他一定看到了重新下注的机会，但刚刚说的话也透露了他内心的懊恼——几年前，是他与辽人谈判达成的协议！
范纯仁又有点的不快的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陈元凤从河北路寄来了一封奏折，在奏折中，陈元凤表达了他对国家内外之事的一些看法，并提出改革之法。他对益州之事耿耿于怀，再次力陈当年的“熙宁归化”不可因为失败而全面否定，宣称当年的失败只是因为时机与策略的失误，并再陈进取之策。他还公然指责司马光与石越耗费国力构建大名府防线，是“不思进取”毫无用处，建议加强对河朔禁军的训练，积极谋划规复幽蓟之策，以图“万世之利”。此外，他还措辞强烈的批评现今的食盐政策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的收入，而利益全被商人垄断，要求恢复禁椎，以筹措更多的军费……
但那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陈元凤提出的变科举之法以革吏治。
陈元凤在奏折中献策，变革现今的科举之法，部分恢复唐代的办法。即在考中进士之后，进士们还要再次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才能真正做官。而吏部的考试，则要考法律条文、钱粮支用之法、公文格式等等，使这些进士们不至于到了地方州县后，一无所知，空有报国为民之心，却经常被胥吏所欺。另一方面，他还建言在各路举行“路试”，这种“路试”，只考法律条文、钱粮、公文格式等庶政之法，通过这类考试的读书人，即委派回本州本县，担任胥吏。陈元凤认为，只要继续执行熙宁之法，进一步提高胥吏的俸禄，那么就可以吸引大批的读书人加入，从而既解决了许多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能提高胥吏之素质，是国家大治之良策。
并且，按大宋现行之规定，胥吏虽然积功累劳，也有机会升迁到主薄，甚至是县令，但实际上却是万中无一能有此幸运。因一无升迁之望，二无优厚俸禄，胥吏欺上瞒下，贪污虐民，也是情理之中。但陈元凤认为，若推行他所献之策，则读书人做胥吏，不仅本身更有节操，而且因为还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进士的机会，也就是实际上打通了官、吏这两个阶层间流通之关节。会有不少读书人将此当成暂时谋身之法，而当他们真的考上进士后，也是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深知下层情弊的能吏。
但陈元凤的这份奏折，被司马光断然拒绝。
司马光坚持官与吏是清浊两流，朝中也有不少大臣指责这是将士大夫与胥吏们混为一谈，“大乱国体”，他们并且宣称这个献策，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改革是不是能取得成效不好说，但是若用此策，则各路增加考试、增加胥吏的俸禄，单就这两样，国库就又要支出一大笔钱财，因而不肯接受这个建议。
但是范纯仁心里知道，这个建议之所以被拒绝，除了这些原因，还因为陈元凤所献之策，乃是“王安石遗法”。
这实际上是当年王安石致力于改革胥吏把持县政的继续。
若论此政策本身，范纯仁是赞同的；石越虽然态度微妙，但是范纯仁知道他也是支持一试的。
但是，二人也深知此事在朝中反对的声浪会有多大。已经中了进士，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不愿意和声名狼藉的胥吏们沾惹上任何牵连的。只要一想到将来会出现一大批胥吏出身的士大夫，他们便已经恨不能能把陈元凤活吃了。
而这些“士大夫”们，至少太皇太后坚信，他们才是大宋朝长治久安的根基，因此这份奏折最终被束之高阁，太皇太后反而下旨将陈元凤训斥了一通，要他安分守己。
然而，范纯仁知道小皇帝却对陈元凤的这份奏折公开表示过欣赏之意。那就是在他主持经筵之时，那天讲的是汉朝吏治，小皇帝似乎知道陈元凤与他往来甚密，因此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询问他的看法。
当时太皇太后、所有的宰执、翰林学士都在场，范纯仁被小皇帝问得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才应付过去。
但他当时，分明看到了小皇帝眼中的不满意。他也看到了王安石眼神中的欣喜、许将的得意、还有章惇的异样……
也许真是冰冻三尺！
范纯仁转过头来，看到石越正在望着他。他不打算告诉石越他在想什么。尽管这些年来，两人在政事堂内合作无间，互相欣赏、敬重、体谅，也互相影响着。但也是正因为如此，范纯仁在石越那里学会了妥协与保留。
君子爱人以德。如果石越身边真有形成一种朋党，对石越来说，可未见得是好事。身处朋党之中，哪怕你是被他们奉为首领，但有时候，你是会被这朋党裹胁着，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的。而且，朋党的势力越大，就越是祸害。
范纯仁自己就努力的与所谓的“旧党”们保持着距离，只是秉承自己的理念来做事。他觉得，如果章惇真的与石越分道扬镳，对石越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让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让思绪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子明相公，若是君实相公判断失误，辽人真的南下，你以为我们付得起这个代价么？”不管怎么说，范纯仁还是有些担心的。
