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五！”
各种口音的喊声，在大厅内此起彼伏，每个人的声音中，都带着狂喜，曹友闻亲眼见证，短短半个时辰内，界身巷金银交易所，铜钱对交钞的比价，暴涨到一比五！
熙宁十八年，二月七日。
当石越在汴京一日三下敕书，却遭遇给事中三驳的时候，大名府通判唐康，正在驿馆设宴，宴请使辽归来的告哀使范翔。
因为范翔的身份特别，宴会亦十分的简单、朴素。没有歌妓助兴，甚至连荤腥也没有，简简单单的几样素菜，令得来作陪的大名府官员，都没什么胃口。彼此敷衍一番之后，身为东道主的唐康，更是借口范翔鞍马劳顿，公然下起逐客令来。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亦顺水推舟，纷纷告辞离开。没多久，驿馆当中，便只剩下了范翔与唐康两人。
但待大名府的官员走后，唐康却并没有半点顾惜范翔“鞍马劳顿”的意思，竟又吩咐下人另外在小厅里重新置了酒菜，拉着范翔过去坐了，一面笑道：“全走了这才清静。我原是有些事想问问仲麟兄，这些没相干的人甚是碍事。”
范翔使命在身，本也无意与大名府的官员过多的周旋，但他也颇知为官之道，更绝不愿意这么无缘无故得罪同僚，更何况大名府乃是大宋朝的北京，亦算是仅次于东西两京的权贵聚居之地。唐康这作派，虽是为他解了围，却也令他暗暗叹气——方才在宴会间，范翔便已看出来了，大名府的官员们，都有点惧怕这位年轻的通判。而唐康也显得很看不起他麾下的官员，除了对范翔，他几乎不拿正眼去瞧别人。
范翔自然也是知道唐康的身份，石越如今贵为右相，桑充国又是天子之师，唐康自也是跟着水涨船高，他的确亦与一般官员不同，这大名府的官员权贵，免不了都要巴结他。但范翔亦知道，大宋朝与历朝历代不同，自庆历以来，朝中分党结派，越来越理所当然，不加掩饰，宰相虽贵，但却也要面对各方各面的政敌，明枪暗箭，稍不小心，便会中箭落马。甚至堂堂宰相，被小小的台谏官扳倒的事，在大宋朝，也不是多稀罕。如今的朋党，虽然多是由政见不同而引起，但仍有少数人，却根本便是由平时一系列的私怨而各为朋党，互相攻讦，而这些官场恩怨，绝大多数，正是这些官员们在州县任职时结下的。范翔便听说过这样的事例——有个官员因为做知县时，到旁县同年那里借些木材被拒，便恼羞成怒，与昔日好友割袍断交，一直到了两人都做到朝中大臣，依然互相攻讦不已。他冷眼旁观唐康的所作所为，简直便是哪样不招人忌恨他便不肯做哪样。
他一面笑着应酬唐康，有心要规劝几句，却又顾虑着与唐康并无深交，不便冒昧。但若不说，心里又觉得愧对石越知遇之恩，且唐康当真闯出祸来，所谓城门失火，他范翔又岂能真的不受波及？一时间真是如梗在喉，却几番都是欲语又止，喝下去的酒，吃下去的菜，皆是食不知味。
但范翔本不是特别有耐性的人，如此煎熬一阵，想来想去，终于还是按捺不住，说了几句闲话，便不动声色的转过话题，笑道：“大名府多钟鼎世家，难为康时……”
“有甚难为不难为的。”唐康不待他说完，便笑着接过了话头，“不过，在这北京为官的难处，不瞒仲麟兄，我早已领教过，如今竟是习惯了。我这个小小的通判，除了处理民政，还要协筑修造城寨，这中间，与这些所谓的钟鼎世家，可没少打交道哩……”
唐康一面起身给范翔满了一杯酒，又语带讽刺的笑道：“来此北京，不足一年，弟便专学会了这些豪强打交道。不瞒仲麟兄，我初来之时，原是有洗心革面之意的，既想把事情办好了，又想不得罪人，总想令上上下下，都夸我会做人。可惜，可惜……”
“可惜什么？”范翔忍不住问道。
唐康端起酒盏来，劝了范翔一杯，方又笑道：“可惜到头来我发觉，和这等可以通天的豪强打交道，不是他压倒你，便只能你压倒他。我若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还想为朝廷做点事，便只有比他们更强横些，他们才肯服我。这笑脸迎人，有时候还真是不如五色棒管用啊。”
唐康笑嘻嘻的说着，差点没把范翔给噎着。他望了唐康一眼，几乎疑心他看穿了自己想说什么，特意说这些来话来堵他的口。
“仲麟兄不是外人，亦不必瞒兄。”唐康旁若无人的挟了口菜送到嘴里，“我可不是啥君子，这大名府不知有多少人恨透了我，也有人指使人在汴京弹劾我，嘿嘿……他们若有本事扳倒我，我便认命；但若扳不倒我，我亦没甚肚量，大丈夫恩怨分明，管他家多大势力，有何背景，我既是这一郡通判，要令他家鸡犬不宁，亦不过是反掌之事。这些个豪强、官吏恨我，惧我，亦是理所当然，我如今是蚤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怨恨我的人多了，我亦也习惯了。我曾一日之内，在衙门将五个钟鼎之家荐进来的小吏打得半身残疾；这府衙里的公人不听使唤，我便敢寻了个由头，用军法一次斩了二十名公差——好叫仲麟兄知道，在这大名府，我也有个外号，豪强、官吏管我叫‘二阎罗’，嘿嘿……”
唐康轻描淡写的说着他这些事迹，范翔已是听得目瞪口呆。
“怎的我此前，竟从未听过……”
“这点小事，岂敢劳动尊耳。”唐康笑着又喝了一杯酒，意味深长的说道：“有些时候，还是要用刀棒成本最低。”
范翔本是最玲珑的人，但此时亦只能苦笑摇头道：“这亦只是对康时而言，若换了别人，早落了个没下场。”——这却已是他能说的最直率的话了，他心里也明白，能够轻描淡写的和他说出那些话来的唐康，是根本不可能听得进他的规劝的。
果然，便听唐康叹道：“可惜便是这句大实话，这大名府也没人敢当面对我说。”他的语气中，竟有几分失望。但他旋即换过话题，笑道：“不想却说了这许多闲话，见笑，见笑。仲麟兄当知我想请教的是何事？”
原来方才所说竟是闲话？！范翔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在心里苦笑。
唐康却当他在等自己开口，不待他回答，又继续说道：“契丹聚兵于燕蓟，想必也是明白，和大宋作生意，还是用弓马来取成本低些。此番仲麟兄与章子厚相继使辽，所为何事，我大概也知道一些。今日之势，若不能息契丹之兵，这大名府，便难免要沦为战场。朝廷煞费苦心，要以大名府为枢纽，构筑一道火炮防线，以捍卫京师，只可惜，这防线如今……”
“如今又如何？”范翔听出他话里的蹊跷。
唐康摇了摇头，“耗费了许多钱粮，动用了不知多少人役，只是却不知令多少人中饱了私囊。”
