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说的是？”
“石得一。”赵颢言语中，不由有几分得意，“这个奄竖，鼻子比狗还灵些。”
“此人举足轻重，大王慎不可轻视。”李昌济对于赵颢的野心，本来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但这时竟仿佛得天之助，好消息接踵而来，原来看来遥不可及的东西，突然间竟似乎近在咫尺了。
“小王理会得。”赵颢自然也知道石得一的力量足可倚重，“只是太子失德这件事，要不要现在散播出去？”
“再等一等。”李昌济摇头道，“要等个好时机。”
“但六哥马上便要出阁读书了，这个十九娘……”赵颢对于柔嘉的建议，一直耿耿。
“这也不是坏事。”李昌济笑道，“关键还是要看师傅是谁。”
赵颢一时没有明白李昌济的意思。
“以太子的性情，大王只要设法推荐几个学问出众、名望过人，却又迂腐刚正的儒士做师傅，然后悄悄令这些儒士知道太子今日之所作所为。用不了多久，师生之间，必然难以相容。只要太子厌学，讨厌儒士，让这些夫子对太子感到失望。到时候再将这些事情散播出来，一并大肆宣扬今日失德之事……”
“妙策！”赵颢未及听完，已不由击掌赞道，“今日之失德，还可谓不教之过。若这般师生相看两厌，则是朽木不雕也。”
“要紧是要找几个‘好师傅’推荐给太后！”李昌济笑道。
“此事不难。”赵颢不假思索地道：“桑充国、程颐，皆是天造地设之选。”说罢，越发觉得李昌济此策之妙，不由又笑着赞道：“仙长真奇士也。”
汴京是流言的天堂。
石夫人韩氏被削去诰命，很快便引起了从爱说是非的官员内眷到四处钻营的官吏的注意，然后更慢慢扩散到民间，因为没有公布原由，更引起了人们猜测的兴趣。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当各种各样的猜测过多的时候，有时真相反而成了最不可信的一种猜测，被埋没在五花八门的流言当中，人们只有在真相揭开后，才会拍着胸脯说：“我当时早就猜到了……”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在这种时候，谨慎地减少出入石府的数量，才不失为明哲之举。
不过，真正吸引官员们目光的，是第二天在琼林苑的大宴——枢密使文彦博告病，从消息灵通者口中，还传出皇帝已经下诏召有“小阎王”之称的小王将军与慕容谦将军回京的消息，二人将除益州路经略使副，统率大军，去平定西南夷的叛乱。除了知道王厚是王韶的儿子外，王厚与慕容谦并不为汴京的官员所熟悉，但眼见着二人可能成为未来的新贵，有关二人的背景、能力、性格、喜恶等等，自然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而对拖古烈来说，这正是他收集情报的好地方。宋朝皇帝在各国使臣面前只露了不到一刻钟的面，便留下礼部尚书王珪与鸿胪寺卿李陶作陪，悄无声息地众人面前消失了。拖古烈注意到他离席之时，脚步似乎有点一高一低，他一向很留意宋朝皇帝的健康状态——这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但他知道赵顼的身体并不是很好，这次反而没有太放在心上。他把精力放到了其后——当皇帝离开之后官员们才会不那么拘谨，尤其是年青的官员，他们会率先以同年、同乡、同党为特征，自然而然地分开群落。琼林苑正是花开的季节，来自天下各路军州，甚至是海外的奇花异葩，争相斗艳，亦会引起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的诗兴，这一日琼林苑全部开放给宋朝官员与各国使者游园，所以，很快便会有更多的官员离席，三三两两结伴去苑中赏花，诗词唱和。
拖古烈今日的穿着，与一般宋朝士大夫毫无不同，他说着一口道地的汴京话，穿梭于大宋的公卿之间，倾听着他们吟诗作赋，得心应手地品评着诗词的高下，往往以一句妙语，赢得满座赞叹。他巧妙地拉近自己与宋朝士大夫们的距离，让他们不将自己视为“外人”，然后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谈论各种看似无关紧要的流言耳语，中层官员对于朝廷的人事、政策，总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他们亦不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会是什么军国机密，觉得自己说的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于是亦放心大胆地在拖古烈面前高谈阔论。而即使是一些对辽国抱有敌意的官员，也不怎么排斥拖古烈——要区分拖古烈与一个普通的宋朝士大夫的区别，实在是太难了，而他又是一个很能够获得人们好感的人。有时候也有人会故意在拖古烈面前炫耀宋朝的国威，比如河北某州的一个官员怎样有才干，大宋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拖古烈总是耐心地倾听着，偶尔不卑不亢地回答几句，既不让他们太失望，也肯不让他们太满意。他对儒家经典、汉赋唐诗，乃至宋朝学者的著作都十分熟悉，常常巧妙地引经据典来回答，即使那些存心想诘难他的人，也不能不在心里佩服他的才智与学问。
但对于韩拖古烈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职责，为了那个将自己从微贱中提拔重用的雄才大略的大辽皇帝，亦是为了大辽朝的存亡延续。对于自己的国家，拖古烈内心有着极深的忧患意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南朝的潜力——无论南朝现在面临怎样的危机，他都清楚，南朝已非昔日之南朝。这是一种感觉，一种如果你不在南朝生活，便无法体会到的感觉。忠烈、先贤二祠，白水潭学院，朱仙镇讲武学堂，每天练习弓箭的小学生，汴京城墙上的火炮，熙宁蕃坊，还有汴河上每日熙熙攘攘的船只，汴京街道上越来越多的太平车……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感觉到南朝的力量——那是一种平静下面的巨大潜力。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而拖古烈便恰恰是这样的智者。但这样的智慧，对他个人而言，却不全是好事。他感觉到时代在变化，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跟上这种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这只能让他产生极大的挫折感与焦虑感。
拖古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祖国。
他深信大辽皇帝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大辽现在的道路，是契丹人唯一的选择。做为一个辽国人，做为一个辽国士人，拖古烈对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游牧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这是有人类以来，就亘古不变的一条铁律。
