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张佩纶和李鸿章交往始末，会发现他们都对对方够实在，张佩纶曾在信中对李鸿章说，做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他下定决心“清到底”是其一，另外，他不把这种“清”拔高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话实说，就是个“门面”，这种诚实，也应该为老江湖李鸿章所欣赏。

李鸿章更是实在得出了名，朝廷派他办洋务，曾国藩问及思路，他得意扬扬地回答，无他，打痞腔耳。曾国藩是个正经人，完全无法理解“打痞腔”三字的精髓，当下大不以为然。其实，他完全可以换成另一套语，虽然我一时替他想不出来，但在咱们的文化中，能把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说得冠冕堂皇的语码还少吗？不要忘了，人家李鸿章也是“少年科第”啊！

我想，李鸿章长期以来，坚持这么放肆地胡说八道，应该是因为，他享受到了那种说真话的快感。是的，说真话真的是有快感的，就像拿一把锋利的小刀，唰地割开臃肿的包装，把真相唰地抽出来。

但是在一个谎话套话丛生的世界里，这个爱好显然是很不合时宜的，时人荣禄就说他“甘为小人”，不过比“伪君子”翁同龢要略好一点儿。同是实在人，张佩纶的真实是严肃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不那么严肃的，张佩纶的真实是一板一眼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信马由缰的，张佩纶的真实，是缜密思索的结果，李鸿章的真实，更多地来自现实操作中的灵感，他二位的真实是如此不同，但是，没关系，是真的就好。

是不是张式的真实，加上李式的真实，成就了张爱玲的真实？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如此喜欢张爱玲，当时答不上来，她的思想不能算最深刻，文笔固然好，但我有时也嫌她堆砌累赘，后来才想到，我喜欢张爱玲，是因为她实在。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一点儿也不装，不跟别人装，也不跟自己装，她是那样孜孜于逼近自己的内心。

扯远了，还说李鸿章和张佩纶，有了诚意的前提，对方身上呈现出来的闪光点，就变得真切可感了。张佩纶的锐利、孤介、耿直，尤其纯粹，那样一种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品性，对于混沌圆通善于周旋妥协的李鸿章，未必没有一种吸引力。李鸿章也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浊流”，也曾有过翰林高第的风光和文臣治世的理想，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因为他更成熟更理性更务实了，可是，理想主义时代，就像一个擦肩而过的情人，不管是不是适合自己，想起来总有一些惆怅

与苦涩。

而张佩纶的智商，也让他能看到李鸿章的过人之处，1879年，他和张之洞煮酒论英雄，推陶澍为道光以来的最优质偶像，大伙儿都在学习他，但都只能学到局部，李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虽然张佩纶觉得李鸿章办事不够公道，但能学到几十年来最为优秀的人物之“大”，仍可算高度评价，张佩纶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道德狂人。在清流浊流两方面，张佩纶如鱼得水，看上去前途大好，直到，有一天，慈禧突降懿旨，张佩纶和另外两位清流系老兄，被派往各地办理海疆事务，张佩纶分到的地盘是福建。

出发前，他特地去天津拜访了李鸿章，李鸿章一眼看出，清朝水师羸弱，法军虎视眈眈，又有各方面掣肘，而张佩纶固然有才，一支利笔却当不得千军万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个隐藏已久的军事天才。

李鸿章认定，这次将张佩纶派往福建，是上面嫌他话多，但“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磨练英雄”四字，应该不是指望张佩纶打赢这场仗。他从来没有设想过这场战争能赢，在一切结束之后，李鸿章说，所谓“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他心中的“磨练”二字，应该就是“浮湛”之道，在复杂的境遇中，如何虚与委蛇，自我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