“啊？！这……”范翔不由得大吃一惊，手一抖，杯中的酒都几乎泼了出来。
唐康的神色却仍然十分淡定从容，“我来大名后，仔细巡视了，朝廷若再给我三五年时间，足钱足粮足人，我尽力弥补，保管到时能令契丹轻易难越此防线一步！但若是如今，嘿嘿……仲麟兄若亲去看看便知，有些城寨，枢府的图上令修在甲处，因要占了哪家豪强的风水宝地或良田庄园，或因当地早已有无数的民宅，拆迁不易，结果往往修到了几十里之外——如此南辕北辙的城寨，不下十余座。此外，偷工减料，无论完工与否，几乎处处皆有，譬如枢府明令，为防契丹火炮，城寨须以石头、水泥筑成，如此才能坚固可用，但我可以肯定，至少有三座城寨，报的是石城，实际却依旧是土城——只不过是用石头筑了个城门，以充门面。”
“这……”范翔已听得耸然动容，“康时，这可开不得玩笑，此前这乃是吕公著监修……”
“吕公著又如何？”唐康冷笑道，“要修筑如此多的城防，在大名府居然没弄得怨声载道，我却不信谁又有这个本事！只不过君子们自有说辞，此事说不定反成一件不肯扰民的美谈呢——便是这大名府，仲麟兄只看见大名府的南城和北城，可没见着东城和西城罢？东城西城的城墙之下，商铺民房，盖满了护城河的两岸，延绵数里，至今没有拆完。吕公著只拆完了北城外的房子，南边的是我搞得怨声载道，才勉强清除的。不论士绅豪强，还是市井小民，都只知道天下承平已久，如今乃是太平盛世，只要契丹人的弓箭没射到大名府的城楼上，谁也不愿自家的产业为了那没谱的事就这么没了。说不得，只好我来做这个恶人。”
“那……为何我不曾听说康时曾上报朝廷？”
“那又有何用？自古以来，太平年间要不忘武备，便是一件难事。朝廷和开封府既管不了御街上随地占道摆摊的商贩，也管不了汴京城外越来越庞大的新坊区，又如何奈何得了这大名府城外的民房？更何况，只需读读最近的邸报，便可知司马君实心里想的什么，若非迫于无奈，他现在恨不能停了一切‘劳民伤财’之事。我此时去弹劾吕公著，非止奈何不了他，还给了那些手眼通天的豪强一个机会，他们还不借此机会，兴风作浪，大造舆论？汴京城外的坊区，便是前车之鉴，只怕正好促成司马君实下定决心停止修筑这防线，说不定还要成全吕公著的美名。便是侥幸如愿以偿，令朝廷震怒，如此大事，太皇太后自免不了要派中使来覆查，以我‘二阎罗’的风评，只怕也不会有甚好下场。”唐康嘿嘿干笑了几声，“我犯得着去与吕公著同归于尽么？”
“可是……”范翔听唐康所言，虽然明知他说的都是实话，但却总是觉得唐康这个黑锅背得太冤。
但唐康倒是全不介意，又笑道：“兄亦不必担心——此事后面，除了吕公著，更不知又牵涉多少中贵人，我也不是好惹的，凭他是谁，亦没有这个本事，将这黑锅令我一个人来背了。这大名府，如今便是一潭臭泥，谁来过这里，都免不了要沾一身的臭泥巴。我亦不介意替吕公著来擦屁股，只要有时间，我总能设法弥缝起来。只是若契丹人来得太快，那说不得——这是死罪，其他种种亦顾不上了，我便只好孤注一掷，上章弹劾吕公著。”
唐康说得倒是波澜不惊，但范翔已见着他眼中闪着凶狠的光芒。范翔是个聪明人，他当然也知道此事不是闹着玩的——唐康背后有石越，而吕公著在旧党中，也是连根错枝，其中更不知道牵涉多少亲贵、宦官……他突然想到郭逵也在河北，心中一动，又试探问道：“此事郭枢副可知情……”
“他又不是瞎子，如何会不知道？只不过郭相公是断不会趟这浑水的。他有他的如意算盘——他本就觉得有他坐镇，用不着这破防线，亦足以御敌；何况就算万一真出了问题，他多的是理由可以置身事外，还可以叫吕公著和我当兵败的替罪羊。嘿嘿……他本来是奉旨意要查看这城寨修筑进展的，但郭相公却根本不进这大名城，进展如何，他只管行文给我，我说什么，他便信什么。如今他要么便住兵营，要么便去沿边州府，根本不叫自己有机会看见那些个破城寨，连这大名府城，他亦绝不肯多看一眼——郭相公长于谋略，这掩耳盗铃之策，实是炉火纯青……”
到了此时，范翔才终于明白，原来唐康并非是一点长进也没有。他当年在益州，便敢与益州四司衙门争长短，但如今到了大名府，表面上看依然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但实际却也颇知轻重。他心中又有点凛然——若是论到权谋心计，只怕唐康还在自己之上。
范翔亦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唐康与他原本相交并不深厚，但今日却如此交浅言深，那便是唐康料定他不敢出卖自己，更是在逼他说实话。他此时若还是虚与委蛇，便是要将唐康逼成自己的敌人——但唐康本人已非可欺之人，以其身份地位，范翔更是万万不敢得罪的。
更何况，对范翔来说，这未始不是一个机会。
他抬眼看了一眼唐康，只见唐康的眼中，闪烁着野心勃勃的光芒。看起来，他面前的这个年轻的通判，胸中之抱负，非比常人。
这一瞬间，范翔忽然想到，朝中党派之势力，越来越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也许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见到朝廷能去此“朋党”。自汉唐以来，所谓的朋党，往往只要党魁一死，便树倒猢狲散；但熙宁以来的朋党，却如同将根深深的扎进了朝廷的政治土壤当中——如今的新党，绝不会因为王安石、吕惠卿的倒台而销声匿迹；范翔亦无法想象，旧党会在司马光死后，便不复存在……那所谓的“石党”呢？
范翔的心跳猛然加速。
他毫不怀疑石越至少能执政到小皇帝亲政，甚至更久——到了那时候，难道石党便会销声匿迹么？
范翔难以相信这一点。他隐隐已意识到，将来的皇帝，很可能将会依赖、利用不同的“朋党”来掌控权力。这个，史上并非没有先例，而今日之局势，亦明显表露了此种趋势。
那么……在石越之后，总会要有几个人出来继续这庞大的政治遗产……当然，也许现在就未雨绸缪十几二十年后的事情，的确早了些，没有人能预计这么长时间里的变数，但是……
范翔又看了一眼唐康——眼前的这个“衙内”，的确还有很多的缺点，有些缺点甚至致命。但范翔亦不能不承认，唐康身上，亦有某种连石越都有些缺乏的东西……
范翔并不奢望能获得唐康的友情，他甚至怀疑在唐康那里，究竟存不存在那种东西？但是，他应当小心的得到唐康的好感与信任，同时，他还要小心的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一切未明朗之前，离唐康这样的人太近是危险的。他如同一团烈焰，靠得太近了，难免会被烧着。