任何不肯改变的游牧民族，都注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灭亡，其中绝大部分，甚至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丝毫的印迹——能够有机会做出选择汉化与否的游牧民族，都已经是极少数的幸运者。拖古烈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欺骗，汉化也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游牧民族灭亡，却从来都不会是因为汉化——这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肯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同样的条件下，永远比愿意主动汉化的要死得快，而且是快得多。
大辽的先祖们具备超凡的智慧，他们意识到不汉化就无法生存；但又担心汉化后又失去赖以立足的竞争优势，所以创建了南北面官制度。但是，仅仅在太祖皇帝死后，太宗皇帝一亲政，其理想便是成为中原的皇帝。他统率大军南下，击溃汉人军队，在开封称帝，留下大辽国永远的荣耀，也留下大辽国永远的教训。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自居于中国的正统；也是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对汉人心存敬畏。
辽太宗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原、河北的义军给击溃的。他离开汴京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知中国之民难治如此！”
这是一句被刻在大辽历代皇帝心中的名言。
从此以后，大辽国就再也没有过野心要真正地兼并中国。与南朝和平共存，保持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成为了大辽一百余年来最核心的政策。
契丹铁骑可以将阻卜人、女直人，将一切游牧民族毫不留情地践踏在脚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剥削他们，奴役他们，轻视他们。但是自太宗皇帝北还之后，契丹人就再也不曾真正轻视过汉人。
并且，契丹人、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
或者说汉化。
当今的大辽皇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许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拖古烈深信，对大辽来说，对契丹族与奚族来说，这都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惟有农耕，方能带来更多的、更稳定的粮食供应。
惟有将游牧改成畜牧，方能繁衍更多的牛马羊。
惟有如此，方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惟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以及时间——惟有如此，大辽国才会有前途。
真正的前途！
破坏者只能暴虐一时，建设者才会拥有未来。
这一定会付出代价。也许是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拖古烈坚信，除此别无他途。为了未来，不能惧怕眼前的牺牲。
但是辽国人也是矛盾的。纵如卫王这样的智者，甚至是拖古烈本人，也认为“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他们都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感到由衷的骄傲；而且眼前的代价如果过于沉重，则会遮蔽人们更为长远的目光……不仅仅是那些坚持祖制的反对者，连卫王、拖古烈本人，也并非那么一无反顾。党项人为了正确的道路，已经代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国土。大辽远比他们幸运，经过内战的锤炼，国内主明臣贤，政治清明，兵强马壮……
但是一个想要汉化的辽国，一个正在汉化的大辽，反而却要迫不得已与南朝开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太宗皇帝失败的阴影，在一百多年后，始终笼罩在辽国君臣的心中。
这次，他们将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南朝。
信念坚定如拖古烈，都不由在心里要有犹疑，更何况他人？
大辽国也在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三个民族的命运，永远无法回头的命运。
至此时，拖古烈才深深地明白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凌牙门也有这么漂亮的荷花么？”一池绽放的荷花旁边，两个绯衣客毫无风度地坐在池边的大石头上，远离着人群，一面说着闲话。他们都是皇帝面前的新贵，在高丽，在南海，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但是在汴京，他们却只是普通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与汴京的官场，似乎一直相互排斥着。这种排斥，几乎是天然的。在这里，他们很难找到同伴，没有几个人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尽管大宋已经开拓海疆十余年，但海洋依然不是大宋关注的焦点。那里只是遥远的域外，是被放逐的地方。而他们的功绩，亦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被汴京官员背地里称为“夷官”。
“有。凌牙门的睡莲，不逊于琼林苑的荷花。但天下最好的荷花，应当是在杭州。”薛奕心不在焉的应道。他今天本来还幻想找机会向皇帝当面陈叙他的设想，但是，九重之上，咫尺即是天涯，皇帝与他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他好不容易见到文彦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文彦博对他海船水军的新设想产生那么一丁点的兴趣，没想到文彦博却忽然告病。种种谣言显示，文彦博在密院呆不久了。原本他也曾寄望于石越再次进入中枢，或者退而求其次，盼着唐康得脱此劫，回来重掌沿海制置司。但是，从各种流言中，他也能猜到，唐康即使化险为夷，也很难再呆在中枢……这么些年来，薛奕从汴京官场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汴京的谣言往往比政事堂的公文，更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秦观久久凝视着池中的荷花，似乎并没有太留意薛奕的回答。半晌，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道：“高丽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议论说，朝廷允许他们出海的商船太少了；另一种议论却说，高丽国物产应有尽有，贸易有害无益，为了造船，不得不让许多劳力去深山中砍伐良木，浪费国力……”