石越知道他的心意，沉吟了一会，道：“也许我们得做好辽人已经攻到大名府的准备。”
“啊？”范纯仁吃了一惊。
石越知道范纯仁于此不太熟悉，又解释道：“范公，河北防线，要防的地方太多，而有险可守的地方太少，因此就必须屯集更多的兵力方能形成有效防御。而最糟的是，大部分所谓‘关隘’，竟然是辽军可以设法绕过的。除非我们处处布置重兵，否则总有兵力薄弱之处，但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力。因此，除非辽军蠢得见城就攻，逢寨必战，否则，就算辽军一动我们就得到消息，并且马上下令征调西军，西军还要安排防务，还要进行必要的行军前的准备，等他们赶来支援，最快也要两个月，若有意外，花上三个月也有可能。那时辽军多半是攻到大名府了。”
“那河朔禁军？”
“河朔禁军重兵集结于大名府防线，不管是对是错，这是既定策略。临战变阵，兵家大忌。因此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石越其实只是不信任河朔禁军的野战能力，害怕久疏战阵的河朔禁军碰上辽军崩溃，从而导致无法收拾的后果，但他却不便将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到时候能依靠的，只有前线州县驻军将领的才具，还有驻扎在汴京附近的禁军。但是……”
石越的“但是”后面是什么，范纯仁心里也是知道的。要调动拱卫汴京安全的禁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用询问的语气问道：“若是现在开始准备……”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安排西北防御，令将要抽调的西军、蕃军预作准备，吩咐沿途诸路做好供应军粮之准备，一旦有事，西军就能迅速驰援。”石越迅速的说完，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甚至，辽人知道我们有备，也许就会打消南犯的主意。”
那可未必是好事。范纯仁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若是劳师动众，而辽人却不来了，到时候谁来承担这政治后果？毕竟，谁也不能证明辽人原本是准备南下的。
他看了一眼石越，突然想到，石越不肯在这件事上过于坚持，而是希望能够说服司马光，是不是也是因为知道这个后果呢？
反对司马光，最后还注定会被证明司马光才是对的。就算是石越，也不会愿意做这种大损威信的事吧？
“此事朝会还会再议。”范纯仁决定再去找一次司马光，但他也不必向石越承诺什么，“但我以为朴彦成的意见送回来之前，不会有结论。在此之前，只能是责成职方馆多刺探点有用的情报。”
宝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新党及其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新党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逝，小皇帝亲政那一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的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的小报纸上开始，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很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用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是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209]
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两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小报，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谋个生业。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它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于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节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侯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预感，并且可以有效的减少卢之翰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由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必要的伎俩，根据卢之翰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动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著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价，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议者之尽也”。
