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时节也容不得石越多想，他感觉到皇帝的眼睛正看着自己，当下也不敢去看王珪的神色，只向着皇帝微微欠身，飞快地理了一下思路，便说道：“陛下，若只是论品行、才干、资历，范纯仁入主刑部，都是极恰当的。只是……”
“只是什么？”赵顼听出石越话中的反对之意，亦觉意外，不由追问道。
石越抬眼正视皇帝的目光，大着胆子道：“恕臣大胆，臣不知范纯仁本人之意如何？”
“哦？卿是说范纯仁会不愿做参知政事么？”赵顼眼中的讶异之意更浓了。
王珪颇不以为然地摇头道：“世间有几人能面对执政之位而不动心？范纯仁又不是想做隐士的。”石越却只是笑着不说话。赵顼看看王珪，又看了石越半晌，奇道：“这么说来，卿已经知道范纯仁想去益州做观风使？”
这回却轮到石越目瞪口呆了，“范纯仁做益州观风使？”
范纯仁自荐不到两天的时间，这本是极机密的事情。赵顼见石越这般肯定范纯仁不愿做执政，不免要疑心范纯仁“轻浮”，石越早已知道他自荐之事。但他细看石越的神情，却又不似作伪，奇道：“子明不知道么？那为何竟会以为范纯仁不欲为执政？”
石越忙笑道：“臣其实亦只是猜测。臣在陕西之时，曾与范纯仁共事，知其颇有乃父遗风，是公而忘私之人。刑狱乃是国之重器，但范纯仁十余年来，未曾断案论刑——臣不敢说范纯仁不能胜任，但万一有伤陛下知人之明，恐亦非范纯仁所愿……”
“原来如此。”赵顼笑道：“子明亦算是知人者。不过，朕以为刑部尚书第一要紧的，倒是谨慎公正。至于敕律格式，断案决狱，士大夫岂能尽知？慢慢熟悉便好。范纯仁去益州，原亦是极好的人选。他条陈益州十四事，朕以为颇为他人所不及。只是朕现在少一个刑部尚书——刑狱关系天下苍生，总比益州要紧些。况且以范纯仁去益州，做个巡边观风使，是杀鸡用牛刀。这种差遣，令王中正跑一趟便可以。”
皇帝用王中正是用熟了的，熙宁初年，用他总制河东四路军事；王韶开熙河之先，也是令王中正先去观察形势——他回来的报告对皇帝最终下定决心要恢复熙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后保马法推行，也是王中正负责监督。这历历事迹，石越自然知之甚详，公平来说，这些覆历王中正也是功大过小，皇帝信任他也是有道理的。但王中正与王安石、吕惠卿关系都很好，为人刚愎好财，此人若然派去益州，只怕就是一个将益州逼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更何况石越当年想方设法令他不能参预伐夏之役，使他没立上这个大功，二人之间早已经结下仇怨。于公于私，石越在这件事上都无法沉默。
皇帝的话刚刚说完，他便立时离座跪了下去，顿首道：“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赵顼未料到石越如此激烈地反对，几乎吓了一跳，脸色亦郑重起来。凝神听石越说道：“陛下，臣久抚陕西，颇听到一些传闻。王希烈在河东时，擅作威福，全然不是在京师时谨小慎微之模样，诸将送钱多者，纵然无功升官亦快；不肯送钱者，纵有功亦不得升官，河东诸将怨声载道。甚至折家百余年来，为国之藩篱，久镇河东，竟然也要贿赂一内官以自保！连当年王韶开熙河，臣亦听到传闻，王襄敏为全己志，不得不贿赂王中正，以求其不得从中作梗。此种种劣迹，臣虽未有真凭实据，然陕西、河东，知者甚多。臣非敢以捕风捉影之辞构陷王某，只是今日之益州乃非常之地——陛下，国朝素有‘扬一益二’之俗语，富庶之地，先前又未报有天灾，粮价怎会无故暴涨？渭南兵变，也是河北禁军不愿去益州‘送死’所致——可无缘无故，军中又怎么会有这种谣言？所谓‘小心使得万年船’，为国家计，益州乱不得，臣以为，哪怕最后查明不过是虚惊一场，亦宁可谨慎一点，总好过事后追悔莫及。是以王希烈这些传闻，若是平时，臣不敢言；然在此非常之时，臣不敢不言。若遣王希烈去，倒不如让范尧夫去。”
赵顼脸色越听越凝重，到最后，整张脸都黑了下来。要知道，石越是极少在他面前如此赤祼祼地攻击一个官员的。这也是石越极得他好感的原因之一，他实在厌倦了新旧两党之间的相互攻击，尤其是那种没什么证据，互相指责对方人品的攻击。甚至连台谏的奏章也是这样，开头总是先将要弹劾之人的人品贬得一无是处，再开始正题，若依他们的说法，司马光、石越之奸恶，李斯、赵高辈相比都远远不及。这种论调，让赵顼非常厌烦。有好几次赵顼竟忍不住发作，当面反唇相讥。只有石越是个例外，无论对方是谁，他都只是就事论事，极少涉及到对方的人品。而且，赵顼也清楚地知道，石越是极少攻击宦官的士大夫之一。
但正因如此，石越的话虽然只是根据“传闻”，却已经令赵顼十分恼怒。
宦官收受贿赂，并非不能容忍。但到了连折家、王韶都要行贿的地步，这便不是收贿这么简单了。开熙河乃是国策，王中正奉旨前去观察形势，他一句话便事关朝廷十余年的国策，他怎么便敢因贿成言？！若非是王韶已经死了，否则便此一条，他也脱不了编管之罪！最重要的是，赵顼派宦官参预军机，为的便是互相监视。皇帝指望他们观察边将的一举一动，然后据实上报，但宦官若然收受贿赂，与边将沆瀣一气，反倒成为了边将欺上瞒下的工具，那这些奄人对皇帝还有什么用处？
内外勾结，素来便是大忌。
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充斥着赵顼的情绪。赵顼凶狠地盯着石越，冷冰冰地说道：“你说的可是实话？”