“短视。”薛奕淡淡地回道。
秦观没有理会薛奕的评价，继续说道：“我在想，解决高丽的麻烦，也许应当全面允许他们的商船分享我们的航线与贸易，这样高丽于大宋的依赖，将更深更长久……”
“少游一点也不考虑南边那些海商么？”一个声音在二人背后响起。二人连忙起身回头，笑道：“蔡元长怎的如此神出鬼没？”
蔡京笑着在二人中间坐了，道：“我看你们才是神出鬼没，躲到这个地方来了。”
“叶祖洽拉了一帮人在那里吟诗作赋，我实在没什么诗兴，便和世显躲这里来了。”秦观笑着也坐了下来。
薛奕却笑道：“少游是石门有名的才子，他是怕我一介武夫为难，救我一命。”又道：“元长知道我的，我要有元长一半的本事，亦不至于躲到这里来。”
秦观知道薛奕是说蔡京长袖善舞，当下笑笑，岔开话题，问道：“文太傅到底是怎么了？”
蔡京笑了笑，环顾四周，见并无旁人，方道：“被都堂的那一位排挤了。听说文公是昨天和那一位一道面圣回府后，气出的病来。宫里有人传，帝心生厌，密院要换主了。我看不日之间，文公便要自请出外了。”
薛奕听得更是意兴索然，不由叹了口气。却听蔡京笑道：“薛侯果真要想成事业，吕府、马府、韩府，你总要走一家的门子。”
“罢了。”薛奕摇了摇头，道：“我一介武官，奔走于执政之门，传扬出去多有不便。”
蔡京笑了笑，不再多说，转向秦观，问道：“方才少游说的是当真的么？”
“我想来想去，并无其余良策。”秦观点点头，道：“眼前看是吃了亏，长远来看，却是得利的。鼓励高丽出海，我大宋才是真正把握了高丽的命脉。”
蔡京默然一会，苦笑道：“若出此策，是雪上加霜。大宋的海商岂会答应？少游可知道，朝廷的海船水军，实际是由这些海商们养着。况且这些人在东南势力不小，不可小觑。”
“若能用我之策，便让高丽人分一杯羹，又何伤大雅？”薛奕摇头道，“元长与少游可见过宝云斋的掌柜？二位若听他说一说，便知道大宋的海外贸易，其实还只是一个起点。踢开面前的绊脚石，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学士如何说？”蔡京试探着问道。他知道薛奕已经拜见过石越几次了。
薛奕木然摇头，沉默不语。
“薛侯且耐心等等。”蔡京安慰道，“眼下朝廷关心的是，说到底还是西南的局势。千头万绪的一团乱麻，想理清了，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西南之事一日不定，朝廷就腾不出手来关心你的海船水军。再怎么说，注辇国也是在万里海域之外，与我大宋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前些年还有注辇国的使者来进贡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道：“使者今晨已经出发了，小阎王和慕容谦分任益州经略使副。皇上到时候一定会召对，询问军事方略……”
薛奕听懂了蔡京的暗示，却只能暗暗苦笑，他哪里又有本事能结交上王厚与慕容谦？
蔡京见薛奕神情，便已知道自己是白说了。他又与二人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去。对薛奕与秦观的态度，他是十分不以为然的。汴京官场的确十分疏远他们，但这并非是没办法弥补的。一个契丹人拖古烈，尚能与汴京的士大夫们打得火热，何况薛奕与秦观二人都是石越门下有名的人物？秦观不必多说，他随手填一小词，占一绝句，哪里还会有叶沮洽的风头？便是薛奕，其实也是会写诗的，他在南海的几首诗流传回来，也颇受称赞。说到底，二人还是太骄傲了，少年得志，在域外又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自以为做的都是经邦济国的大事，打心眼里便看不起汴京那些风花雪月的官员们。他们只恨不得能和两府大臣天天谋划着国家大事，却浑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五六品官而已。新官制以后，这种级别的官员，汴京城里多如牛羊。
所谓的权力中心，在蔡京看来，绝不仅仅是指两府与学士院。
在外面的时候，你必须表现出吏材来——无论是石越，还是司马光、文彦博，甚至是吕惠卿、冯京，都不是你用“德行”就可以唬弄的人，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便入不了他们的眼。想出人头地，当然也可以贿赂内臣贵戚请托，“至宝丹”参政，还有吕惠卿、冯京那里，也并非无隙可钻，但蔡京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知道这样得不偿失——门下后省的给事中与御史台的御史们就不必多提，靠这样的手段晋身，在石越、司马光、文彦博那里，无异于判了死刑。若政治野心仅止于五品六品，倒也无可无不可，但若真想有所作为，只要这些人还能发挥着政治影响力，这就是非常不智的。
要想升官，就要摸准上司的喜好，投其所好。两府诸公看重的是政绩，那就好好做出些政绩来给他们看。
但仅有这样是不够的。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同侪的关系若不搞好，就不会有“清议”支持，仅有“德行”不能得到重用，但没有清议的赞誉，同样也会成为仕途上的重大缺陷。两府诸公看的是政绩，但是汴京的士大夫们，却不会象个考课官一样，凭着你的政绩来决定他的喜恶。
你必须谨慎的融入其中，表现出你另一些方面的才华，才能得到他们的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乃至品味美食，讲笑话，互相赠送歌伎……只有如此，才可能成为汴京士大夫们中的一员，而不是成为他们的另类。除非你和石越一样，有机会一开始就得到皇帝的赏识，凭着自己的才干牢牢地在皇帝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或者如王安石一样，用几十年的功夫，不断的积累着自己道德声誉与政治资本。但石越那样的奇缘，不是人人可以遇到的；而且，石越在未取得相应的地位之前，照样也结交内侍，与冯京、王安礼等人打得火热；王安石更是得到了韩、吕等世家大族的支持——没有韩维天天在皇帝面前说好话，王安石未必有机会宣麻拜相。
所以蔡京有自己的策略。今时不同往日，熙宁初年，皇帝为了励精图治，兼之还没有一批自己了解、信任的大臣，所以才有王安石、吕惠卿、石越等人的崛起。但到了今时今日，皇帝已非昔日稚嫩的皇帝，他对于朝廷与大臣的操控，早已经得心应手。想通过得到皇帝的信任，而骤得大位，复制王、吕、石一样的传奇，几乎已经不可能。
皇帝依然是决定官员命运的最强有力的人。但在熙宁十七年，除非你是韩忠彦，你去逝的父亲是定策两朝的元老重臣韩琦，否则的话，一个太府寺丞，还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妙。决定自己命运的，是两府诸公，与他身边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中低级官员。