范翔沉吟着，他要小心的措辞。
“康时，实不相瞒，我原本亦算不上使辽的合适人选……”范翔望着唐康的眼睛，他知道唐康这样的聪明人，有足够的智慧来判断真伪，“我对契丹原本便所知甚少，在契丹待的时日亦不够长。”他先声明着，“不过，若以区区之见，此番契丹虽然大举聚兵，绝非虚张声势，然却也未必一定会南犯。”他亦不愿意去考验唐康的耐心与器量，唐康早已声明，他“恩怨分明”。
“哦？”范翔话虽说得委婉，语气却很肯定，令唐康都有些意外，“仲麟兄敢如此断言，想必有所凭据？”
“敢问康时，辽主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又为先帝罢朝，亲率百官祭奠，仅以局外人观之，康时以为辽主是何心态？”
唐康一时竟是被问住了，他沉吟了一会，方有点不太肯定的回道：“仲麟兄之意是辽主心中亦迟疑难定？”
“我既不知辽事，亦不晓兵事。然我并不相信辽主会因我朝遭逢国丧，恪于春秋之义而罢兵，那么辽主如此作为，以常理推断，便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他用疑兵之策，要攻我不备，要么便是他自己亦没拿定主意。”
“但辽主亦算是英主……”唐康难以相信，“他当年兵变夺位之时，何等果决，岂会……”
范翔摇摇头，“这却非我所能知者。若从辽主之赫赫英名之来看，的确是不可思议。然若以常理而言，契丹也罢，大宋也罢，只要大军调动，便不可能瞒过对方——以今日之事论之，辽国君臣非无智谋之士，不可能不知无论他如何设计，朝廷总不敢掉以轻心。故若用疑兵之计，辽主应当是如此虚张声势几次，令我大宋疲于奔命，日久渐生懈怠后，再出其不意，大举兴兵，打我一个措手不及。我不知善用兵者，这般疑兵之计要不要真的劳民伤财的大举聚兵，只是我在辽国，见到辽主又是罢朝，又是亲率百官祭奠，当日我也曾亲眼见到辽主，总觉得他神色之间，有些犹疑之态。”
说到此处，范翔又摇头笑道：“不过，连我也不知我有没有看走眼。或许辽主便是要沽名钓誉也未可知。毕竟契丹一向也自诩为是承唐之正统，自居为中国……然无论如何，此皆为可疑者一。”
范翔的解释，的确是儿戏了些，唐康自到大名，便留意北事，若论及辽主耶律濬，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英主，说他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连南侵与否的决心都没有真正下定，这说出来，却如何能令人信服？
唐康心里不以为然，只问道：“既有可疑者一，便当有可疑者二……”
“这可疑者二……康时当知道所谓的‘四萧王’？”
唐康点点头，“略有所闻。契丹自耶律寅吉、萧素相继病逝后，朝中功勋之臣，便余下楚王萧岩寿、卫王萧佑丹、许王萧惟信、陈王萧禧四人，分掌南北宰相府、枢密院，北人唤之为‘四萧王’。”
“康时既然在大名府，想来许王萧惟信极力主张南犯，陈王萧禧却极力维护两朝通好，这些事情，亦瞒不过康时……”
唐康只笑不语，默认此事。辽国内部的这些分歧，无论是苏轼的奏折，还是职方馆的报告，都说得甚是清楚。按理唐康是不该知道的，在范翔使辽之前，甚至都对此一无所知。但范翔也猜得到，以唐康的身份，肯定有他的一些特权。
唐康早就知道，契丹如今权势最大的四位贵臣，便是所谓的“四萧王”，这四人中，萧岩寿为北府宰相，萧惟信为南府宰相，萧佑丹为北院枢密使，萧禧为南院枢密使。辽朝官制极为复杂，无论南北宰相府，还是南北枢密院，都各自掌握实权。以地位班次而言，是北、南宰相，要尊于北、南枢密使一些，而萧岩寿与萧惟信的资历，也要远高于萧佑丹与萧禧。但是另一方面，在契丹建国的历史上，宰相府原本是采用“世选制”铨选宰相的，也就是说，大辽的宰相，有很长一段时间，必出于皇族或国舅族，乃是贵族权力的体现。而枢密院之设立，却正是辽主为了强化皇权的手段。因此，在这样渊源下形成辽国官制，便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握有军政实权、位次较尊的宰相府，实际权力，反而不如枢密院。南北宰相府成为次于南北枢密院的权力机构，北枢密使则是群臣之首。所以，辽主虽以资历较深的功勋之臣萧岩寿与萧惟信任北南宰相，却将枢密院交由资历较浅，却是他的心腹之臣的萧佑丹与萧禧掌握。[176]
如此权力结构，原本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却出在许王萧惟信那里。唐康曾经查阅枢密院的档案，知道萧惟信在当年辽主耶律濬发动兵变夺位之时，曾经阴怀两端，以致在后来的平乱中，萧惟信一直被辽主有意无意的防范、疏远。但萧惟信毕竟也是辽主的功勋之臣，而且以契丹的传统，萧惟信亦是手握实权。因此辽主对他虽然并不太信任，却也免不了要一面防范，一面还要笼络利用。所以萧惟信照样能封王拜相，而且也时时被委以征伐之任，镇压女直、阻卜等族之叛乱。
然而萧惟信对于自己的地位，却似乎并不算太满意。从各种报告分析，萧惟信的怨气，可能出在与陈王萧禧的争端上。
萧禧之地位，原本远低于萧惟信，但南枢密院至少在行政、赋税、部族三事上，却偏偏正是南宰相府的上司——职方馆曾经搜罗了一些契丹重臣的奏折，唐康细读过这些奏折，便发觉萧禧与萧惟信，甚至在很多的小事，都是针锋相对，而二人的主要矛盾，则发生在部族事务上。
契丹今日之国策，乃是由卫王萧佑丹所奠定的“联汉、奚以制蛮夷”。契丹在统治的核心地区，优待汉族与奚族，与两族一道分享权力，宣扬“汉契一体论”等观点，并轻徭薄赋，拉拢二族，以稳固统治。但对除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部族，则实行残酷的压榨政策。萧禧与萧惟信的争吵，十之八九，便都发生在对其余部族的态度上。
萧禧主张即使对汉、奚以外的“蛮夷”，也要怀柔……
萧惟信却认为契丹本以弓马立国，对不听话的蛮夷，自然不能客气，更质疑萧禧是含沙射影的指责他在镇压叛乱时，过于残暴——唐康曾经听说，萧惟信曾因阻卜某部族迟交赋税，将满族两千余口，男丁全部杀死，女人与小孩，全部用马活活踩死，还强令着几十个部族头领去观看……