连卢之翰、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便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
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备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预进来，接过《天下纸》未完的争论。
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朝堂上的旧党与新党还未决裂，但在野，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的撕破了脸皮。
而这次的裂缝，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因为新党已经没有了首领，他们一盘散沙，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更加头疼的是，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
石越本能的觉察到，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终究会被泄露出去。
到时候，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也让石越担心。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司马光受到影响，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
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
因为如果是那样，就是前功尽弃。
石越心里很清楚，用所谓的“石党”来取代新党或者旧党，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让新党与旧党学会、接受妥协与共存。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相比而言，“汉贼不两立”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难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阴阳太极图么？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中庸》么？但为什么在政治上，反而充满了非白即黑、非友即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性思维，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
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巨大差异，让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又悲观起来，仿佛自己一无所成。
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
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上的大骂战。
二月五日的早晨，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
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这份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一旦谈妥，则可择期签署，在雄州边界交换誓书。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朴彦成又提到，辽国现在实际主政的，是耶律信与萧岚。北枢密使萧禧长期告病，辽国有流言说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朴彦成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耶律信深得辽主宠信，而他对大宋态度强硬，以后宋辽关系将难免出现摩擦。
另一份报告是职方馆河北房送回的例行报告。河北房通过阻卜的亲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从阻卜各部征调了大量的马匹，现已不知这些马匹被送往何处。此外还探明，一月下旬，辽国东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军不知被调往何处。
这两份报告让石越心头更加沉重。