蔡京尽可能地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石党是他立身的根基，所以，即使是秦观、薛奕、曾布这样的海外官员，他也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在他们面前以自己人自居，偶尔也会友善地帮帮他们。而石党以外，对于旧党与新党，他也尽量地维持较好的关系——只要他不公然出入吕惠卿的府邸投送秋波，就算是陈元凤站在他面前，他也能称兄道弟。除此以外，他经常出入白水潭学院，结交一切名士，偶尔也会资助一些贫穷的士子——能够影响到朝野清议的力量中，白水潭学院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支。
总之，良好的声誉，是绝不能忽视的。
他嘴边带着一种温和亲切的笑容，朝每一个人打着招呼。并非所有在京的官员都有资格参加这次琼林苑的大宴。换言之，在今日的琼林苑，一次不经意的傲慢，就有可能树下难惹的敌人。这是蔡京绝不愿意犯下的错误。
他一面走着，忽然，从左边的道路上传来两个人的低声议论。
“大尹这桩案子，怎的一反常态？”
“舒兄有所不知，这案子牵涉到祥符令……”
蔡京心里一惊，他已经听出来这个“舒兄”，便是御史台大名鼎鼎的舒亶。而“大尹”这两个字，在汴京，除了开封府苏颂外，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被如此称呼的。祥符县是开封府的一个大县，祥符令也不是寻常县令可比。这二人所说的案子，听起来非同小可。他顿时留了心眼，放轻脚步，闪到一个树丛后面，却听舒亶道：“蒋安？那僧人和蒋安也有关系？”
“这些和尚道士，出入权贵之门，也是常事。他们作奸犯科，哪一桩后面省得了要牵出几个权贵来？”
声音越来越近，蔡京仔细辨认这个声音，总觉得很熟悉。隐隐约约不是御史台的，便是大理寺的，却记不清楚究竟是何人。
“苏子容自任开封府起，便号称要厉行法禁，说什么京师重地，须用柱后惠文之治，以法弹压，断不能无为而治。说得好生冠冕堂皇，我还以为又要出一个包公了。”舒亶语带讥讽，“想不到，区区一个祥符令，他便视国法于无物了。轻轻松松便将那僧人给放了……”
“蒋安是韩枢副的同乡。”
“为了一个韩持国，便可以给蒋某人面子，放过一个僧人。陈世儒的案子，他拖而不决，那也不难想象了。”
二人一面说着，却是朝北边转了过去。蔡京待到二人走远，方从隐身处走出来，怔怔地发了一会呆。他已经看出来另一个人的背影——此君是蔡确的同年，如今在开封府做判官。舒亶想对付苏颂，自然是有原因。吕惠卿曾经想过要收买苏颂，他故意对人放出话来，说苏颂是他同乡的前辈，若肯来拜会他，便可位至执政，但苏颂却并不买吕惠卿的账，反与石越、旧党打得火热。兼之苏颂为开封府，的确也因秉公执法，得罪过不少权贵，舒亶是新党中有名的御史，想借机罗织罪名弹劾他，也不足为怪。但那个开封府判官，却是平素素有直名的，为何要陷害苏颂，他却一时没有想明白。蔡京自然不知道，此君想要对付的并非是苏颂，而是陈世儒——蔡确的父亲蔡黄裳，曾经是陈世儒的父亲陈执中的下属，因为年老糊涂，被陈执中逼迫致仕，郁郁而终。蔡家与陈家由此而结下世仇。苏颂迟迟不肯判陈世儒夫妇死刑，自然也有他的顾虑，但却免不了便要得罪另一些人。
蔡京心事重重地边走边想，此事表面看起来事不关己，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这事没有这么简单。“不要多管闲事。”蔡京一面在心里告诫着自己，一面却又忐忑不安。
“元长，有礼。”
蔡京只顾着想心事，没料到前面来人，慌忙抬头望去，却见是国子监丞吕大临。他慌忙回礼，笑道：“与叔，有礼了。”一面在心里暗暗奇怪。
其时旧党人物，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因为新党势大，因此不同政治理想与信念的人物，不得已合成一块，一起聚集在司马光这面反对党的“赤帜”之下。但实际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党，与势力最大、人数最多，主要由司马光的门人组成朔党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大体来说，其中二程的洛党，与新党理念最为接近，他们也主张对朝政要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程颢开始时曾经与王安石共事，只是后来无法接受王安石的行事方法，而分道扬镳。但至司马光秉政之时，其时大程已然去逝[142]，程颐还是公然反对尽废新法的举动。后来又是程颐第一个自我反省，以为党争之祸，旧党亦应负责任。而蜀党与朔党的基本立场，则与石党比较接近，都是主张逐步的改良。但相对而言，苏轼较为理想化，而朔党则重视历史的经验，实干的精神较强。
此时历史已然发生极大的改变。但宋廷中的派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不清的状况。旧党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蜀党”，这一派的政治势力，以二苏为首，已经隐隐并入了石越一派。而所谓的“洛党”，因为二程植根于白水潭学院培养学生，与新、旧、石三党，竟都有牵扯不清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旧党，亦即是朔党，因为与石党在政治理念确有相合之场，二者的政治联合，使之因此也成为了朝中三大政治势力之一，而且隐然是势力最大的一派，但同时也很难说得清楚，究竟有多少朔党，其政治光谱其实是在石、旧二党之间偏移不定的。
而这个吕大临，虽然此时不过是小小的国子监丞，但他的身份，却可以折射出熙宁朝中政治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是“程门四子”之一，是所谓的“洛党”；另一方面，他本人是陕西人，他的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都是旧党中极有名望的大臣，吕氏兄弟，也是公认的“关学”大家。在旧党的政治版图中，显然是更偏向朔党的。此外，吕大临既受到司马光的赏识，在白水潭学院也颇具人望，更与石党中的许多人物也牵扯不清。也因为如此，吕大临一直被视为汴京极为前途的一颗政治新星。许多人都相信，吕大临成为“新贵”，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蔡京看来，吕大临对自己一向是不冷不热的。他亲近的石党人物，多半都是所谓的“白水潭派”，象蔡京这种“西湖派”，显然不属于他“青眼”的范畴。但此时，吕大临却一反常态，主动向蔡京打起了招呼。而且还亲善地和他交谈着。这既令蔡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又让他心里非常的奇怪。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有点“反常”的情况，接下来又不断的出现，一路之上，竟然又有两三个在朔党中素有刚直之名的官员，主动向他表示善意。