萧惟信请求将汉族事务划归南枢密院、南宰相府管辖，将中书省虚设，以“减少冗官”，节省用度……
萧禧却坚决反对，以为“汉俗不与国俗同”，虽“三族一体”，但依然应当“以汉官、汉俗治汉人”……
萧惟信大赞辽主武功过于唐太宗，中兴大辽，劝辽主以“四海来朝”为志向……
萧禧却上表说“强邻环视”，要辽主“通好于南朝”，“不可复以二十年前之南朝视之”……
总而言之，二人之矛盾，几乎难以调和。
唐康知道萧禧曾经数次使宋，对宋朝之认识，自然远较于其他官员为深。而且他原是北面林牙出身，虽然契丹人往往不分文武，但是能做到林牙，在契丹人当中，便算是真正的读书人了。而他如今之官位，更被契丹人视为“文官”之首领。故此，在契丹要臣中，萧禧与北面林牙承旨赵思茅、翰林学士承旨室得臣等人，是极力主张维持宋辽通好的——那赵思茅与室得臣，亦非寻常大臣，据说近几年辽主之圣旨，十有八九，都是这二人主笔，凡有军国大事，辽主都会先征询他们之意见。
但萧禧等人对契丹朝政的影响力，却在这几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唐康一直认为萧惟信只不过是希望挑起更多更大的战争，以牟取更多的权力与功勋——对萧惟信这类人而言，他的权力、功绩、财富，都要靠战争与抢掠来满足，但从唐康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契丹内部，萧惟信一直都有很多支持者——契丹的国力欲是恢复、兴盛，这类的支持者，就越多。在几年前，契丹的新贵们还能从宋辽贸易中享受极大的好处之时，萧禧们还能压制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好战之徒。但这几年间，契丹国用日渐匮乏，金银缗钱，要么流入大宋，要么被贵人用来修建佛寺，眼见国内百货腾贵，民怨四起，身为南枢密使的萧禧免不了便成为众矢之的。而自辽主重新统一辽国以来，契丹几乎每战必胜，军力强盛之下，越来越多的契丹贵人，开始怀念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的时代……而对于宋朝趁火打劫，不再向辽国交纳岁币，更让许多人愤愤不平。一段时间内，只是惧于宋军大败西夏的强大，这些人还不敢轻举妄动——但随着宋军在益州颜面尽失，熙宁十七年以来，国内危机不断，千疮百孔，久怀不满的契丹贵人们，几乎都觉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候。
这一次辽国极力主张南侵的，除了南府宰相萧惟信以外，更有夷离毕韩何葛、北院宣徽使马九哥等重臣——这韩何葛乃是渤海人，而马九哥则是汉人，即是说，契丹国内主张南侵的势力，早已不限于契丹人。其势力之强大，绝非萧禧和他的那一班“文臣”可以相提并论。毕竟，契丹与大宋不同，契丹文臣的地位，总体来说，是比较低的。
因此，唐康心里抱的指望，是辽主耶律濬与卫王萧佑丹还能够保持清醒，唐康到大名府虽然不久，却也已了解辽主的关键。辽主耶律濬在辽国威信极高，其权力亦非大宋朝之皇权可以相比，是战是和，最终还是决于他之口。而在辽国，最能影响到耶律濬的，无疑便是卫王萧佑丹。唐康虽然并不知道详情，但他亦隐约了解到一些，石越遣范翔使辽，其中另有隐情。
他表面虽然做出一副很认真听范翔分析的神色，心里面却并未太当回事，他只想从范翔的言语神色当中，得到一些他的秘密使命是否成功的讯息。
“……重臣各持战和之策，人心未一……”
范翔继续在口若悬河的分析着契丹国内的形势，说着唐康早已了如指掌的事情……唐康眯着眼睛望着这位“告哀使”，心里面也在揣测着：他的语气如此肯定，究竟只是出于他那一厢情愿的乱猜，还是另有所据？
汴京。保慈宫。
高太后又望了一眼那一堆如小山一般高的未批阅的奏折，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停下笔，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伸出手来揉了揉眼睛。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她感觉左眼看东西有点模糊，奏状只要看久了，就头晕眼花，甚至能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但即便贵为太皇太后，对这眼病，亦只能束手无措——太医们看了好几次诊，但结果却是各说各的，聚讼纷纷，不同太医开出来的药方，几乎是南辕北辙。太医既然这么不靠谱，高太后便避过两府的宰执们，悄悄叫人找了几个高僧想办法，高僧们献了个法子，要她一日念数十遍的什么“光明咒”，念够七七四十九日，便可奏效，高太后依法施行，如此也有许多时日了，但到目前为止，亦是毫无效果。陈衍也私下里派人找了汴京的几个民间名医问诊，那些名医亦是没什么好办法，多数只说要患者“少用眼”，不可过度劳累，须多多歇息——但这个法子，即便是行得通，对高太后也不适用。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事情，需要她来裁决。她当然可以将大多数事情交给两府处理，但她接过这个摊子不久，若一开始便如此懈怠，只怕时日一久，便容易被两府架空，到时候再想收回权力，可就难了。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之前，高太后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松，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这样才不会被臣下欺瞒利用。
更何况，如今朝局还如此“热闹”。
二月七日，“盐债敕”封驳案震惊朝野。政事堂一日三下敕令，门下后省一日三驳，政事堂旋即态度强硬，此事关重要，不容拖延为由，次日便将“盐债敕”交付廷议。
但是，对于“盐债敕”的反对的规模，也是超出了高太后的预料的。仅仅二月八日一天之内，弹劾石越卖爵的弹章，便多达三十余份。其中不乏重臣——御史中丞刘挚，便赫然在列。