连石越自己都必须承认，契丹的军事调动，很可能只是寻常的行动，这样的报告以前他也看过。而朴彦成的奏折，基本上也是报告好消息。
因此，这两份报告不仅说服不了司马光，而且会让他更加乐观。石越知道他的习惯，司马光是一定更信任朴彦成的判断的，职方馆的报告，他向来只做为一种参考。
石越手里还有另一份“报告”，一份稍显过时的《海事商报》，上面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国琉璜价格持续上涨，价格超过了南海各国的琉璜价格。这在几年前也许不奇怪，因为南海诸侯与高丽国装备火药武器，需要制造大量的火药，而南海各国的琉璜开采又刚刚开始。但在绍圣六年以后，当南海各国已经能向大宋出口琉璜之后，日本的琉璜价格还在上涨，摆明了又有一个大买家加入了进去。
石越绝对不相信辽国买进这么多的琉璜只是为了造鞭炮。
然而，这些蛛丝马迹同样也是不足以说服司马光的。所谓的辽人将要南侵，对于司马光，便如狼来了一般，他一生之中，经历过不知多少次，以往每次宋辽两国的国力对比都不如现在来得乐观，过去辽国国力稍强时都没成真的事，在如今大宋国力稍强时如何会发生？尤其是几年前辽国都没有南犯，更加坚定了司马光的这种信心。除非有确实的证据，否则，司马光一定会将此视为大惊小怪，或者干脆是某些人企图生事的阴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但石越并不想用那个办法。只要他足够坚持，不管司马光愿不愿意，石越能够让国家进入战前状态。但他不想冒这个政治风险。特别现在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如果他表现出与司马光过于明显的分歧，一定会被人利用。
况且，他还有别的更加温和的牌可以打，只不过他有点拿不准能否成功。
但是，既然依靠范纯仁来说服司马光已经失败，朴彦成的奏折也没带来什么帮助，那么，石越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辽人南下，而什么也不做。
他也许可以找一个人帮忙。
这六七年来，一直小心谨慎、低调行事的清河郡主，在高太后面前有巨大的影响力。高太后不会容忍一个上官婉儿，但是清河郡主生性谦退恬淡，平素从不主动发表意见，偶尔高太后见询，却常一语中的，这么着跟了高太后六七年，石越知道，高太后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重视她的意见，许多的决策都会咨询她。
而石越与清河郡主的关系非常密切——两家过往的交谊不说，清河郡主的独子狄环订下的亲事，便是石起的第三女。原本清河是想让石蕤嫁入她狄家，但是议婚之时，卜吉祷签，皆不如意，只得做罢。除此以外，清河的哥哥赵仲佺于绍圣四年封建于歧国，石越也是极尽礼遇。
自绍圣二年春诸路旱灾，同年冬京师雪灾，三年秋京西路、陕西路大旱，四年春又有小规模的旱灾……连续三年的灾害频发，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大灾害，而且宋廷也竭力救济，但仍然免不了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其时还处在恢复期的宋廷，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大乱子，一方面为了支持南海诸侯，于是派遣官吏在发生灾害的地区招募流民出海，三年之内，先后总计赏赐给南海诸侯近十万人口。但这自然不是公平分配的，其中雍国与曹国因为最亲贵，各得到两万人，邺国也分配到一万人。但是，绍圣四年才就封的歧国，在石越的有意关照下，竟也得到近两万人——也就是说，石越把当时还在杭州、广州等港口停留的灾民，几乎一股脑全部给了赵仲佺带到他的封国。
绍圣五年，因为歧国公传回水土不服染病的消息，石越又向高太后请旨，从翰林院挑选了十名医官，整整装了两船的医书、草药，赏赐给歧国。又因传言歧国所在的婆罗洲有食人蛮夷，同年，石越又以此为借口，赐给同一年封建、同在婆罗洲的歧国、洋国、英国各一个指挥的东南禁军，以及足够装备千人的武器盔甲。
石越甚至还暗中差使唐家协助赵仲佺，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筑起了一座坚固的东歧城。
若以立国形势而言，南海诸侯中，再也没有比歧国公赵仲佺来得更加轻松的了。
石越与赵仲佺没什么交情，他如此关照，清河郡主自然也是心中有数的。与石蕤的婚事不协，她仍然坚持联姻石家，便已经是一种投桃报李之举。
如果请清河郡主在这件事上设法说服高太后，清河郡主一定不会拒绝。但是，如果让人知道是他石越请清河代为游说，那么对他与清河，都会是灭顶之灾。只不过这种风险是很小的，石越深知清河郡主是极聪明的人。
让石越犹豫的是，清河虽然对高太后很有影响力，但却不是一定能说服高太后。他拿不准成功的机率有多大，若是不够大，他觉得轻易不该找清河帮忙。
就在石越还在为是不是要找清河帮忙而犹豫不定的时候，唐康也在心事重重。他在太皇太后面前力陈辽人即将南侵，结果除了换回石越的一顿臭骂以外，竟是什么作用也没有。他瞄了一眼书架上的历书，今日已是二月十日！
绍圣以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汴京的天气一年比一年冷，绍圣二年的冬天，汴京竟然整整下了一个月的雪，黄河冰冻，载满了粮食的牛车也能通行无阻。此后几年，虽然没有那样的暴雪成灾，但是如今已是二月，已经算是春天，但一大早起来，唐康就能感觉一股寒流直钻进脖子里。