石越抬头回视皇帝，从容道：“臣岂敢欺君？！”
“好！好！”赵顼连连冷笑，忽然厉声喝道：“来人！”
“臣在。”在偏殿外等候的李向安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慌忙跑了进来。
“你去传旨……”
“陛下！”“陛下！”石越与王珪不约而同地打断了暴怒的皇帝。
赵顼望了二人一眼，不待二人开口，他已经明白过来——此事若真要追究，便一定是大狱！而且涉及的，全是军中的将领。
“你去传旨，叫王中正去北京养病！”
“啊？”李向安愣了一下神，但他毕竟当了十几年的差，不待皇帝发怒，忙道：“遵旨。”
“让童贯去河东，问问折克行，叫他将送给王中正的礼物开张清单，给朕带回来。”
“遵旨。”李向安这才意识到王中正出事了，慌忙叩头退了出去。
赵顼犹不解恨，恨声道：“贱奴焉敢如此！”
王珪又妒又忌地看了石越一眼，皇帝对石越的偏信，让他既感到羡慕，又十分忌惮。几十年的宦海沉浮早就告诉他，什么都比不上皇帝的信任。表面上的沉沉浮浮，都只是假象，臣子在皇帝心目中的印象，才是最根本的。在这一瞬间，他似乎完全明白了石越在熙宁朝数度沉浮，却始终打而不倒的真正原因——皇帝不管怎么样折腾着石越，甚至忌惮、提防他，但是心里却始终对他有一种信任。无论这看起来有多么的矛盾，但在这一瞬间，王珪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看来，应当让自己的儿子们多跑几趟石府才对……
但即使是石越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结果。他本来已经准备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王中正去益州——他在陕西颇竖恩信，无论地方官还是军中将领，找些人出来弹劾王中正并不是难事。纵然扳不倒他，也能滞缓皇帝的命令。石越其实也料不到自己几句话，竟几乎扳倒一个炙手可热的大宦官。事情如此轻易，真真是出人意料。
“陛下，王中正的事不是急务，倒是益州观风使之人选，陛下不可不慎。”石越开始得陇望蜀，但他依然说得极为委婉，“臣以为益州之事，牵涉到朝局变动、一路生民、大宋数十年的国运，若是选错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这番话听在赵顼耳中，却颇觉刺耳。赵顼固然也疑心益州出现了问题，但是他依然也认为反对者夸大其辞。所谓“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但是石越所说牵涉到“朝局变动”，却是点醒了赵顼。
的确要防着有人借机否定熙宁归化，甚至再次激化朝中的党争。若这么看来，连范纯仁也未必是合适的人选。忽然，赵顼心中冒出一个念头：难道吕惠卿举荐范纯仁为刑部尚书，竟也是担心……但他马上将自己这个可笑的想法打消了，休说吕惠卿不可能知道范纯仁想做益州观风使，古往今来，也没有保荐自己的政敌当宰执大臣这种党争方法……吕惠卿还是识大体的，朝野中有些人，对吕惠卿的确存在着极深的偏见。
“子明心中可是有适当的人选？”赵顼忽然问道，此时他已冷静下来，望着石越的眼睛中，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
石越似乎没有觉察皇帝话中的试探之意，“臣以为，陛下应当择一位值得信任的元老重臣前往益州，一则陛下能信得过他们不会为朋党所利用；一则若万一益州局势果真不堪，他亦能压得住益州四司长吏，巡边观风使立时便变成安抚使，可以当机立断，处置事务；最要紧的是，元老重臣之经验，亦足可倚重。”
“元老重臣？”石越的话让赵顼的心动了一下。
石越缓缓抬头，直视着赵顼，从容说道：“臣以为，陛下或可征召王安石赴蜀。”
“王安石？！”
赵顼腾地从御榻上站了起来。
王珪的眼神中全是震惊。石越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吗？他刚刚还在说“朝局变动”，难道他不知道，重新起用王安石，便是最大的“朝局变动”！况且，王安石复出，对石越有什么好处？虽然王安石的新法，如今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而且多是面目全非，但王安石依然是开创了熙宁变法的人，他仍然是所谓新党的“赤帜”。退居金陵愈十年，人们对王安石的印象反而有了改变——他在相位时的刚愎自用、怨声载道，除了那些顽固的旧党，大部分人已渐渐淡忘；人们记得的，是他远在吕惠卿之上的人格魅力，无与伦比的人望。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石越、司马光、吕惠卿固然居功至伟，但是王安石的开创之功更不可没！石、马、吕之政绩，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站在了王安石的肩膀之上。王珪还记得《汴京新闻》上曾经刊登的一篇时评，文章分析了熙宁朝的所有“新政”，最后发现，熙宁朝新政最核心的部分，都是对王安石新法的扬弃。石与马所看到的问题，王安石早已看到，石与马本质上都不过是对王安石的解决方法进行修正，不过石越更加积极，而司马光则更加谨慎。这篇熙宁十六年刊发的时评，曾经受到广泛的赞誉，虽然在王珪看来，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过是故意将王、马、石三人并称，借此来贬低吕惠卿，以表达对时政的不满。但是，这也证明了王安石在大宋政局中依然举足轻重。