二月十日，高太后在内东门小殿主持廷议，以刘挚为首的反对者气势汹汹，十几名待制以上的官员近乎威胁的表示，如若高太后赞同此敕，他们绝不再立身于朝廷之中。这些官员，要么是亲近的侍从，要么位居要津，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旧党”，高太后也久闻他们的名声，对他们颇有好感。
但当日廷议，司马光、范纯仁不惜引火烧身，公开替石越与“盐债敕”辩护，这对朝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旧党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虽然这些官员马上对司马光、范纯仁也大加挞伐，但无论是谁，都明白此时此刻，高太后将做何选择。仅仅在一日之内，高太后就迅速做出决定，罢梁焘、沐康，颁行“盐债敕”。
盐债敕虽然最终通过颁行，但风波却并未就此停息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十一日，那些发出威胁的旧党大臣并没有善罢干休，纷纷上表，再次弹劾司马光、石越、范纯仁，要求朝廷取消成命。御史中丞刘挚更是请辞，自请出外。
高太后将这些弹章全部留中，又下旨劝慰刘挚。
但刘挚却并不买账，反而誓言绝不罢休。而除了刘挚外，其余诸人也没有任何就此收手的意思，有人怒而告病不出，有人锲而不舍继续上表辩驳，有人甚至跑去政事堂与司马光、石越理论……
甚至连清议也不支持石越——清议反对的理由，与当初门下后省的理由几乎相同。未入仕的读书人，既坚决反对卖爵，更公然质疑朝廷的信用，许多人都担心这不过是又一轮的巧取豪夺，或者说，为以后朝廷的巧取豪夺，开了一个坏头……
惟一的好消息是，据说自二月七日开始，界身巷交钞的价格便在不断的上涨——但高太后并不能明白那有何意义，她的内心中，反而更赞成刘挚在廷议中说的：“朝廷乃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商贾共天下！”
界身巷的什么事，高太后是漠不关心的，激起士大夫与读书人如此巨大的反对，才是令她怀疑与担心的。
然而石越却似乎没有半点动摇。而司马光至少在表面上，是坚定的支持石越的。甚至政事堂内部，表面上也显得很一致——原本高太后是以为至少孙固会反对的，但这一次孙固虽未很主动的支持石越，却也并没有站出来带头反对，这令她十分的意外。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管石越用的什么办法，他至少成功的说服了他在政事堂的同僚。
既然如此，即使高太后心里再怀疑、再动摇，她亦只能将这些藏起来。
仅仅在二月十五日，石越便顶着压力，以政事堂的名义，公布了发行盐债的细节，以及王安石在杭州成立都提举盐债司之事。
对于反对者来说，这如同挑衅。
甚至有一些原本沉默的人，也站了出来，指责石越“弄权”。王安石早已前往杭州的事公布之后，人们都明白了一个事实——石越对反对者毫无尊重可言。矛头对准了石越，熙宁初年关于王安石的记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忽然再次清晰起来。人们相信这只是石越步王安石后尘的第一步。矛头也对准了司马光、范纯仁——尤其是司马光，虽然他在旧党中威望犹在，多数旧党或体谅他的苦心，或以为他只是为石越所惑，或者视情面而不忍相责，但依然有一些旧党的“君子”，几乎将司马光视为“言行不一”的小人，视为理念的“背叛者”，还有人甚至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在一些激愤的旧党心里，石越只是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而司马光，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而后者更加难以原谅。这可能是司马光有生以来，个人遇到的最大危机。
一方面是以御史中丞刘挚为首的旧党诸君子对盐债敕的反对，另一方面，却似乎是还嫌朝野的局势不够乱，不仅旧党、石党中支持司马光与石越的官员也纷纷上表为马、石辩护，许多新党官员也不甘寂寞，许多新党官员的奏折，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盐债，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机会出一口胸中的恶气，甚至一些奏折中，试图挑拨旧党与石党关系，从中牟利的意图，根本不加掩饰。这些人打着支持盐债的名义，对反对者大加抨击，乃至冷嘲热讽……高太后虽然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却又投鼠忌器——在表面上，她只能站在支持盐债的官员这一边，否则，事情将不可收拾。
而所有这些官员中，最为活跃的，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这个同时受到司马光、石越欣赏的“新贵”，自任权知开封府后，便因封建之事，很快令得高太后不太满意。而如今，更叫高太后感觉此人乃是“喜生事”之人——蔡京不仅极为卖力的为盐债辩护，而且还公然抨击门下后省制度！他接连上表，以为门下后省制度，导致事权不一，殆误国事，建议左右仆射兼任门下后省长官。
在高太后的心里，蔡京的这个建议，倒并非不好。倘若两府的宰相们，都是由她亲自任命，她对两府有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那么，蔡京的这个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但目前的形势，高太后却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任何增强宰相权力的建议，她都不会去考虑。
高太后需要考虑的是，蔡京究竟是自己想拍司马光与石越的马屁？还是受了他们的暗示，来试探自己？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高太后此时都后悔自己最初的迟疑，即使只是蔡京想拍马屁，她的批答亦应当强硬果断，只有干脆、不留余地的驳回蔡京的建议，才能够有效的阻止后面源源不断的想拍司马光、石越马屁的人。