这让一向极精明的蔡京也不由得糊涂起来。一个吕大临的善意，也许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接二连三的出现，却不可能没有特别的原因。面对着这种不知原由的善意，蔡京心里竟产生了不安的感觉。他极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哪怕这看起来对自己是好事。幸好，路上依然还是有旧党的官员对他依然故旧，这让他稍稍安心一点。但很快，他就想到，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那件使吕大临们对自己改变态度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天，就发生在琼林苑，而很多人尚还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一想到这里，蔡京背上竟冒出一阵冷汗来。
琼林苑的一处行宫中。
石越静静地站在赵顼的身旁。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赵顼会突然中风。当他被单独召来之时，他跪在赵顼面前，哽咽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对于赵顼，绝不是没有感情的。只不过，这种感情，有时候是致命的，必须谨慎的掩藏起来。年轻的皇帝可能需要一个亦君臣亦朋友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随着皇帝的成长，是不可能被允许一直存在的。若他不懂得分寸，只会重演历史上的悲剧。但他见着赵顼时，却还是忍不住伤感——他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赵顼的寿命。历史也许已经改变，但未必每一件事都一定会改变。皇帝的病情，让石越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哽咽着，一面却叩头赔罪，为自己女儿的行为请罪，以掩饰自己的感情。
赵顼显然也有点动情。
但他也不允许自己表露自己的感情。从治平四年算起，他已经做十八年的皇帝。他已经不再是熙宁初年的那个皇帝。他本来想和石越说说他的女儿，但最终，赵顼只是安慰了一下石越，便迅速地谈起了正事。
他是不顾医官们的坚决反对，才来到琼林苑的，他不能允许自己随便浪费精力。
“朕、朕一定要稳住高丽国这个盟邦。为了北、北边！”突然不能利索的说话，让赵顼一时无法适应，但他不得强忍着心里的烦躁与焦急。“与高、高丽的那点贸易，是蝇头小利。朝廷也不缺那、那点钱，开贸易，是、是为了加强对高丽的控制，不、不是为了将其变成敌人。”皇帝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只、只是，司马君实是断不肯白送钱给高丽的……文彦博已经……”
石越听懂了皇帝没有说出来的话。但他心里依然忍不住伤感，平时的赵顼，一向说话语速很快……
“高丽使者带、带给朕的奏章，说的都是同、同一件事，看、看高丽国国内也很危险了……”关系到高丽国王的王位，自然不会说假话。现在王运唯一的指望，就是宋朝。
“陛下，臣以为，朝廷不能抛弃王运。”
“贸易怎么办？”赵顼望着石越，“继续下去，王运迟早有、有一日王位不保，难、难道真要出动军队、队替他稳固王位？到、到了那个时候，江华岛那点驻军只怕不够……但、但也不能停止贸易……”
“臣倒有个办法。”石越心里只想着要帮助赵顼，他突然间少了许多的顾虑。高丽的局势，他早已经反复地考虑过。“大宋要保持对高丽的影响，不但不能停止贸易，还应当加深贸易。长远之策，可以适当地让高丽人更深地参预到海外贸易中。但短期内，只恐难见成效。但若白送钱财给高丽人，这却是个恶例，臣亦反对这样做。”
石越看了皇帝一眼，又继续说道：“臣以为，不如借一笔钱给高丽。”
“借？”
石越微微点头，道：“高丽国缺钱，借钱给高丽，可以起立竿见影之效。但这笔钱也不能白借。朝廷如今国库拮据，一文钱也不能乱花，骤然间要掏出一大笔钱借给高丽，对朝廷财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赵顼点点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臣估算了一下，以宋丽的贸易总额，朝廷每年借给高丽国一百万缗钱左右，便足以巩固王运之王位。”
“一百万缗？！”赵顼吃惊地望着石越。
石越点了点头，“便是一百万缗。以后借多少，可以再商议。第一笔借款，要起到作用，不妨就多一些。不过，这笔钱虽然借给高丽，但是，该怎么花，却不能由高丽人作主。”
“朝廷借给高丽的一百万缗，高丽国必须全部用来购买指定的大宋商品。所以，这一百万缗，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数字。朝廷也不必真的运一百万缗铜钱到高丽。”石越怕赵顼不明白，又解释道：“比如高丽国想买大宋某家商号十万斤盐，那么高丽人可以只要出二成或者三成的铜钱，其余七八成的货款，便可以从这笔借款中抵销。那家卖盐给高丽国的商号，拿着相应的凭证，再到朝廷这里来领取剩余的货款。朝廷扣除商税后，再交付货款便可。如此一来，高丽国的危机，便可迎刃而解。而朝廷借出去的钱，归根结底，还是宋人赚到了。而且，高丽人也不可能一次便将这一百万贯的借款花光，他们交易时毕竟有一个时限，国库也不会那么吃力……”
赵顼听到这里，已是两眼放光。但凭他对石越的了解，知道石越肯定还没有说完，便只是赞许的点了点头，继续听石越陈叙着。“除此以外，借钱便要有抵押、担保，还要定下还钱的期限。何时还钱，利息几何，这些可以由有司与高丽使者去谈判。总之不妨放宽点，但不能让他们觉得太轻易。”石越娓娓而谈，赵顼恍然之间，却感觉到似一个巨大陷阱，送到高丽人的面前，“臣不指望着高丽人如期还款，借钱容易还钱难，自古皆然。臣以为，不妨便让高丽人以物抵债。今年高丽人借了朝廷一百万贯，明年朝廷让他们用谷物还债，高丽国这一年间，便得拼命种谷物；若让他们用人参还债，他们这一年间，便得拼命挖人参；有朝一日，陛下若要用契丹战士的头颅来抵债，高丽人亦不敢不从……这笔借款，便如同一根绳索，勒在高丽人的脖子上，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既不能让他们欠太多的债，免得逼急了他们翻脸不认账，跑到辽人那边。也不能太少，太少作用便不大。要恰到好处，在他们的偿还能力之内，他们借得越多，利息越低，买货物时价格越低，要付的现钱越少；借得越少，则反之……”
说到这里，赵顼已忍不住高声赞道：“奇策！奇策！”自春秋战国之后，国与国之家互相借贷的事情，便几乎从未出现过。宋朝开出如此条件，对于王运来说，简直便如同天上掉肉饼一般。赵顼实在想不到他有拒绝的理由。
“最要紧的，是朝廷有讨债的能力。”石越补充道，“与朝廷交好，最不济，可以挖东墙补西墙，可以年复一年的借钱度日；若胆敢交恶，钱借不到了，还要引来兵戈之灾。只要他们借了第一笔钱，高丽国便从此被牢牢地绑在了陛下的战车之上。只要朝廷不逼人太甚，高丽国从此便是大宋最可靠的盟友。”
