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能安睡。”他轻声为自己做结，“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他的脸。”

旁听席里寂静无声，所以当奥尔加轻轻地嗤了一声的时候，这声音在施海勃耳中特别清晰。

奥尔加的声音带着点笑意：“演技不错。”

“什么？”安妮震惊地压低声音，活像个偷偷跟朋友秉烛夜谈的女高中生，“这些是他编造的？”

“不，这些并不是他编造的。”奥尔加好脾气地说，“但他可不是会把自己脆弱的一面暴露在人前的那种家伙。”

与此同时，赫斯塔尔正说着：“在整件事情中，我唯一犯的错误只在于阿尔巴利诺——我不应该利用他，也不应该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是个好法医，在最后一刻也想要阻止他眼中这种违法法律的行为，这样的结果并不是他应得的。”

“‘唯一犯的错误只在于阿尔巴利诺’，挺精准的一个评价。”奥尔加用一种乐在其中的语气说道。

而马斯克女士似乎完全没有在意这段认罪自白，她紧皱眉头，说：“但你必须向陪审团出示证据，据我所知，对斯特莱德的强奸指控没有涉及到三十年前。”

“好的，”阿玛莱特镇定地点点头，转向了法官：“如果您允许，我需要向您和陪审团展示一份新的证据——这是当年白橡镇本堂神父安德森的一份自白书。”

旁听席上的众人眼巴巴地看着那份文件夹被拿给法官，然后法官翻开第一页，惊呼了一声：“这——？！”

“没错，这是一封血书，这份自白里袒露了当年圣安东尼教堂的神父和教会成员们性侵唱诗班的孩子的一些事实。”阿玛莱特冷静地吐出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这份自白书来自前段时间我在狱中等待开庭期间收到的一封匿名信，显然有位不知名的朋友很关心我的案子的进展。总之，法官大人，下一份文件是第三方机构给出的笔迹鉴定书，可以肯定这份血书确实是安德森神父的笔迹；第三份文件是DNA检验报告，这份检验报告比对了自白书里的血迹和安德森神父的侄女的血，结论是这两份血迹的主人有亲缘关系。”

他这段话透露出的意思令人不寒而栗，莫洛泽的那位护工发出了些嘶嘶的倒抽冷气的声音，而奥尔加·莫洛泽本人轻轻地啧了一声，很难猜测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法官大人，我必须指明，”马斯克女士提高了声音，“就在不久之前，安德森神父被发现在教区的主教座堂中失踪，然后当地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发现了一个圣体光，安德森神父的舌头的碎片就被塞在这个圣体光里。而阿玛莱特先生在这个时间段又‘收到’了这封血书，这种巧合令人不得不怀疑……”

赫斯塔尔冷冰冰地抬起一只手：“反对。我希望控方不要用没有用来起诉我的罪行质疑我，况且马斯克女士也应该很清楚，此案案发的时候我正在狱中。”

“有效，马斯克女士，请不要提出与此案无关的指控。”法官点点头，说道。与此同时，陪审团的成员们正带着某种敬畏的神情传递那封血书，马斯克女士的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

“您需要展示更多证据来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然后，她这样说道。

施海勃睁大了眼睛：整件事的发展虽然出乎预料，但是已经进行到一般读者最喜欢的部分——意即，“你怎么能证明他性侵了你呢？”——人们喜欢看报纸上展示的受害者照片，臆想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得体的举止招来了此等横祸，整个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

这位记者手忙脚乱地翻出自己的笔记本，虽然他在对整个过程录音，但是他还是想要记下一闪而逝的灵感。

米达伦抽了一口凉气，无论如何，他的人生规划里绝对不包含被变态杀人狂戳成筛子然后展览出去这一项，正在他拼命挣扎的档口，对方手里那把蝴蝶刀高高扬起，寒光在路灯照耀下一闪——

“砰！”

那把刀铮地扎在他耳侧，距离皮肤最多只有一两厘米，刀刃割断了一缕金色的、蓬松的卷发。刚才那一声枪响是子弹擦过园丁的耳朵，射入后面的墙壁的声音，这位袭击者抬起头，看向米达伦后方的某处——奥瑞恩·亨特站在那里，用一把左轮手枪对准园丁，声音中充满了怒气：

“放开他。”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很快，园丁腿部一发力撑起自己的身体，一只手抓着米达伦的头发把他提起来——米达伦是那种典型的由于身高长太快而显得过瘦的类型，更不要说在红杉庄园受了几个月的折磨了，他的身上简直都能摸出一根根肋骨，体重实在不沉——米达伦痛叫了一声，然后被园丁猛然往后一推。

他整个人失去平衡，踉踉跄跄地装在亨特身上，亨特的枪口被撞歪了，与此同时园丁已经大步向前冲过来。亨特只来得及一把把米达伦推开，大声喊道：“打电话报警！去叫人！”

就好像呼应他这句话似的，下一秒亨特的手腕就被对方捉住，猛然往一侧一拧，随着他的一声痛哼和骨节不妙地发出的嘎吱一声，那把左轮手枪啪地掉在地上，被园丁一脚踢远了。

然后园丁流畅地屈膝顶上了他的腹部，这一下用力很大，亨特在剧痛之下整个人蜷成了虾子。

而另一边的米达伦摇摇晃晃地站直了，他回头看了一眼一把被园丁重重地甩在地上的老亨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时间耽搁了。他咬了一下牙，猛然转过头跑回那家名为“索多玛”的夜店。