这日乃是旬休，不用上朝，也不用去枢密院当班。唐康自出使辽国回来后，恰巧又赶上王安石去世，忙了一通，他又因为被石越训斥，自己的主张又不被朝廷采纳，心中不快，因此这一阵都是闭门谢客，每日自密院回来，便只在书房读书。
今日文氏因许了几个孩子去动物园，早早便出了门。金兰因为是逢十——太皇太后特别恩许，凡是假日，特许金兰进宫陪王贤妃说说话。大宋法令，逢十旬休，因此金兰一大早便进宫去了。唐康在家里读了一会书，心里翻来覆去的却只是念着辽人要南犯的事，也没什么心思。他性子如此，当日石越与他说的，不论有理没理，反正他也没如何往心里去。毕竟，不管石越高兴不高兴，他也承认了辽主是很可能要南侵的。对唐康来说，知道这个就够了。况且，石越所说的，也许有理，但唐康觉得，总归是保守了一点——以今日之形势而言，如若真的恢复了幽蓟故地，大宋控制着云州、幽州，管他契丹南下不南下，哪用得着这么风声鹤唳。
想着这些烦心之事，唐康更觉索然，干脆把书给丢了。
无论如何要想个办法。唐康在心里想道。司马君实不愿意面对现实，那就逼他面对现实。
他一面心里谋划着，一面随手翻弄着摆在书桌上的一堆名刺、札子，这都是这十来日收到的，迟早都要一一回访。其中有几份名帖放在显眼处，这些都是金兰替他打理的——自从唐康回京任职后，他们夫妻关系好了许多，虽然他心里仍有芥蒂，但是有金兰替他打理这些事情，唐康心里也知道，他找不到第二个人能比金兰处理得更好。如这些名帖，既是放在显眼处的，那必是金兰认为重要的。
他一张张拿起来看，摆在最上面的，是武成侯杨士芳与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札子。那是上次他们访唐康不遇，唐康着人送了封札子去谢罪，这是二人的回书，约唐康在方便时小聚的。他知道杨士芳的心思，笑着摇了摇头，将札子丢到一边，拿起第二封。
第二封却是永丰张叔夜的名刺。唐康看到这个名字，不由愣了一下。这些天来，这个张叔夜的名字他已经听了不过十次了，举荐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来密院替他说项的人不计其数，甚至密院内部也有不少人称赞他。唐康虽然知道他的背景，却原也不以为意，但金兰将他的名刺放在这显眼之处，看来又是个麻烦人，这张家的故旧，一定比他想象的还要多，还要重要。
既然如此，将这个叫张叔夜的家伙调到广信军去做通判好了。辽人如果南下，十之八九要过遂城，不是将门之后么？那就看看他有没有他祖上的本领。不过，唐康也只能想想而已。他既决定不了一个六品官的任用，而且也知道这个张叔夜想要的，是枢密院某房的同知事，或者是兵部的员外郎这样的职位。
他哼了一声，将这名帖扔进废纸篓里，又翻了几张名刺札子，却都是些没意思的人和事，心中所谋之事，更无半点头绪，他心间烦恼，不由站起身来，大喝一声：“来人！”
一个门外伺侯的亲随连忙跑了进来，欠身问道：“官人有何吩咐？”
“备马，去杭州正店。”
“是。”那亲随忙哈着腰答应了，退出去准备。
这“杭州正店”，座落于熙宁蕃坊惠民河畔。店主不是旁人，姓楚，名沅——正是楚云儿当年的侍婢阿沅，这楚姓，乃是她为纪念故主而改姓。她在楚云儿死后不久，负气出逃，饱经沧桑，后来被陈元凤偶遇，先是送至现任太府寺丞的李敦敏府上安置了一年多，后来才禀明石越。石越虽然对此大喜过望，但是他知道阿沅的性情，深悔当年之粗暴，因阿沅既不想回石府，又不愿嫁人——以她的身份经历，即使有石越作伐，也是嫁不了什么好人家，除非她愿意当妾——因此，干脆便顺了她的意，在熙宁蕃坊觅了好处地方，重金买下，送给她，开了这么家杭州正店。所有这些，石越怕惹弹劾，不便出面，且阿沅也不愿意领石越的情，故全是唐康与李敦敏经手办的。
这阿沅虽经历很多苦楚，对旁人性子似改了不少，但对石府，却仍旧如初，甚至是有更多的怨气。她回了汴京，与石府并不太亲近，惟独只与唐康说得上话，只是唐府的两位夫人，都是名门出身，却比不得石府的桑梓儿出身较低，能折节下交——二人虽说对人和气，但那种“和气”，是骨子里高高在上的“和气”。若真让她们与阿沅这等侍婢出身的女子来往，那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二人便是与阿沅多说得一句话，都似乎是玷污了自己一般。因此，阿沅也几乎从不去唐府，反倒是将住了一年多的李敦敏家当成自己的娘家一般。
但唐康却会经常主动来这“杭州正店”，尽管阿沅也不如何对他假以辞色。
在唐康的心里，少有什么儿女之情。但不知为何，对这个阿沅，唐康却似乎怀抱着一种愧疚、同情，也许还有其他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无论如何，当年楚云儿之事，唐康知道自己是有责任的。而这个女孩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一手改变的——原本，她应该与她那美丽的主人一道，在杭州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除了这些愧疚，这家杭州正店，也是唐康很喜欢的地方。
这家店店如其名，店里的侍女、小二、茶酒博士，都是杭州人，说的都是带着杭州口音的官话——杭州可以说是唐康的第二故乡，如今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故乡，因为他的父母兄弟，大多定居于杭州。来到这里，让唐康有一种回到故乡的亲切感。
而阿沅虽然对他爱理不理，但反而更让他觉得舒服自在。礼貌周到，有时候让人舒服，但有时候其实是一种距离，把人隔得远远的。唐康觉得自己也许是有点贱骨头，但是，他的确觉得这里更象是家。