石越居然举荐起王安石，这无异于玩火。
“王安石。王介甫……”皇帝来回踱着步，语气中掩饰不住激动。
石越默默地望着皇帝，他的内心其实并不如他的表情那么冷静，如若仔细观察，可以发觉，石越的衣服也在微微颤动着。
在偏殿的君臣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时辰，石越与王珪这才告退。王珪因为轮值，便径直往南回政事堂，石越却是取道东华门出大内。他才走到东华门，迎面便见着几个宦官正服侍着雍王赵颢在门外下马。他虽然颇忌讳与这位“贤王”打交道，但这时候却也不能故意躲开，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向赵颢见礼。
赵颢亦不料遇着石越，虽然亲王之贵，在宋之爵位中为最尊，但有宋一代，亲王位在宰相之下，石越名位，比于宰执，赵颢不敢怠慢，连忙回礼，一面笑道：“小王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子明，亦是在此东华门外。不觉便亦已是十余年了。”
石越忙笑道：“臣已是老了，大王风采却更胜十余年之前。”
赵颢笑道：“司马光常说‘不诚之事，不可为之’，子明这话，却有点言不由衷了。”又看了一眼石越，问道：“王禹玉呢？官家今日不是召见你们两个么？”
石越不料赵颢对禁中之事如此熟悉，亦不避讳，不觉愣了一下，道：“今日王禹玉轮值。”
“可是又‘金带系袍回禁署’了？”赵颢玩笑道。
石越亦不觉莞尔，他知道这是当年梅尧臣写王珪的诗，因王珪是典型的太平宰相，一生之中，除了入仕之初曾经通判扬州，几乎是“不出都城而致位宰相”，宋朝开国一百余年，他的际遇也是异数。当年梅尧臣作此诗时，王珪还只是翰林学士，经历坎坷的梅尧臣便非常羡慕他，因诗词唱和，半真半假的写道：“金带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烛侍吟窗。人间荣贵无如此，谁爱区区拥节幢。”
石越因笑道：“王禹玉是天生富贵命，他人比不得。看看他的诗，又是‘晓日初临金阕动，春风正与玉杯期’，又是‘翠凤有时翻瑞影，银蟾通夕堕清津’，金璧珠碧，不是富贵人，断不能写出这种富贵诗。”
赵颢哑然失笑，“至宝丹么？”至宝丹是当时的一剂名药，由生乌犀、生玳瑁、琥珀、朱砂、雄黄、牛黄、龙脑、麝香、安息香、金银箔等研制而成，其成分珍稀难求，因此价格昂贵。王珪虽是“欧门弟子”，以文名著称于世，但行文风格与欧阳修却绝不相同，因为他诗作多写得富丽堂皇，镶金嵌玉，连王珪的兄长都讥之为“至宝丹”，此事广为流传，时人竟干脆将王珪的诗便称为“至宝丹体”。
赵颢又笑着摇了摇头，道：“可惜子明已不肯作诗。”
“实是江郎才尽了。”石越连忙笑着岔开话题，委婉提醒道：“大王可是奉诏觐见？”
“若是官家或太后召见，小王岂敢耽搁？”赵颢却装作听不懂石越话中之意，依然笑容可掬，“不瞒子明，我是来说项的。几个奴才听到王希烈坏事，盯上了御药院的差使，跑到我跟前又哭又闹，非逼着我来说情……”他一面笑着，一面却望着石越，眼睛都不眨一下。
“王希烈坏事了？”石越一脸愕然，“这是何时的事？怎的一点风声也没有？”
赵颢狐疑地从石越脸上将目光移开，笑道：“便是刚刚的事情。官家让李向安传旨，着他北京养病。不过这个时候，王希烈多半正在托人求情，不见一次官家，他哪能甘心便走？”
石越听出赵颢的话中似有提醒之意，王中正在宫中数十年，兼之宋朝的宦官，多数倒是家传的职业，可以说都是根深蒂固，这么不明不白被赶到北京，没明白皇帝的心意之前，王中正又岂肯束手就范？而皇帝的心意，也是会变的。皇帝也有却不开的情面。但石越却也只能装聋作哑，因笑道：“这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不愿意再多留，又抱拳道：“下官尚有些些俗务，就此告退了。还乞大王恕罪。”
“子明自便便是。”赵颢微微笑道。望着石越匆匆忙忙上车离去，赵颢这才转过身来，冷冰冰地喝道：“进宫。”
赵顼接见过石越与王珪后，又让内侍将这几日的益州军情急报全部挑出来，仔仔细细再读了一遍，自从种谔病死军中后，种谔的副都指挥使曲贵暂时接掌了宋军的指挥权，但宋军士气低落，面对泸州的西南夷束手无策，仅能自保而已。曲贵每日一报，奏折却全是诉苦——征调来的军粮在仓库里发霉坏掉，运不进前线，真正打仗的士兵只能携带十天的干粮，活动范围有限；地图上看起来极近的地方，却往往要翻越几十座绵延的群山，山林中道路不熟，毒蛇出没，甚至连蚊虫也能致人死命，可宋军却缺医少药，每天都有士兵被毒蛇咬死，而且一进到山中，极容易遭到伏击，几十个敌人在山里袭击，派出几百人追捕，也难见踪影，追敌的宋军反而要损兵折将，死伤大半，以至宋军根本不敢追击夷人；还有诸如山中地形复杂，兵多了施展不开，兵少了等于送死；宋朝州县原本政令便不出城中，官军至此，言语不通，好不容易找到向导，也难以沟通等等……这些抱怨之辞，其实最开始去的宋军将领也曾经说过，结果被赵顼与两府视为畏难塞责之语，批回去狠狠地骂了一通，从此便没有人敢多提这些事情。