“最可靠的盟友？”赵顼脸上不由得露出一丝笑容，他笑着摇了摇头，却不是否定石越的建议，而是在感叹着。司马光对于财政的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的确重要。但司马光过于谨慎了，除了裁并州县、汰减官员是由他主持的。此外诸如军制改革裁汰老弱兵士、整编禁军；发行交钞等等较为积极的财政措施，都与司马光没多大关系。凡是涉及到财计上的问题，司马光都没有太多的办法。在赵顼看来，他的户部尚书，只知道一味的保守与谨慎。这与赵顼的性格，无疑不太合拍。但赵顼也需要司马光，司马光的存在不仅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狠拉缰绳，将狂驰中的奔马勒住，以免跑得太快，而掉下悬崖。所以，赵顼让司马光掌握户部，却将太府寺始终交到理财较有手段的石党和新党手中，不让旧党染指。
在赵顼看来，石越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他失望的人。他总能找到巧妙的办法，来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很重要。赵顼胸中的雄心壮志，在即位十八年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燃越旺。他需要有才干的大臣，特别是在有事之时。但赵顼的身体并没有配合他的心情，因为精神突然的亢奋，他忽然又感到一阵剧烈的头晕。
“陛下！”石越心头浮过一片阴云，声音竟有点颤抖。
“朕没事。”赵顼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出三个字，又停了好一会，仿佛在积蓄力量，方又说道：“今日便、便先议到这里。卿回去好好想想……给六哥、七哥找个老师……”
皇帝的病情让两府大臣忧心忡忡，自十七日琼林苑之宴，直到七月二十日，太医们叩破了额头，再也不肯让赵顼迈出殿门一步。这对宋朝政府的运转来说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宋朝的政治传统与新官制的精神，都不太需要皇帝处理具体的庶政，皇帝只要掌控高级官员的任命，充当最高的裁决者便够了；但是，皇帝健康与否，依然关系到政局是否稳定。两府宰执大臣经过商议后，决定不顾各国使臣在京这一事实，公布皇帝的病情。这一看似极为自信的举措，其实已经表露了宰执们的担心——他们害怕皇帝病情恶化，突然崩驾，若不事先公布病情，就可能引来许多的猜疑，对于以后的朝局十分不利。
而紧接着，又有两种流言开始在汴京流传。第一个流言，是据说太后与皇帝正在给太子寻找老师，太子赵佣很快便要出外到资善堂读书。这个流言流传很广，很快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注意，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太子的老师，人人都知道这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另一个流言，却只有极少数与禁中的内侍关系密切的官员才知道——据说，高太后属意的资善堂直讲，是白水潭学院院长、《汴京新闻》总编桑充国，以及白水潭学院明理院院长程颐。没人知道这个流言是何处传出来的，但人们都相信它与禁中的内侍有关。这个消息是如此重要——若皇帝崩驾，不到十岁的太子继位，高太后便会垂帘听政。迎合高太后的意思，是博得太后好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这是不要担任何风险的——桑充国与程颐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没有做官的儒士中，声望最高的两个人。他们道德高尚，掌握着清议的力量，学生遍布天下朝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资善堂直讲，品德、才华、资历，都不会有任何质疑。
那些官员之所以没有立即上书举荐，仅仅是因为皇帝没有明发诏旨。得了风疾的皇帝，精神格外的脆弱，而且也似乎更容易动怒——三天之中，他唯一处理的朝政便是，不顾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接受了一直告病的文彦博的辞呈，让文彦博以太傅的身份判应天府，拜韩维为枢密使。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任免。权力格局的脆弱平衡，随着皇帝暴得风疾，文彦博的出外，已经开始破裂。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个时候，皇帝没有明发诏旨要替太子选师傅，你却不知好歹的上书，这不明明是咒皇帝死么？
但这个沉默却并没有更久地维持下去。
二十一日，去西京濮安懿王陵园献祭回京的金紫光禄大夫、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请皇太子出外至资善堂读书，并荐布衣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赵仲璲是现任濮国嗣王、宗正寺卿赵宗晖的儿子，皇帝赵顼的堂兄。因为赵宗晖年老体弱，赵仲璲近十年来，受诏担任祭礼之职，在宗室中辈份虽然不是很高，却德高望重。说话极有份量，新官制后，宗正寺卿一直由英宗的兄弟们依次接任，但此时实际主持宗正寺事务的，却是赵仲璲。因此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
赵仲璲的奏折，仿佛正是坐实了之前的流言。不待皇帝批复，顺水推舟举荐桑、程为资善堂直讲的奏折，竟如雪片般地飞进禁中。
“荒唐！荒唐！荒唐！”听着陈衍转叙着外面的流言，高太后直气得浑身发抖。让桑充国与程颐担任资善堂直讲？高太后想都没有想过。她或许还听说桑充国的一些事迹，但程颐在士林中名气虽大，高太后却也仅止是听说过名字而已。而这一切，居然还是“承太后之意”！
“这宫里头，是越来越没规矩了！竟然胆大包天到敢出去造谣！”
“娘娘，老奴以为，空穴来风，必有其因。定是有人想着让桑、程二人，当太子的师傅，才出此奸计。”陈衍壮着胆子说道，他总觉得这事背后，有着巨大的阴谋。但却到底不敢胡乱开口。
“你是说桑充国和程颐？”高太后迅速地反应过来。没有非常的富贵，怎敢行非常之事？
“老奴不敢妄言。”
“桑充国、程颐不过是两个布衣，有什么本事支得动这么多官员？又有什么本事使得动赵仲璲？果真他们能差得动这许多官员举荐，他二人想进资善堂，也不是太大的难事，何苦要出此下策？”高太后到底也是个聪明人，立时便想到，桑、程果真想要进入仕叙，方法多的是，纵算是想做帝师，也犯不着出此下策——只要不是太愚蠢的人，肯定都能知道，皇帝若有万一，倘是太子即位，那么实际主政的，一定是她高太后。得罪了她又能有什么好处？区区两个资善堂直讲，她随便找个借口，便可打发了。桑、程二人她虽不深知，但二人素有虚名，亦不至于利欲熏心至此地步。
但若这背后之人，并非是桑、程，又会是谁呢？
想帮桑、程的人，倘使蠢到这种地步，便断断想不出这样的妙计来——胆大到算计起皇太后，还能差动赵仲璲上表，这不是愚昧之人所能使出来的手段；但若说是桑、程的仇家，想设计陷害他们，用这样的手段，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一点。
难道是为了六哥？
