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也满是严行的痕迹，他在我的床上躺过，墙角的加湿器是他送的，去年冬天他买的那箱橙子的纸盒还在阳台上，被老妈用来装一些杂物。

我逃出家，可偌大的北京，仍然哪里都是严行。去什刹海的路上他就着我的手咬下一颗山楂，从杭州回北京在北京西站他给我买过一杯热奶茶，我做完家教他去接我我们一起搭地铁4号线，长安街上车水马龙我们一前一后走过……太多了，太多了。

我像一只孤魂野鬼，游荡在这个我熟悉的城市里，我第一次憎恨自己的记忆力太好，好到我逃到哪里，都躲不开那些如影随形的记忆。

严行在哪？他还在北京吧？

最后我闯进一家超市，像只灵智未开的动物，在货架间东奔西荡。

“先生，”售货员拦住我，“您看您需要点什么啊？”

“……”我看着她，竟然失语。

售货员柔声道：“您需要什么？我带您过去。”

“……不用。”

我飞快转身，几乎小跑起来。厨具区，生鲜区，蔬菜区，零食区……我的小腿肚都在打颤，我怕我一转身就撞上两个年轻男人，一个推着车，一个从货架上拿起一袋盐或者一盒三文鱼，放进推车里，推车的那个说，这些够了吧？走在前面的那个说，再去买点牛肉啦。他们买了很多很多东西，几乎把推车都堆满，然后他们结好账，拎着鼓鼓囊囊的购物袋，并肩走出超市。

我冲出超市，掏出手机才发现不知何时手机已经耗尽电量。我跑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报刊亭，我给老板五块钱，说，我要打一个电话。

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只是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拨了严行的号码。

我以为我会等很久，但是没有。

“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Sorry,the number you dial does not exist, please …… ”我挂掉电话，甚至没有要回那五块钱。

在这个华灯初上的冬夜里，我终于意识到，我失去严行了。

无论谁对谁错，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无论严行还在不在北京，我都，失去他了。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去找辅导员。

我问她：“老师，那个交换的名额，我现在还能接受吗？”

“……当然可以，”辅导员看看我，然后从身后的书柜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这里面的文件你先填一下吧，就在这儿填，填好了给我。”

“嗯，好。”

很快，我填好了那些表格：“老师，我填完了，您看看可以吗？”

辅导员一张一张检查我填写的文件，看完了，将它们放回牛皮纸袋。然后她扬起脸看向我，目光复杂。

这一瞬间我想她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但她只是看了看我，旋即收回目光，说：“大后天你再来一趟，带上银行卡，学校里的程序很快就走完了，那边学校会给你发邀请函。然后你就抓紧办港.澳台通行证……”

我记下她的叮嘱，说：“好，谢谢老师。”

“哎，”她起身把我送出办公室，忽然说，“你这一去，下次回学校上课，就是大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