但此时这些字句看到赵顼眼中，却是另有一番滋味。这个曲贵他是知道的，曲家也是大宋有名的将门，曲贵在先帝时，就在大内做班直，赵顼见过几次，虽然不通文墨，但为人是极忠厚老实的，他即位后，便放出去到熙河挣功名，当时熙河主事者是王韶，李宪是监军，高遵裕是副将，曲贵在高遵裕帐下效力，高遵裕夜破野人关，名动西陲，此战曲贵身中三箭，率先登关，报为首功。后来为取河州，高遵裕与王韶、李宪意见不和，结果证明是高遵裕在理，赵顼便起意渐渐让高遵裕开始独当一面，曲贵便一直追随高遵裕，都是以死战建功，但报上来的功劳却是极少。直到高遵裕被贬，枢府才发现他一直被高遵裕压制，但是曲贵却从未为自己申辨过。高遵裕败事后，他族兄曲珍因事面圣，特意写信问他有没有事要代为禀奏，他反倒为高遵裕分辨，说高遵裕在西北多年，功大于过。这么一个忠直之人，说他畏难塞责，实是难以置信。赵顼心里不是不明白，这些难处，若是种谔还在，便只好哑巴吃黄连，他当初许下海口，此时怎敢自打嘴巴？其余的将领，明明见着前任被申诉了，哪里还敢分说半句？且打了败仗再来说这些话，朝廷亦无人肯信。也只有曲贵这样的人，才敢说实话。
赵顼叹了口气，伸出手来揉了揉太阳穴。益州的形势，真是扑朔迷离。朝廷公卿，一些人说得益州明天就要出王小波、李顺了，他听得明白，意思就是指吕惠卿误国，还是不脱党争的形迹；一些人却信誓旦旦，说益州只是将领无能，只要调动精兵强将进剿，祸乱平息不过反掌之间。赵顼总觉得若归咎于政策的失误过于勉强——熙宁归化在荆湖南路就推行得极顺利，有几处洞蛮不服，当地的屯田厢军就剿平了。若说地理形势，难道益州与湖南就差这么多？湖南路也到处都是山，一样也有瘴气。说到底，还是将领无能，败军误国。曲贵说的纵然属实，但绝不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赵顼这时自觉心里明镜似的，益州观风使的人选之争，说到底还是党争。但要顾全文、马等人的面子，也不能当益州什么事也没有，而且成都粮价暴涨，这里面的确透着蹊跷。所以，既要谨慎一点，又不能被党争利用。倘若万一真的有事，也要镇得住场面——石越说的是有道理的。不过，真正关系到西南局势的，赵顼以为倒是经略使的人选。
想到这里，赵顼不由感觉有点可惜。原本高遵裕是他寄予厚望的，可是却搅和着一堆烂事，从曲贵的事看，还有点妒贤忌能。心胸不广，怎能让下面的人卖命？有一回他和石越说起他以文臣抚陕的事，石越说他其实别无所能，就是两条，一是不怕死，他一个文官，三品重臣，尚且不怕死，下面的兵将就没有怕死的道理；一是不贪功忌能，下面的将官知道主帅不会拖后腿，自己的功绩，朝廷一定会知道，打起仗来就有劲头。赵顼对此深以为然，当年韩绛误事，就是为了怕死。高遵裕是不怕死的，但若妒贤忌能，就难成大器。
一想起高遵裕来，赵顼忽然想到高遵裕因赦还京，今日正要进宫觐见太后，他瞥了一眼殿角的座钟，估摸着高遵裕此时正在保慈宫。他心思一动，起身道：“去保慈宫。”
才到保慈宫门口，保慈宫的内侍便已经见着赵顼一行人过来，哗啦啦跪倒一大片，当下有人便要进去禀报，却被赵顼笑着拦住了。他也不带随从，只叫了一个小黄门跟着，缓缓向保慈宫正殿踱去。还未到殿门口，便听到殿中有人高声说道：“……有了这事，才知唐康委实难得……”赵顼听出声音却是高太后的亲侄子高公纪的，心里不由得嘀咕了一下。外戚干政是大忌，高家的人都非常谨慎，从来不愿意沾惹是非，怎么竟在这里说起国事来？他留了神，正欲放轻了脚步，不料一个宫女恰好从殿中退出来，见着赵顼，倒是吓了一大跳，慌慌忙忙跪倒请安。这么一闹腾，里面已知道皇帝到了，赵顼只得快步进殿，却见殿内除了高遵裕与高公纪外，雍王赵颢竟然也在，见他进来，全都跪了下来。赵顼一面给太后请了安，一面笑道：“今日只行家礼，不必太拘礼数。”高太后也笑道：“并没有外臣在，都起来坐了吧。”三人这才起身坐了。赵顼因笑道：“太后刚刚聊什么，还是接着说便是。”
但高公纪却不敢说了。只是赵颢笑道：“方才是君正和太后说如今的两件案子。”
高太后脸上却是没了笑容，肃容问道：“官家，那陈世儒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赵顼没想到高太后问的是这个案子，脸上顿时也没了笑容，叹道：“这是人伦惨案。这案子是今年正月陈府的奴婢到开封府告发的——这陈世儒原是国子监的博士，他是陈执中的独生子，他正室李氏是吕公著的外甥女。陈执中不用说，真、仁宗两朝名相，吕家也是本朝数一数二的世族，吕夷简、吕公著都是位极人臣的——谁能料到，这么两个名门望族之后，竟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弑母案来。开封府已经递进供状，陈世儒夫妇都伏罪——这案子的起因，原来竟是朝廷不合让陈世儒去太湖县当知县！那陈世儒是纨绔子弟，习惯了汴京这个花花世界，到太湖县都觉得是偏远了，为了能回汴京，这夫妇俩竟唆使奴婢用毒药谋杀陈世儒的亲生母亲张氏，张氏一死，陈世儒便可以丁母忧，顺理成章回汴京来！不料奴婢用毒药没毒得死张氏，这夫妇竟半夜用铁钉将张氏活活钉死！”