高太后也明白，有不少人当官，靠的便是揣摩上意。眼见着因为给事中们，司马光与石越惹上如此大的麻烦，以他二人如今的权势，多的是人主动出头，来替他们铲除后患。更何况，给事中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官职。
于是，她只是头两次批答时语气不够坚决，便惹来蔡京接连上表，而短短几日之内，竟然果真有官员应声附和！
这又是一个教训。
高太后闭着生疼的双眼，在脑子里草拟着批答的辞句。这一次，既不能伤了司马光、石越的面子，又要叫蔡京死心，从此不再提起，用辞语气，的确都颇费周章。
这一切，从应付乱成一团的朝局，到批答奏折时的用辞，还有每况愈下的左眼，都让她感觉到一种力不从心。高太后心里越来越渴望找一个合格的帮手，但是，她心里仍然还在时时戒慎恐惧着。她对任何臣下的依赖，都会成为她致命的弱点。她也不想在她垂帘的时期，留下私人干政的话柄，外朝士大夫的力量如此强大，若果真在内朝中有私人干政的事情传出，对她只怕不会有什么好处。
但是，她到底只是个老妇人。
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于朝中政事，她需要咨询意见——不仅是外朝的大臣们的，所谓兼听则明，以大行皇帝之智慧，也要派遣内侍出去了解民情政情。而高太后不仅仅需要了解政情民情，还需要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设身处地的替她出谋划策。士大夫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许多时候，都与她相差甚远。
从小的方面而言，她也需要有一人，能替她念奏折，说明事情的原委，让她的眼睛得到一些休息。也需要有人能根据她口授的旨意，写成恰如其分的批答，如此，蔡京这样的事情，才不会重演……
她很盼望身边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老实、规矩、听话，不致于激起两府与士大夫的反感，最好生性恬淡，也不会利用这种特殊的权力兴风作浪，并且自己能够可靠的加以控制，绝不至于脱离自己的掌控……
但是，尽管高太后心里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人选，她却难以下定决心。
高滔滔不能这么轻易就被眼疾打倒。
虽然有点力不从心，但高太后相信自己尚能克服。也许，念过七七四十九天光明咒后，我佛慈悲，真的能有神效呢？
想到这里，高太后勉强又提起精神来，提起朱笔，细想了想，在蔡京的奏折下面继续批道：“……国初祖宗故事，给事不过寄禄之官，原不与封驳之事，先帝定官制，乃设后省琐闼[177]，省读奏案，驳正违失……”
只写了这么几句话，便觉手腕酸疼，又停下笔来，抬眼却见陈衍正轻手轻脚的走进来。因问道：“题目可要来了？”
“是。”陈衍连忙尖声应道，趋步走近，将一份封好的文书，双手呈到高太后案前放好。
高太后点点头，将蔡京的奏折合起来，丢到一边，一面说道：“迟早需得修一座正正经经的贡院才成，各州解试还好，如今还可以腾出州学来考试，可堂堂省试，却依旧……”
说到这里，她不由得摇了摇头。其时科举虽然渐受重视，但自建国以来，大宋朝无论是解试还是省试，不仅考试时间还不是非常稳定，连考试之场所，都无一定之所。不论寺庙、廨舍、亦或是学校，哪里房子方便，便借用哪里的当成临时贡院，进行考试。熙宁十八年的省试，便是在汴京的开宝寺举行。而按照惯例，因为皇帝驾崩，这一年将不会进行殿试，省试的名次，便是最终的名次。因此——亦是因为此前那些贡生的“醉酒闹事”事件——高太后对这次省试，也极为重视。政事堂推荐翰林学士安焘知贡举事，高太后虽然勉强接受了，但并不太满意，又钦点了尚书左丞钱勰、副都给事中胡宗愈同知贡举。
垂帘未久的高太后，对外朝的大臣，依然还处在一个慢慢了解的阶段。她小心谨慎的提拔着有才干的“正人君子”。高太后有自知之明，她知道真正德行兼备的士大夫，是不太可能成为自己的“私党”的，但她也并未想过要在朝中成立自己的私党。只不过，任何时候，朝中自然都是贤能越多越好。而她亲眼看准了的人，她会更加放心。
尚书左丞钱勰便是她亲自拔擢的第一位重臣。此前一直在地方担任转运使的钱勰，出身名门，乃是吴越王钱氏之后。钱家在大宋，亦是世代显贵，不仅其族中子弟屡尚公主，而且中进士、或者开制科而历任朝廷重臣者，同样不胜枚举。
对于高太后来说，钱勰的确是她易于了解的外臣。此人敏于吏事、廉洁刚正、坚决反对王安石之新法，而且最重要的是，钱勰还以博闻强记出名，亦颇有文名——自垂帘后，高太后最迫切的希望之一便是有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翰林学士……
因此，令几乎是到尚书左丞任上履新的钱勰同知贡举，亦是一举多得，既是为了保证省事不要出乱子，又可以给钱勰的履历上，添上重重一笔。
至于胡宗愈，乃仁宗时名臣胡宿之子，系出晋陵名族，在熙宁初年便因反对新法，一直在州县为官，高太后点他同知贡举，主要却是因为别的原因——因为负责贡举之官员，一旦选定，便要径赴贡院，实行“锁院”，直到奏名放榜，才能出院——所以，在“盐债敕”封驳案爆发后，高太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位声望极高的副都给事中，以一个他无法反对的理由，“关”进了贡院中。
但即便安插了两位同知贡举，高太后依然还不是完全放心。虽然惯例上省试出题乃是内帘官的权力，可出于谨慎，高太后还是特意在引试[178]前，遣人去要来省试的策论题目。因为盐债的事情，朝廷乱成这样，谁也无法保证那内帘官不出什么岔子，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副都给事中——她实在不希望有人借着给省试出题的机会，再次激化矛盾。但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如果胡宗愈拒绝给她题目，她又岂止是讨了个没趣而已？
幸好如此尴尬之事，并未真的发生。
