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到底不是王维，虽然都是从高处跌下，但王维自小喜好佛教，他的生活方式是有哲学思想支持的，经过了那些历练之后，他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王维的淡泊是主动的选择。

张佩纶起头就在仕途上奔驰，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爬得高跌得重，他毫无设防地跌下来，不能像王维那样心如死水。他最初的抗拒与低调，未尝不是一种撒娇，只是，当撒娇无人理会，就可以换一个名称叫作自取其辱。

他后来变得那么冷，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害怕再次被内心的热情灼痛。来到南京的张佩纶几乎不与故旧联络，他的恩师李鸿藻就跟李鸿章抱怨，张佩纶都不给他来一封信。李鸿章笑笑，其实张佩纶对他这个“恩师”岳父，同样有所保留，李鸿章一度邀他出山，协助自己，张佩纶以需要避嫌推脱，实在躲不过，去了一趟，很快就找个理由溜掉了，我一点儿不认为他这是淡泊，而是，一个曾经那样恣肆纵放的人，怕是很难心平气和地在别人的帐下听喝吧？他是鸿鹄，做不好燕雀。

张爱玲的

晚年，同样选择了离群索居，那种心意如铁的坚硬，与乃祖如出一辙。难怪她说，遗传真是神秘飘忽。

1901年，李鸿章去世，对于张佩纶来说，这个世界上最欣赏他的人去了，而自己始终没能拿出什么来印证他的赏识。张佩纶越发纵酒，当是在月光如水寒蛩细吟的夜晚，那个胖胖的中年人慢慢地浮上一大白，纵横心事，如脚前枝杈的投影，欲说还休，不说也罢，斟酌处，便是一生。

1902年，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住在南京。二十多年前，他俩分别是清流的两只“牛角”，命运却推动着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如今一个是封疆大吏，声震四方，一个却宦海潦倒，成为笑柄。按照陈宝琛为张佩纶写的墓志铭里的说法，张之洞几次提出要见张佩纶，皆遭拒绝。但也另有一种说法，张之洞为了避嫌，并不愿意在正式场合与张佩纶来往，甚至托人带话，建议张佩纶搬到苏州去，张佩纶断然拒绝，大为不爽。

不管是怎样一种芥蒂，在那个旧历年的年底，得到了消弭的机会，张之洞终于来拜访张佩纶了。

以张之洞的精明世故，应该是一次非正式的见面吧，我一定要再次冒着矫情的风险，想象那官声显赫的两江总督，在已过去的大半年里，俗事缠身，心有顾忌，想起那近在咫尺的故人，总有五味杂陈之感。直到岁末，急景凋年，许多旧感情纷至沓来，如歌岁月里的细节，已经漫漶成一片，他突然很想见那个人，他激扬青春的见证，实践着他生命里另外一种可能。于是，他悄然脱下官袍，换上便服，轻装简行，走上那条寻访故人的路。

他们见面了。

隔着二十年的光阴，隔着一重又一重的往事，还有彼此心中有数的恩怨芥蒂，四目相对的一刻，是否有泪盈睫？故人别来无恙乎？怎能无恙？时间的锣鼓兜头而下，充塞着四周的缝隙，“就谈身世，君（张佩纶）累郗不已”，张之洞这样回忆。这是一次残酷的见面，张之洞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张佩纶不如意的一生，仕途蹭蹬是其一，而且，他还是那样的不彻底，从“热中”，到颓唐，从清流，到淮戚，他说自己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我想，这倚著，指的应该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体，而是他在湍急的命运中，只能随波逐流，逐渐丢失了自己。

不是所有人，经过命运的淬火，都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躯，有的是焚毁，有的是夹生，张佩纶属于哪一种？和张之洞谈话时，张佩纶流露出了生不如死之叹，看来，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皆不能安慰一个负荷太重的灵魂，他在黑暗中的挣扎，越发使自己伤痕累累。

和张之洞分别不久，张佩纶去世，死在大年初七，享年五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