赵顼说到后面，已是咬牙切齿，保慈宫里的宫女，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起人伦惨剧，一个个吓得脸色惨白。高太后原本将信将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世间竟有这样匪夷所思之事，这时听到赵顼亲口证实，脸都气白了，嘴唇气得直发抖，哆嗦道：“这种人还留他做甚？这种人还留他做甚？！”
“开封府已经锁拿了陈家二十余口。朕原本还顾念着陈执中是几朝的老臣，只有这么一个独子，杀一个陈世儒不可惜，可叹的是陈执中从此绝后，想给他留一脉香火……”赵顼苦笑道：“不过当时却被陈绎顶了回来，这是人伦大恶，不能不穷究，不能不严办！”
“陈绎说的是正理。可惜也死了……”
“太后放心，朕已经知会苏颂了，不多久便能决案。”赵顼一面宽慰着高太后，眼角间却瞥见赵颢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他心里顿时感觉一阵别扭，忽然想起苏颂回自己的话：“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这是当面给了自己一个软钉子。虽然赵顼信得过苏颂不会枉法，但总觉得不太舒服。这时不免又莫名其妙泛起疑心来，陈执中与吕公著门生故吏遍朝野，难保没有人抱着和自己一样的想法，想为陈家留一脉香火……
正想着，却听高太后叹道：“汴京的确是个繁华世界，因为不想离开汴京连官都不肯当的事，我也听过不少。曾布、蔡确，听说到了南海，便是一镇诸侯，南海各国国王见了他们，都要毕恭毕敬；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可还是一心想着回汴京，就算不当官也甘愿。我自小便在宫里长大，也不知道外间和汴京到底有多大区别。不过刚刚听公绰说起西南夷那地方，竟是一个州城方圆不过三里，有一千户人聚居，便是极繁华的所在，又有瘴气，人沾上便死，西南夷向来不服管教，朝廷的政令出不了州城之外，地方官上任之前，都要先写好遗书，更有人千方百计躲避差遣——若比起来，太湖县真是天堂了。陈世儒也是宰相的子侄，唐康也是宰相的子侄，为何区别竟这么大？”
赵顼不料太后竟夸起唐康来，他想起刚刚听到高公纪说的半句话，不由狐疑地向高公纪望了一眼。
“官家不用疑心有人来这干请。”赵顼的表情早已落到了高太后眼中，“是我自己问起唐康的事情。外边的事情，原本我不应当问。不过听到有人说，要杀田烈武、李浑，要问唐康的罪——官家，忠义之士，是杀一个少一个的。唐康、田烈武、李浑，这几个人何足道？但杀了这些人，会不会叫忠臣义士寒心？官家要三思。陈世儒这样禽兽不如的东西，官家还想着陈执中的香火，官家难道就不念石越、文彦博的情面？田烈武、李浑，虽不是名门，可也都是烈士之后——他们的行事，哪里是陈世儒能比的？”
“太后说得极是。”赵顼这时已经明白扯出陈世儒案，不过是个引子。太后根本还是想为唐康等人说情，若是后妃，他早就直斥为“干政”了，但太后地位却大不相同，当下只得堆满笑容，耐心解释道：“以朕的本心，当然不愿处罚他们。不过国家自有法度，总要依着规矩来才行。否则，既不能服众，开了先例，更是后患无穷。擅调兵、擅杀，都是关系极大的事。唐康这人，朕以为是有大将之材的，果敢、艰忍，也有担当。他这个年纪，到戎州那种地方当官，换成旁人，还不知怎么个哀天怨地，到了任上，要么自暴自弃，要么百般钻营想着早日逃离苦海，偏他就能做出番事业来，这已是能为人之所不能了。只是年纪毕竟太轻了，有点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在戎州时，与上司、同僚都相处不好，益州四司衙门便没少弹劾他——如今更加是胆大妄为了，几千人，说杀就杀了。朕看公绰为将时，也不是他这般好杀的……”
高遵裕听皇帝说着唐康，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在熙河打拼了十来年，真正和西夏打起大仗来，却没有自己的份了。在外待罪这么多年，眼见着后起之秀一拨拨地起来，心里更不是味道。这时候听皇帝夸唐康是“大将之材”，正失神间，不留神皇帝竟说到自己，不觉一阵慌乱。却听皇帝又说道：“当年公绰取岷州，生怕士卒滥杀百姓冒功，战前下令：生获老幼者与得级同。便是这点仁心，数万人得活。至今岷州还有为公绰立生祠的。唐康年纪轻轻，做事却不肯留半点余地——他一声令下，杀掉这数千人，身上不知背着几万人的怨恨呢。”
赵顼忽然夸起高遵裕来，不仅高遵裕，在座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皇帝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高太后对自己家人一向严厉，高遵裕虽然是叔叔，但也不肯假以辞色，因道：“取岷州是王韶的功劳，与他何干？倒是这几万乱军眷属，官家打算如何处置？”
“这一军之众，也并非全部作乱。凡不肯附逆而被杀的，照例进忠烈祠祭祀，自不必论；逃走的也法外开恩，赦免其家属——不过这些也难以甄别，只能少冤枉一人算一人。其余眷属，死罪可免，但流放是免不了的。只是这人实在太多了，朕想借着太后寿辰，下一道德音，凡家里有五十二岁以上老人的，一律赦免不问……”