一旁的内侍此时已小心的将文书启封，然后远远的退到一边。高太后从中抽出一张纸来，又瞥了一眼殿中，眼见不可能有人能看到纸上的内容，这才缓缓的打开。
远远的站在下首叉手侍立的陈衍，这时也不禁悄悄抬起一点头来——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但是那毕竟是一张主宰着数以千计的读书人命运的纸——他看见高太后的视线落在纸上，然后……仅仅在一瞬间，他看见高太后的脸色，便那么凝固了。
过了半晌，他才见高太后抬起头来，脸上的神情，非常的难看。
“召韩忠彦！”
大名府。
“范仲麟是这么说么？”坐在大名府通判唐康的官邸内的，赫然竟是职方馆河北房知事文焕！此时他头带交脚幞头，穿了一身红色的锦袍，腰间系着蹀躞带，脚上踏着长靿靴——袍子虽是右衽，但其余穿着，却全是契丹风俗，这俨然便是来往于宋辽之间的宋商模样。
这样的装扮，若在汴京，不免会引人侧目，但在大名府却是再平常不过，这里乃是宋朝商人与北边贸易之重镇——往契丹贸易的宋商会在此最一次旅途的休整，而辽国过来的商人，也往往到大名府为止——因为在这里他们基本就能买齐他们所需的全部货物，只有极少数的辽商，才会更进一步的南下。因为辽人——不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奚人，都受不了宋朝南方的湿热，甚至连汴京的气候，他们都不是十分习惯。而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到汴京购买货物，虽然品种的确远远较大名府丰富，但对大部分的货物来说，不仅路途更远，也比大名府的更贵。有了如此特殊的地位，在大名府充斥着宋商、辽商，也是理所当然。这些商人上则结交达官贵人，下则出入市井闾巷之间，要想行动方便而不引人注目，无疑做这种所谓的“北商”打扮，是最自然的。
实际上，文焕的公开身份，便是一家专事皮毛、药材生意的小店掌柜——宋朝有不少这样的商人，为了收到珍稀的皮毛、药材，甚至会深入到辽国的上京去，这些商人经常不顾禁令，私自运送弓箭、佩刀、斧头、农具等等铁器出境，因为越是深入辽国境内，这些东西就越是受欢迎——尤其是女直、阻卜等部族，一张在宋朝极为普通的弓，在东海女直部那里，便可以换来两张甚至三张上好的虎皮！当然，这样的生意自然不会太安全，一旦被查获，无论是被宋朝还是辽朝查获，都不会有好下场。辽国颁布法令严禁外国商人与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任何部族交易，一旦查明，不仅货物要被没收，交易的双方还会被砍断双手、割掉鼻子，以示惩戒。一般被抓获的宋商，都会被押到辽国南京析津府后，再当众砍手割鼻。不过，至少到熙宁十八年为止，严刑峻法并未能令这种贸易销声匿迹，做这种贸易的宋人，大多是河北路的无赖泼皮，或迫于生计，受雇于人，或欠了一屁股的债，只得铤而走险，他们很难拒绝其中的暴利——只不过大部分的宋商都学会了交几个当地的契丹朋友、懂得如何有效的贿赂契丹官员。
同样的，贿赂宋朝官员，亦是他们必做的功课。
因此，在河北路的许多衙门中，都可以经常看见文焕这样的商人。
在大名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唐别驾[179]每三日都会召见一些北商，向他们询问契丹的风俗民情。但没人能想到，这些北商中，居然还藏着一个职方馆河北房知事。要知道，很少有职方馆官员能与地方官员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按相关法令，文焕在河北路只受转运使刘庠管辖，他若向文焕透露任何情报，都是违制的。
但这两个人显然都不是遵章守纪的典范。
“半刺上回问我的事，在下已经差人查过了。”文焕一面喝着茶，一面慢悠悠的说道。
“如何？”
“范仲麟使辽，除了担任告哀使外，还将一个叫柴远的人，引荐给了朴彦成。”
“柴远？”唐康努力的思索着这个人名，他感觉似曾在哪里听过，但却一无所获。
文焕脸上露出一种淡淡的笑容，“碰巧我弄到一份情报，半刺一定有兴趣知道这个柴远的背景。”
这份情报并没有他口里说的那么简单——自从接任河北房知事后，他的首要任务，便是清查内奸，并想方设法派人接近辽国通事局，但是，因为怀疑河北房有奸细，初来乍到，他几乎不敢信任他的任何下属。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他都不敢向下属透露。但是文焕不能不感叹自己运气不错——也许是他的坏运气在西夏已经用光了，他上任未久，司马梦求与前任河北房知事费尽心机的努力，终于见效，他们成功策反了一位通事局的笔砚郎君。虽然此君官职不高，无法知道极机密的事，但总算聊胜于无。此君无法主动替职方馆探查什么，但每隔一段时间，会弄出几件他认为有价格的情报，卖给职方馆。
虽然文焕与他的顶头上司职方馆知事种建中都怀疑这根本是萧佑央的反间计，但不管怎么说，了解一下萧佑丹想让自己知道些什么，也是一种乐趣。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种建中与文焕太过敏感了，因为二人原本也有类似的计划，只是苦于对通事局了解太少，暂时无法实际实施而已。
不管怎样，有关柴远的情报，的确是他们从通事局内部得到的第二份情报。
不过，这些当然没有必要让唐康知道。
“这个柴远，似乎与石相有关。”文焕一面说，一面观察着唐康的表情，但唐康却并无惊讶之色，“此君是后周柴家的后代，不过既非世宗后裔，亦非国宾崇义公一系，而是世宗胞弟柴华一脉。”
不想此时唐康却面露讶色，“国宾崇义公竟不是世宗之后？”
文焕不想唐康竟问起这无关的事，只得摇了摇头，苦笑解释道：“当今崇义公实是世宗胞兄之后，倒是高唐柴氏才是世宗一系。”
“原来如此。”唐康心里忽然有点不舒服，与出身官宦世家的文焕相比，在其他种种方面，他都不会有任何逊色。但惟有在这些谱系典故方面，商人之家出身的唐康，却是无论如何努力，也比不上的。凡是涉及到这种大族的谱系、联姻，休说什么周世宗，便是大名府的那些豪族，他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但那些望族家中随便一个纨绔子弟，却能如数家珍的说出来。
文焕自是难以明白唐康的这些心理。