高太后心里一动，向陈衍问道：“桑充国、程颐之品行，外间风评如何？”她话一出口，便即后悔，赵仲璲一封奏折，能让这么多随声附和，这二人的名声，还能差得了去？果然，便听陈衍回道：“回娘娘，这两人都素有令名。程颐的几个弟子，做的都是御史、给事中。”
高太后亦不由得糊涂起来。桑充国她是知道一些的，白水潭学生弟子遍天下，而程颐的门人能做到御史、给事中，那也不是寻常布衣可比。这样两个人，声誉又好，又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为人还正直——这不是为了太子好么？难怪外间这么容易便轻信这谣言。但既是为太子好，却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显然也非正人所为。
“太子身边有奸人。”一个念头顿时浮了出来。高太后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但哪怕在陈衍面前，她也不肯表露分毫，只淡淡说道：“你去召赵仲璲，我要见见他。”
陈衍迟疑了一下，看了高太后一眼，小声回道：“娘娘，景城郡公现在在睿思殿。”
“桑充国、程颐究竟是怎么个好法，朕倒想听听堂兄亲口说说！”虽然外界忧心忡忡，但睿思殿内的赵顼，因为治疗调养得当，病情反而有了好转。此时，赵顼已经没有了初时口吃的症状，不过说几个字还会停顿一下，吐字也还有点含混不清，但一双深陷的眸子中，却似有一团炙热的怒火在燃烧着。
赵仲璲避开了皇帝的目光，“桑充国、程颐负天下大名十余年，此二人，品行、学问、声望皆上上之选。明代遗贤，是宰相之失。官家虽不能用，何不留予子孙？臣以为，以此二者辅东宫，必能使东宫亲贤臣远小人，成为一代明君。”
“明代遗贤？”赵顼哼了一声。
赵仲璲上表推荐桑、程，固然是听了士字辈的几个子侄的建议，宗室中都说太后属意此二人——他儿子甚至言之凿凿，说是某位国公曾经亲口说，听到太后夸赞桑、程，众人都撺掇着他来担这个头。但另一方面，赵仲璲参预宗正寺事务，免不了要管理宗学，桑、程之名声、品行，自然是如雷贯耳。他亦不比寻常宗室，别人在这等事上，只能干着急，而他论亲论贵，都是可以说说话的。而且，纵然因为多管闲事被皇帝驳斥了，却到底也是在未来的皇帝那里立了一功。在他看来，以桑、程二人的资历，做资善堂直讲，是断无不许之理的。因此这才当了这出头鸟。却不料皇帝竟如此不喜桑、程。但赵仲璲的这些私心后面，却也未始没有公心。他本人亦相信推荐这二人于社稷有益无害。因此皇帝虽然不悦，他却并未乱了方寸，并不肯便此退缩了。
他腾地跪了下来，朗声道：“臣有肺腑之言，敢陈于官家面前——太子年幼，若以朝中大臣于资善堂讲读，此一派说此一派的道理，彼一派讲彼一派的注疏，于东宫实有害无益。若其只顾了互相倾轧、争宠，于太子又有何益？桑、程虽是布衣，然盛名布于天下，且皆讲学十余年，亦有当师傅的资历。二人为人刚直，又脱于党争之外，实是极难得者。官家若要为太子寻师傅，舍此二人其谁？臣愿官家三思之。”说到这里，他略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又继续说道：“且……且，官家若是有不讳之事，太子也须得有得力之人扶持。桑、程二人乃当世大儒，实为天下清议之领袖。二人虽为布衣，而门生遍于天下。得此二人在东宫，储君之位，谁得动摇？汉惠得商山四皓，而高帝知人心之向。伏乞官家三思之！”
他说完这些话，已是汗流浃背。这已是挑得极明了，桑充国、程颐，是决计当不了权臣的，但是凭其声望与影响，若争取到太子一边，对于太子巩固大位，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说出这番话来，却已经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宫廷斗争当中。一个宗室，哪怕是宗正寺卿，对于皇帝的家务事，也不应当知道得太清楚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是长寿的第一要诀。虽然身上都流着太宗皇帝的血，但君臣之隔有若天壤之别。赵仲璲心里一面是对自己强出头的悔恨，一面是对未来命运的忧惧，二者交杂在一起，全身都不由得微微地颤抖着。
他话说到这个份上，赵顼亦没有听不懂的。他身子还是有些不灵便，斜靠在榻上，半睁双眼，静静地看着赵仲璲。半晌，方缓缓说道：“堂兄忠心可嘉，却是想左了一些事情。我家立国已久，人心早定，用不着什么商山四皓来示人心向背。且六哥位份早定，还有何人敢妄加觊觎？朕让堂兄代管宗正寺，是盼着堂兄以德治家，以正道服人。祖宗得此天下，是由天命德化，非是由权术算计。天命若在六哥这里，凭谁也夺不去；天命若不在六哥这里，费尽心机也守不住。朕用不着什么桑充国、程颐！”
“臣糊涂，臣糊涂！”赵仲璲忙不迭地叩头请罪。
“朕看堂兄不是糊涂，而是太明白了。”赵顼吐词含混，语气却尖锐得象把利刃，“朕还没死，这大宋江山，作主的还是朕！堂兄莫要想得太远了。”
“官家……”
赵仲璲话未说完，便被赵顼打断，“这么些年来，堂兄每年四次奔波于两京之间，祭祀祖宗，从未出过半点差错，也算是劳苦功高。但太忙了，看来也不是好事——朕想，宗正寺的事，堂兄暂时不要管了，还是好好读读圣人的书……”若非看在濮王赵宗晖的面子上，赵顼早就将赵仲璲赶到西外宗正司去了。
赵顼并不知道高太后亦是被人利用了。他不欲桑充国、程颐当赵佣的师傅，自然也有他的考虑。白水潭学院势力越来越大，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朝中一股极庞大的势力。他不可能解散白水潭学院，皇帝也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但他却不愿意因桑、程为太子师，而助涨白水潭的声势。在赵顼看来，反而应当给其余的学院适当的扶持，以防止一家独大。所以，在最近几届殿试中，他甚至有意提升嵩阳、应天府书院的进士的名次。此外，赵顼对桑充国的印象很一般。十余年前的事情，赵顼当然不可能老记在心上，桑充国说到底不过一介布衣而已。他甚至淡忘了是什么事情，然而在心里却留下了一个坏印象，这让他下意识地生出排斥的心理。至于程颐，皇帝了解甚少——他从未读过程颐的著作，但赵顼却记得程颐的哥哥程颢，他也并不是太喜欢程颢。更何况，“皇太后属意的人选”，这种传闻让赵顼感到极不舒服。
所以，他宁可从馆阁中找几个饱学之士去做资善堂讲读。
然而，不管当事人有何想法，赵仲璲的奏折到底已经成为了离弦之箭，难收覆水。汹涌澎湃的暗流，仿佛找到了一道口子，哗地便喷射出来。高太后的真正意愿，没有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赵仲璲的奏折，与那个逐渐传扬开来的流言。对于高太后的这个“想法”，士林交相称誉，百官纷纷上表称许。在他们看来，桑、程为资善堂直讲正是众望所归，高太后的这番见识，更显出她一贯的贤明。虽然朝中也有人反对这道任命，但人数太少，理由乏力，相比而言，全然不能成气候。白水潭巨大的影响力，在此时充分体现出来——在白水潭，依然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桑、程被荐为资善堂直讲，位份虽低，但却格外的荣耀。不仅白水潭出身的官员对此大唱赞歌，朝中的百官，更是跨越派系纷争，纷纷上表支持，生怕落后。从来人情都是爱锦上添花，许多纵使心里不以为然，或者心怀嫉妒的人，这时候亦都不免要违心要附和一下。