赵顼这话一出口，众人便已知道他根本无意再兴起波澜，几千家被谪戍，一定会搞得河北路鸡犬不宁，而且这么拖家带口远赴异地他乡，这不同于移民——朝廷是不可能给钱的，路上少说也要死一半以上的人，到了他乡还要面临种种更艰难的问题，最后能活下来的，能有十之二三，就算是不错了。但这道德音一下，几乎等于便是赦免了六七成甚至更多的叛军眷属。这于稳定人心，自然是有好处的。而且理由也冠冕堂皇，朝廷也保持了尊严。
“官家这是仁厚之心。治国便要这样，到底要以宽为政……”
高太后的这番话，赵顼却不以为然，他摇头笑道：“石越曾和朕说过诸葛亮治蜀之事，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本朝真、仁宗两朝，便是以宽为政的，到朕手里，应当严一严了，否则文恬武戏，必致千载之患。”
这番议论却不对高太后的胃口，她不悦地说道：“官家熟读经史，自古以来，可见过严刑酷法能出太平盛世的？石越也是书呆子，诸葛亮那是乱世之法，岂足为万世师？”
“西夏还占据河西走廊，眼见着要兼并西域，恢复国力，他日难保不又成中国之患；幽蓟尚在胡虏之手，河北门户洞开，全无塞防可言——史书上亦不曾见哪个太平盛世是这样的。”赵顼愤然道，话脱口而出，才发觉自己语气太重，忙又转圜笑道：“外间之事，太后尽可放心。朝廷最可惧者，不是以宽以严，而是怕陷入唐代牛李党争那样的局面。今司马光与吕惠卿都能和衷共济，国家之福，莫过于此。”
本来太后、皇帝相争，虽然还是温声细语，但殿中众人却早已吓得脸色惨白，这时候气氛缓和，高遵裕、高公纪还是不敢多话，只赵颢笑道：“官家也说了是‘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今日之势，正是要宽严相济。太后看今日的局面，实是开国百年以来未有的，官家恢复河西，不仅从此陕西又变成腹地，而且亦是一雪四朝之耻，这等功业，休说仁祖时范仲淹、韩琦们办不到，便是数遍古今帝王，亦惟有汉光武能相比。朝廷内也是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太后尽可高枕无忧，只要安享太平便好。”
虽然赵顼刻意缓和，赵颢又打着圆场，但这些话，高太后心里依然是不以为然的，吕惠卿这样的人高居左仆射，是什么国家之福？是祸患无穷才是真的。现在的国势，又哪里称得上什么“政通人和”？她也知道他这个皇帝儿子现在是威望极高的时候，皇帝在取得很大的功绩后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被狠狠地摔下来，这样的事情，不用说远了，隋唐五代现成的例子便多的是。她是颇听了些议论的，越听便越发觉得赵顼太过于急功近利，灭夏之后，国力竟有点强弩之末的样子，可如今赵顼却还是一腔的雄心壮志，野心反倒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又开口法令，闭口规矩的，总让人感觉少了那种体恤下情的心意——以唐康的身份，唐康、田烈武、李浑等人的行为，打着国法无亲的旗号，关进御史台、枢府的狱中，那是极容易的，但皇帝怎能全然不顾石越、文彦博的面子？全然不顾天下忠臣义士的感受？仅仅只是发还石越和文彦博的谢罪折子，下旨抚慰他们，这能有多大的意义？高太后知道这些事情，一般的大臣生怕自己踏进旋涡中，避之惟恐不及，是断断不敢说的。她这才不避嫌疑，想劝劝赵顼，至少在定罪之前，让他们先回家待罪，不要一直关在狱中——这也是给天下一个姿态，不料她还没来及说出来，赵顼便已经滴水不漏地堵了回来，又把话题岔开，从言辞语气中，倒有猜忌自己“干政”的意思，母子相疑至此，真是让人灰心。这时候这些心意她也不愿说了，太后与皇帝争执，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也不好听，当下只勉强笑道：“外面的事，我有什么放不下心的。不过是母子叙叙闲话，你便能说出这么多话来……”
“倒是儿臣该打了。”赵颢笑道：“太后寿辰将至，还老说这些一本正经的事，官家整日操劳国事，在崇政殿听这些也听厌了，到这来还听这些——倒不如说笑话。我先说一个。”
说罢，赵颢一本正经地坐好，道：“前几天我听到一个笑话，说是石越提举编敕所，编敕所的官员便好讲《论语》，因说到七十二贤哪些家里有钱，有个官员便说公西赤家里定是极有钱的，众人问他出自何典，他道：‘诸君不闻语云：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众人都很拜服，夸他学问好。有人便跑去告诉石越，道某君《论语》读得好，石越听完，慢慢抬头，看了那人一眼，说了一句话——太后、官家猜猜石越说的是什么？”
高太后想了一会，摇摇头，望着赵顼。赵顼也笑着摇头。赵颢又看高遵裕与高公纪，高遵裕倒也罢了，反正这并非所长，干脆懒得弄脑筋；高公纪却是外戚中少有的学问好的人，不由得皱眉沉思，却再也想不出来。
赵颢因缓缓说道：“却见石越一脸肃然，问道：‘你怎知不是子路借与他的？’”
他话音方落，便听到扑哧一声，高公纪已经先忍俊不住，大声笑了出来。高太后与赵顼一愣，也都回过味，齐声大笑。高遵裕虽不明所以，却也只得跟着嘿嘿直笑。
半晌，高太后才忍住笑，道：“石越这么一个一本正经的人，居然也会作弄人。”