玛丽·塔罗斯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镇妇女。

她的丈夫是个伐木工人，在白橡镇附近的林场工作，而她自己则是家庭主妇，负责照料家里的四个孩子——曾经有四个孩子。

她年龄最大的儿子如果能顺利活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岁了，不幸的是，这个孩子的年龄永远停留在了十一岁：在三十年前的白橡镇，抑郁症还是一种稀罕的疾病，在那孩子从小镇的水塔上跳下去之前，玛丽·塔罗斯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病了。

塔罗斯夫人曾因为在孩子身上发现的奇怪淤青而忧心忡忡，但是那孩子却微笑着告诉她是他不小心磕碰的。男孩，她想，总是咋咋呼呼地把自己弄伤，况且她还有另外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还在吃奶的婴儿，她没法在每个孩子身上都倾注这样面面俱到的关心。

所以最终她只能从孩子的遗书里得知事情可怕的真相，那孩子有着天使一样的嗓音，是白橡镇的教堂唱诗班的一员，而教堂的几个教士和教友们用手抚摸男孩的大腿的时候，还告诉他那是“神的恩赐”。

这位绝望的母亲曾经闯入当时教堂的本堂神父的办公室，恳求这位神父彻查这件事情，但是整件事在无限的拖延中不了了之——她还有另外三个孩子要照顾，当年的她尚且没有那样的法律意识，没法投身于一场永无止境的官司之中，也没有那样的时间与金钱。

这件事在愧疚之中被她深埋在心底，直到三十年后的这一天，一位陌生的先生拜访了她。

那是一位有着漂亮的栗子色头发和温柔的眼睛的年轻人，可能有三十多岁，但是看上去又仿佛更年轻一些。他询问了有关于塔罗斯夫人的大儿子的事情，然后带来了更多的消息。

“据我所知，当年的罪魁祸首已经死了——被他的一个受害者杀死的，他当年与您的儿子年龄相当。而这个案子最近即将开庭审判，如果那先生的律师团队联系您的话，我希望您能出庭作证，您一定还记得您儿子的遗书的内容，对吗？”这位先生温和地对她说道，“如果您愿意为他作证，他说不定可以免于死刑。”

他注视着这位夫人的面孔，微微加重了语气：“您没能拯救您的儿子，但是我想您不会介意拯救另外一个孩子的性命吧？”

——几天之后，一位姓霍姆斯的律师联系了她。

玛丽·塔罗斯走上证人席的时候，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

她一辈子都不曾站在这种场合中过：法官、书记官和陪审团肃穆地一字排开，连旁听席中都坐满了人，其中大半都是记者。而那位需要用她的证词来脱罪的被告人表情疏离而冷地望着她——塔罗斯夫人之前被告知这位就是当年教堂唱诗班里那位小威尔，虽然她的孩子和对方也并不是很熟，他们可能就在圣诞夜的弥撒里见过一到两次，但是她依然在这张面孔上窥见了当年那个内向孤僻的小男孩的影子。

而与此同时，这位被告人——选择自己为自己辩护的奇怪家伙——开口了。

“塔罗斯女士，”他说道，“请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家庭吧。”

“好的，”塔罗斯夫人的声音细微地颤抖，“我生活在白橡镇，我的丈夫是白橡镇的伐木工人，但是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我有四个孩子……我曾经有四个孩子，我的大儿子叫做贝亚特·塔罗斯，不过他已经死了。”

“那么，”赫斯塔尔·阿玛莱特声音听上去极为克制，“他是怎么死的呢？”

玛丽·塔罗斯夫人的第二位客人名叫拉瓦萨·麦卡德，他自称自己是一名FBI探员。

这位先生在阿玛莱特的审前听证后的几天来到了白橡镇，塔罗斯夫人在自家门廊里招待了这位联邦警探。对方在简单的交谈之后皱起眉头来，显得颇为苦恼。

“这么说，你答应了霍姆斯先生为阿玛莱特作证？”他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塔罗斯夫人紧张地问道，她从来没有和联邦警探打过交道，因此连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虽然我不想这样说……但是我怀疑您是被骗了，”麦卡德皱了皱眉头，声音显得有些冷，“这么说吧：我负责这个案件的调查，所以我可以说，虽然卡巴·斯特莱德确实是一个人渣，但是阿玛莱特也并不是什么好人。”

塔罗斯夫人结结巴巴地说道：“但是……霍姆斯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才对斯特莱德——”

“这听上去是个不错的理由，”麦卡德冷冰冰地哼了一声，“但是我想霍姆斯先生大概没对您说，阿玛莱特去谋杀麦卡德之前发生了什么吧？他谋杀了自己的男朋友、把尸体藏了起来，还拒绝告诉警方尸体到底被他藏在了哪儿。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因为他的男朋友当时的计划成为了他谋杀斯特莱德的阻碍——您真的觉得，一个只抱着复仇的念头的人能做出这种事吗？”

塔罗斯夫人显然也没听说过这一节，当下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这种可怕的故事显然还是有点超出一个生活在平静的小镇上的家庭妇女的承受能力了。

“夫人，我恳求您，”麦卡德好声好气地说道，“考虑一下。阿玛莱特并不是您想象的那种人，他很危险——如果您的证词真的被陪审团采纳，他对斯特莱德的一级谋杀未遂罪名很可能就不会成立，而他杀死他男友的罪名很可能只构成激情杀人……这样，他很可能在监狱里呆几年就被释放出来。”

麦卡德顿了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