大宋朝不是一个由世家豪族掌握的国家，即使也存在所谓的名门望族，大多数也是依靠族中子弟能代代考上进士才能维系，只要子孙不争气，家族便可能迅速衰落下来，因为中进士或者不中进士，这种事情似乎是能传染的——族里有一个人考上，往往就好几个兄弟都会考上；而只要有一代没人能考上，便可能几代都考不上。因此，即便出身于官宦之家，文焕亦没有世家子弟的自觉。更何况以他的经历而言，任何骄气，都早已在西夏做“叛逆”之时，磨得干干净净。如今的文焕，根本不可能再有任何虚荣的想法，对他来说，能够回到国内，让家族恢复名誉，已经心满意足。
“此君似乎并不爱出风头，他的生意做得不小，但是却没几个商贾知道他……”文焕又将话题带回正轨，“至少我认得汴京、大名、杭州的几个大商贾，便无一人听说过他的大名。”
不露富的商贾所在多有，这并不算奇怪。
“但可以肯定，石相认得柴远。他是青白盐的一个大盐商，虽然很少露面，但青白盐当年便是石相主持，而据说他这两年曾多次出入相府。”
唐康忽然瞥了文焕一眼。
文焕这才觉察到自己的话里有毛病，他连忙又解释道：“这是别处的情报。”
职方馆可没有胆子随便监视国内官员，更何况那是堂堂右相府。但通事局并无此顾虑，实际上职方馆在辽国也这么干，在卫王府四周布置一两个探子，记下出入卫王府的各色人物……不过这并非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职方馆的探子便不敢每日都去，但他们亦不可能为此花费太多的人手——职方馆并不充裕。因此，文焕不知道是应该感叹通事局干得不错，还是应当骂职方司太饭桶……如果哭穷的话，怎么样也应当是通事局先哭才对。
不过唐康并没有纠缠此事。
“你的意思是柴远实际是家兄差去的？”唐康皱眉道：“而此事连职方馆亦不知情？”
这可不是我的判断。文焕没有把这话说出来，“或许是在下阶级不够高。”这不算假话，至少朴彦成就不归他管，如今驻辽使馆那边，几乎要另立一套人马，与河北房分庭抗礼了。
“只怕不是因文郎阶级不够高。”唐康摇着头，“他姓柴应当只是凑巧，但派他去辽国却又是为何目的呢？”
“文郎可知柴远到辽国后，除了朴彦成，又见了何人？”
“那可真不少。”文焕笑了起来，“无干紧要的人不说，亦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四萧王他便见了三个。”
唐康吃了一惊，“看来此君亦非泛泛之辈。”
“在下不知道他给三萧王灌了什么迷汤，能查到的是他给四萧王各送了一份厚礼，但那份礼物，似乎尚不足以令萧禧四日之内，三次接见他；更不足以让萧佑丹与他谈了足足半个时辰之久的话。”文焕笑道。从这个角度说来，范翔的乐观，也许是有道理的。
“如此说来，若这柴远果真是家兄所遣，那他竟是个说客？”唐康讶然道，“叫一个商人做说客？”
他再次重重的摇了摇头，“那章惇呢？”
“章惇的使命倒是极清楚。”文焕回道：“他除了告知辽人皇上登基，太皇太后垂帘以外，便是负责与辽人谈判密约。”
“密约？”
“章惇将责问辽主为何大举聚兵，要求辽主表明态度，立刻撤兵。若辽主肯维持两朝和好，朝廷愿意给契丹一些好处，包括每年格外以十贯一头的价格向契丹买牛五万头，以一贯三百文每口的价格买羊二十万口；以绢每匹八百五十文、紬每匹七百文的价格，每年各额外卖给契丹十万匹；此外卖给契丹的还包括茶、香、矾、砂糖若干……大概来说，买契丹牛羊，皆用汴京之市价；而卖给契丹之绢、紬、茶、香、矾、砂糖等物，则皆是朝廷和买价格，平均较之市价要低五成不止。且双方约定可在雄州交割，若算是运费——只怕当年给契丹的岁赐，亦不过如此，只不过较之岁币掩人耳目。惟一可安慰者，朝廷谕令章惇，此约只以五年为期，五年之后，两朝需另行续约……”文焕语气中的不满，溢于言表。
这的确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条约——仅以绢、紬而言，就相当于宋朝每年白送契丹近二十万贯。当然，这比庆历增币以后，宋朝每年要白送契丹绢二十万匹、银三十万两要好——当时宋朝同样也是要送到雄州交割的。庆历以后的“岁币”，折价约合缗钱高达七十万足贯，而这次朝廷的付出，大约也不至于那么多。而最重要的，自然是文焕所说的“掩人耳目”——如此密约，只要不泄露出去，几乎便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是即便泄露，冲击性也比“岁币”之类，要小得多。
在先皇帝励精图治，终于取消屈辱性的岁币之后，以如今宋朝之国力，哪怕内部危机不断，只怕也没有任何大臣能承受得起再次向辽国交纳岁币的责任。
其实能花几十万贯消灾约祸，买下五年的清静，亦是值得的。虽然没有准确的帐目可看，但唐康到大名府后的观察，以如今的贸易规模，他估计宋朝官私商贩，每年至少能自宋辽贸易中净赚辽人七八十万贯——倘若果真打起仗来，这笔收入便没有了。
宋辽之间为了每年区区几十万贯的收入而打仗，的确很荒谬——这笔钱对契丹虽然重要，但对如今每年中央赋税收入便高达七八千万贯的宋朝来说，真的只是九牛一毛。
战争的结果谁都知道，两败俱伤。
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让人一想起来，心里却是总是不舒服。
唐康并不希望看到辽人南侵的局面，他倒并不反对宋辽开战，只不过他希望宋朝是主动的一方，由宋朝来选择时间，大举北伐。而且，他既清楚国内目前的局势，亦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微妙——于公于私，他都不愿意看到此时发生战争。
但是，只要一想到所谓的“两朝通好”，是用这样的条约换来的，而且还是宋朝主动去求辽人，他心里便怎么想怎么别扭。
既然是两败俱伤，为什么妥协的要是我们？为什么妥协的总是我们？！
如何去算这笔账是一回事，但是，唐康总觉得，为国家天下考虑，全然不算账，自然不成；但永远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只怕亦非谋国之道。
有些时候，是需要什么账都不必去算，只管拨出刀来砍便是的。
在这件事上，韩维才是对的。
他心里面腹诽着，但终是什么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