赵颢笑道：“太后有所不知，本朝三个姓石的学士、执政，都是些诙谐人。石曼卿是个‘石学士’——有一回马夫不小心，把他从马上摔下来，吓得半死，他爬起来拍拍衣服，慢里斯条道：‘幸好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被摔得粉碎？’石中立也是个趣人，当员外郎时，和同僚去看御苑的狮子，听说那狮子每日要吃羊肉十五斤，有人便感叹：‘我们这些人也算是郎曹，生活反比不上一只野兽。’石中立责怪道：‘你怎的不知本分？它是园中狮，我们不过是园外狼，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他话未说完，连保慈宫里的宫女、内侍，也都忍不住掩嘴偷笑起来。高太后更是笑得打跌，赵顼也是一面笑一面直摇头。
自从皇帝接见王珪和石越起，在政事堂当值的吕惠卿便有点心神不宁，但他要讲宰相风度，依然装作没事人一般。上午见过几个换任的通判后，内廷忽然传来消息，王中正不知何故得罪，被赶去北京养病——这对吕惠卿无疑是当头一棒，但王中正是内官，宋朝宰相虽然号称“事无大小，不分内外，皆统之”，但皇帝贬窜内官，他到底不方便追问根底，只得强忍着。但他下了极大的赌注，不惜举荐范纯仁入政事堂，目的就是想替王中正入蜀扫清道路，王中正被贬，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况此事又牵涉到他的命运，到底也不能当没事发生。待王珪回到政事堂，吕惠卿便想方设法想从他嘴里套点话出来——他知道整个上午，皇帝召见的只有王珪和石越，此事必与他们有关。但王珪却是老滑头，竟是滴水不漏，尽是说些有关太后生辰的不着边际的话。吕惠卿原也知道，随便泄露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是极犯忌讳的，一旦坐实，这一条罪名，便可以将任何一个宰相贬到天涯海角。但王珪这个“三旨相公”，平日是极会观风的，且素与司马光不和，在政事堂里，还是倾向于自己这一边的。这时候竟半点口风都不漏，本身便昭示出了大问题。
他满腹心事的等到下午，又听到消息，皇帝走马灯似的接连召见文彦博、冯京、司马光、王安礼、范纯仁，吕惠卿更是几乎如坐针毡——偏偏这时几个湖北路来的官员还絮絮叨叨拿着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说个没完。他心里虽然不耐，却也不好发作，又找不到借口离开，只得心不在焉地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话，心里只想着是不是皇帝打算除范纯仁观风使，一面盘算着怎样才能合情合理的把这诏旨给堵回去。但没多久，几个翰林学士被召了进去——吕惠卿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按大宋现在的制度，观风使这样的差遣，知制诰草诏就可以了，翰林学士在这时候进去，多半是要有大除拜了——皇帝打算让范纯仁拜相了。但想到范纯仁要进政事堂，吕惠卿心里又变得五味杂陈。
果然，没多久，便见李向安满脸笑容带了诏旨到政事堂要印。接过诏旨，吕惠卿顿时傻了眼——皇帝仿佛是想将他这十年来忘记做的事情一次做完，李向安竟是带了五份诏书过来！连王珪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第一道诏旨，范纯仁拜相，是吕惠卿自己推荐的，想想刚才皇帝召见的人，便知道两府皆不反对，虽然如此一来，吕惠卿在政事堂便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政敌。但他哑巴吃黄连，亦只得强作笑颜，和王珪一起副署。第二道诏旨，韩维为枢密副使也是传言已久的事情，吕惠卿与他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倒也不觉意外。但接下来几道任命，却让吕惠卿目瞪口呆。接下来三道旨意，分别是以高遵裕为泸州知州；以太府寺卿李陶为鸿胪寺卿；以开府仪同三司、荆国公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
吕惠卿只觉得一阵晕眩。
“石越！”他在心里恶狠狠地念出这个名字，眼前一阵模糊，那三份诏令，似乎化成了石越那冷静的面孔，嘴角边带着一丝轻蔑的嘲讽。
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石越。
吕惠卿握着笔管的手微微颤抖着。皇帝果然起了疑心——高遵裕为泸州知州，泸州还在西南夷手中，宋军虽然迟早会夺回，但没有不先任命经略使，反先任命泸州知州的道理。重新起用高遵裕，皇帝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这个人不会受朝中任何一党的控制，他去益州，是做皇帝的耳目。