吊诡的是，虽然朝野称赞，几乎没有什么有力的反对者，又有“太后的属意”，但皇帝却似乎一直病得厉害，连替皇太子选师傅这等大事，也搁置着迟迟没有处理。
便在这闹腾腾的朝局中，汴京东城之外的一个渡口边，两个老人对坐在一座简陋的草亭之中，以两杯浊酒，互道离别之情。三朝元老，太傅文彦博要从此地出发，离开这天下最繁华也是最纷扰的所在，去应天府怡养晚年。在城门之时，他便谢绝了前来送行的门生故吏、亲朋好友，但司马光坚持要送他到渡口之前，文彦博却无法拒绝。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这一去，二人此生也许便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这既是生离，也是死别。而文彦博心里也有许多放不下的记挂，想在临行之前，托付给司马光。
“文公，便不能为天下稍忍片刻？！”几杯酒下肚，司马光亦忍不住抱怨起来。国事艰难至此，政局偏偏还动荡不安，朝中吕惠卿打而不倒，石越居心叵测；宫中皇帝重病，太子年幼，偏偏还有个贤王在那里虎视眈眈，更兼太后与皇帝母子猜疑，在这个当儿，司马光亦不免深感独木难支。偏偏文彦博居然在此时撂挑子不干了。他心里的苦闷，更能与何人说？
“君实，我是不得不走啊。”文彦博涩声苦笑着，“皇上是有为之主，我以老朽之身，久居枢府，于皇上而言，实乃是不得已。当初新官制推行，兵部权重，枢府若无老臣镇守，两府对掌大柄便成一句空话。其后军制改革，裁汰老弱，整编禁军——君实当知道，我开始是反对的，我担心兵骄已久，仓促为之，唯恐生变。但皇上与石子明辈锐意为之，让我居枢府，亦不过是愈借我的那点虚名，来镇压人心。我知圣意不可变，又恐由他人为之，激起兵变，于国家不利，这才勉为其难。不料这一做，竟做了十年。君实熟知国朝典故，想想国朝有几个臣子，能一掌密院十年之久的？”
他摇摇头，叹道：“如今军制改革大势已定，灵夏亦已收复，我在密院，对着一个西南夷叛乱束手无策，皇上口里不说，心里实是已有不满。我此时不走，难道要等将来被赶走么？朝中之事，以后便只能靠君实你了。”文彦博自知此去之后，也许此生再难回到汴京，司马光又是可以放心之人，因此竟毫无忌讳，将肺腑之言都说了出来。
司马光亦不由黯然。
“我等想扳倒福建子，却到底还是小看他了。益州师久而无功，密院也理当有人负责，我有这个把柄在他手中，他便总有话说。如今我既然出外，平叛之将又是他一力推荐的，以后他便少了许多借口。我自请出外，亦是替他做个榜样……”
司马光微微点头，但想起此事，又不觉愤然，道：“若没有石子明给他出主意……”
“君实！”文彦博打了司马光的话，道：“若是果真王厚和慕容谦能平益州之乱，便让福建子多做几年宰相，也不要紧。我们要扳倒福建子，是认定有他在相位，益州局势便只会恶化，于国家不利。千万不要到最后，自己蒙了自己的双眼，将本末倒置。晚唐牛李党争，前车之鉴不远。便是我反对王厚、慕容谦之任命，亦是以为益州之乱，非徒用兵可定者。王、慕毕竟年轻，我怕他们为了取悦上司，急于成功，反害了国家。”
“文公说得极是。”
“君子与小人之别，不在于有党无党。君子之党，以社稷万民为重；小人之党，则一党之私为重。”
“文公以为，石子明是君子，还是小人？”司马光始终耿耿。
文彦博默然了好一会，方缓缓说道：“谓其小人则太过，谓其君子则不实。君实以后，亦要留心他。”
司马光叹息了一声。应付一个吕惠卿，他已经筋疲力尽，再加上一个敌友难分的石越，他实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他端起酒杯，轻抿了一口，抬眼注视文彦博，低声道：“凭我一人之力是不行了。如今朝中非止是益州之患，福建子之奸，石子明之难测。皇帝染上此病，难免有不讳之事，太子年幼，外头又一个贤王……我非有伊尹、诸葛之材，哪里撑得住这些许多事？”
文彦博直视司马光的双眼，淡淡道：“君实最忧心的，还是皇上母子相忌吧？”
“形迹已露。外间说以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是承太后之意，我是将信将疑。但桑、程皆是正人，为资善堂直讲亦甚妥当，便不是太后之意，外间既然这么传言，按理皇上亦当顺水推舟允诺了。这方是母慈子孝之意。但皇上却久久不允……”
文彦博点了点头，“倘是母子无间，纵有一千个贤王，亦无能为也。”
“外人见着这般情形，亦不免生了疑忌，便会以为太后有他意。小人便由此而非份之心，想着定策之功。”司马光忧心忡忡地说道，“倘若西南局势变坏，波及到益州；或北边有异动，那便有了立长君的理由……”
因为皇帝一病，所有的事情，竟突然便交织在一起，让局势越发的恶劣起来。
文彦博低着头想了很久，这才说道：“益州败坏也罢、交钞出事也罢、北边异动也罢，倘真要人来收拾残局，朝野想的，首先一定会是石子明。他迟早会再入两府。依我之见，石子明圣眷未衰，皇上或者是想压一压，将他留给子孙，但果真出了大事，皇上还是会用他的。这些事情，是他的长处，朝中没人能胜得过他。我看石子明未必不想福建子下台，二人之间的矛盾亦不小，只是石子明向来能屈能伸……君实若将他逼到福建子一边，并非上策。如今真正要防的，是雍王和福建子，这都是关系到社稷的大事。于石子明，要导其向善，防其向向恶。”说到此处，文彦博仿佛下了极大的决心，抬高声音，道：“君实，若不得已，便促王介甫出山罢！”
司马光不由一怔，望着文彦博。他知道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感情是极复杂的，在王安石为相之前，文彦博非常地欣赏王安石，推荐赞扬的事情，没少做过。但王安石为相之后，很快便将他赶到地方，一直到他罢相，他才得以重返中枢。司马光没有料到文彦博竟然能捐弃恩怨，要他促王安石复出。
他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那是一种欣慰的笑容。
“我已经给王介甫写信了。”司马光笑道。他与王安石，也曾经是莫逆之交，二人因为政见不同而关系破裂，但在司马光内心的深处，却始终认为，王安石是他最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即使在关系最坏的熙宁初年，也始终相信对方的品格。若能够在十几年后，抛弃恩怨，再度携手共事，对于司马光来说，也是他极期盼的。
文彦博亦是一怔。二人相顾一眼，不由得哈哈大笑。
若司马光能促王安石复出，那不仅可以对付吕惠卿，而且也可以制衡朝中一切有着非份之想的人。尽管大家政见不同，但二人对王安石的品格，却都有绝对的信任。
“只要我在一日，天下之事，文公便可放心。”送着文彦博踏上座船，司马光抱拳慨声说道。
文彦博默默地看着几乎是形容枯槁的司马光，心里又是感动，又是担心，又是不舍，又是期盼，但最终，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去。但才走了一步，他便突然想起一事，转身道：“君实，蔡京此人不可信。”
“蔡京？”司马光没有明白文彦博的意思。
“我听说你在琼林苑大宴中，公开夸赞蔡京能干，理财治民，皆为上选。”文彦博道：“蔡京心术不正，君实要当心。石越门下良莠不齐，君实若要导其向善，须择心术品行较好者。蔡京此人，君实犹须慎之！”
“文公之言，我必当铭记于心。”司马光口里应道，心里却大不以为然。
“君实保重！”文彦博又凝视了司马光一眼，叹了口气，一抱拳，转身走进船舱，唤道：“开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