因此，这几年间，逢有大喜大悲，或者是稍有闲暇静坐，他都会来杭州正店。不仅仅是他，这里也是许多新党、石党官员爱来的地方，并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家店子的女主人与石越的渊源，很多人是因为李敦敏来的——李敦敏经常带着同僚前来聚会，而大凡有过东南为官经历的人，来过之后，都会喜欢上这里。
唐康在店门前下了马后，马上有店里的马夫来牵马照料。他是熟客了，进了店，一个小厮马上笑着迎他上了楼。他比不得李敦敏的待遇，杭州正店留了一间雅静的小院子给李敦敏，留给唐康的，却只有主楼楼上的一个清静座位。他也不挑拣，由着小厮上了茶水果子点心，一面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笑道：“这几日可曾见着李大人？”
“李大人却不曾见。”那小厮摇摇头，一面麻利的摆放点心，一面笑着回道：“倒是范都司来过几回。”
“哦？”唐康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他倒会偷闲。”
小厮口中的“范都司”，自是指范翔，他现任尚书省右司员外郎，故有此称。尚书省右司掌尚书省兵、刑、工等诸房文书，凡是尚书省与兵、刑、工等部寺往来之文书，都要经过尚书省右司，并有纠察之责，可以说品秩虽低，职权甚重。但唐康却也没太放在心上，他与范翔虽然很熟，而且关系还算不错，可到底却是范翔与他亲近得多，他与范翔亲近得少。
那小厮哪知这些，见唐康有兴趣，又笑道：“是啊，范都司可比都承闲多了，都承都有多少日子没来了，范都司前日晚上，还与阳信侯一道来喝酒呢。”
他说着，忽然伸头探出窗外，往楼下看了一眼，缩回头便笑道：“都承，瞧瞧，说曹操曹操到了。”
“嗯？”唐康一惊，不觉道：“阳信侯来了？”一面说着，一面也探头朝楼下望去——来的却不是田烈武，而是范翔和潘照临！小厮还在絮絮叨叨说道：“那位官人却是面生，想是生客……”唐康已连忙起身，一面吩咐：“休要聒噪，快，找间雅静的小院。”说着话，已经大步下楼去了。
若不是在这杭州正店巧遇，唐康差点把潘照临给忘了。
自绍圣以来，潘照临便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便是唐康，也只能偶尔见着。当年石府的三大幕僚，司马梦求早已入仕，如今贵为云阳侯、兵部侍郎；陈良终究还是不愿意做官，石越便荐他去了西湖学院，做了教书先生，据说南海有好几个诸侯想请他去做相国，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连潘照临也离开了石府，虽然偶尔在汴京出现，但轻易难以见着。
唐康知道这是石越的避嫌之策，绍圣以后，他权位更高，养一些平庸的幕僚也就罢了，但潘、陈二人，在石府多年，名声在外，养着这样名声过盛的英材，那不仅仅会有国家大事决于私家的讥讽，而且还会招来更加严厉的猜忌与攻击。司马光就几次当面建议石越举荐府中人材出仕，为国家效力。甚至连太皇太后都当殿询问二人的才具，要赐二人进士出身。石越没法拒绝，只得遣散潘、陈二人，府中只留了几个替他写奏折、整理文书的寻常幕僚。又因二人不肯出仕，为了表示无异志，更只能让二人离汴京远远的，这才让陈良去了杭州，潘照临则游历天下，一年之中难得有几天会在汴京出现。
唐康再也想不到，竟会在此时此地，遇着潘照临。这如何能不叫他喜出望外？待潘照临与范翔落了座，店里的茶酒博士还在上茶温酒，唐康便已迫不及待的向潘照临行了弟子礼，惊得店中的小厮目瞪口呆的望着潘照临。
唐康却也不理他们，亦无避嫌之意，礼毕落座，便问道：“先生，几时回的京？”
“昨日方到。”潘照临笑眯眯的喝了一口酒，“路上听说王介甫故了，可叹，可叹。”他口里说着可叹，神情语气中却殊无半分“可叹”之意。
范翔闻言，也叹道：“是啊，宝元、庆历的进士，如今也快凋零得差不多了。”
唐康听得一愣，他知道王安石是庆历年间的进士，司马光却是宝元年间的进士，范翔这句话，似是另有深意。但他此时也无心细究其中含义，又问道：“那先生见过家兄了么？家兄念叨先生好久了。”
“相公事繁，我过些日子再去。”潘照临捻须笑道，唐康这才发觉，这位石府的第一谋主，如今也是须发花白了。
他看见这时店里的小厮全都退了出去，因知道范翔是自己人，也不用避讳，便道：“先生还是尽快去见见家兄。”
“唔？”潘照临也有些讶然，望着唐康：“出何事了么？”
“倒也没甚大事。不过……”唐康当下便将他出使辽国回来后发生的事，拣着重要的，对潘照临又说了一遍。“先生，我本来是一筹莫展，但总算天无绝人之路，若先生去与家兄说，家兄素来信任先生，必能柳暗花明。”
他一面说，一面留心察看二人神色，见范翔神情中颇有惊诧之色，便知他此前并不知道其中内情。但再看潘照临，却一直是眯着眼睛，连一点吃惊的意思都没有，他心下生疑，不觉又问道：“先生莫不早知道了？”
他这么一问，潘照临不由笑了起来，“康时真当我是神仙么？”
唐康想想，也不由笑道：“先生谋略，亦近乎神仙了。”
“那到底还不是。”潘照临轻轻啜了口酒，又笑道：“康时，此事与相公再多说亦是无用。”
“为何？”唐康一怔，没想到潘照临会断然拒绝。
“相公有相公的想法。”潘照临望着唐康，道：“况且此事，其实也用不着康时来操心。”
唐康脸一红，“只是此事关系太大，让先生见笑了，我想起此事，实是睡不安寝。”
“潘先生，国家兴废存亡之事，在下也以为不能以位卑而置之度外。”范翔也在一旁说道，“康时这份胆量担当，令人钦佩。若是我，扪心自问，便绝无胆子在太皇太后面前下此断语，便凭着这一点，先生也不能不帮康时想个法子。”
“办法有的是。”潘照临瞥了瞥范翔，又瞥了瞥唐康，突然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