太府寺卿李陶，是吕惠卿的同乡、门生、亲信。太府寺是大宋仅次于户部的中央财政机构，在发行交钞后，其地位更是日渐重要。石越在太府寺时便兼任参知政事，韩维亦由此而升任枢副，使得太府寺在诸寺监中，更被视为“要津”。而鸿胪寺“不过”是总管全国蕃夷部落事务及海外殖民、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名义上虽在太府寺之上，实际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自从石越与韩维去职后，太府寺卿就一直被吕惠卿的亲信占据着。此时忽然将李陶“升为”鸿胪寺卿，让吕惠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而最致命的，却是王安石的任命！
高遵裕可以设法收买、交易；李陶的任命，也可以设法阻扰，还可以在新太府寺卿任命上做文章——但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却几乎在一瞬间，让吕惠卿丧失了斗志！
再怎样算计也没用了。
这样的感觉，弥漫于吕惠卿的心中。
吕惠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王安石，他实有一种莫名的忌惮。吕惠卿能有今日之地位，全靠着王安石的赏识与擢用；吕惠卿的全部政治资源，依赖的还是王安石这面旗帜……曾经，在王元泽还活着的时候，吕惠卿心里便充满不安，他小心的保留着与王安石交往的一切证据，为的便是以备“万一”。在王元泽死后，王安石罢相，虽然表面上吕惠卿对王安石尊敬有加，但也时刻担心着皇帝会重新起用王安石——因为他知道，只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辛苦经营来的地位，便会在一夜之间拱手送人。他用尽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努力标榜自己与王安石的区别，却始终无法逃避王安石的阴影。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新党”，而“新党”，则永远是王安石的党。这种感觉让吕惠卿极不舒服，如非朝堂之上还存在着有司马光、石越这样的劲敌，考虑到王安石有朝一日也许会是极重要极有用的棋子，使得吕惠卿竭力克制自己的冲动，他早就对王安石下手了。
但这颗预备的棋子，吕惠卿自己都害怕使出来的棋子，却被石越用了。而且是被用来对付自己。吕惠卿知道这肯定是石越搞鬼，这样的手腕，根本不是文彦博、司马光使得出来的。
“阴险小人！”吕惠卿在心里咒骂着，手中的笔却始终无法落下去。自己要亲自给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签发核准令，是该觉得讽刺，还是该觉得残酷？但是，他能拒绝么？他素有的勇气与智慧，在面对那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面目全非。
“吕相？吕相……”王珪的唤声让吕惠卿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王珪，只觉此人面目可憎，但他已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今日见的人太多了，有点不舒服。这一封诏令……”他推出王安石的那封诏令来，道：“介甫最近患了偏头痛，益州瘴疬地……这恐非朝廷优待老臣之礼。禹玉看呢？”
王珪同情地望了吕惠卿一眼，委婉道：“介甫的偏头痛，皇上已经赐过禁方——是以新萝卜取自然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滴入鼻孔。左痛灌右鼻，右痛灌左鼻。听说颇有神效，已经好了。且自介甫居金陵以来，皇上每两月必遣使者慰问，十余年来从无间断，介甫身体好不好，皇上岂能不知？今日皇上接连接见两府大臣，恐是圣意已定——皇上与介甫，君臣之间的情义，相公又不是不知道。此事下官看并无不妥之处。”
吕惠卿默然良久，终是难以甘心。掷笔道：“反正不急在一时。范纯仁、韩维为执政，我辈都要面圣道贺的，不如等见过皇上再说。”
王珪看着吕惠卿，本来吕惠卿遭难，他未必无幸灾乐祸之意，但此时自己是唯一在场的参政，他亦担心惹出什么事来牵连到自己，沉吟一下，还是劝道：“吉甫，皇上不过让介甫去益州查看地方官员有无欺上瞒下，了解益州局势，这是平常之事。吉甫若坚执己意，恐多有不妥。同殿为臣数十年，下官不敢不言，还望吉甫三思。”
这话已然是说得极直白了。两府大臣没有人反对，吕惠卿却坚持反对，是本来皇帝还以他无私，反见有私了，只能更增皇帝之疑。面圣反对，不仅于事无补，反是自掘坟墓。这些道理，以吕惠卿之智，岂有想不到的？但这时他只觉大势已去，方寸全乱。听了王珪之言，默然半晌，终于再次拿起案上的毛笔，在诏书上艰难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王珪见他署了名，在心里叹了口气，接过笔来，在下面亦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吕惠卿。眼见着吕惠卿默然钤上相印，王珪亦不禁生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他有意宽慰几句，却又觉无法择辞，动了动嘴唇，终是什么也没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