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不见，面对这个长大的儿子，黄素琼就没想过问问他在想什么，打算过怎样的生活，目前的困惑是什么。若是不能如此高蹈，是不是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打算啥时候结婚生孩子，就像一个最絮叨的老妈那样？也许他当时会有些烦，但在以后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他但凡想起，必觉得温暖。

可惜黄素琼不习惯这种家常的表达，就像张子静小时候，母亲逼着他和姐姐吃牛油拌土豆一样，她很科学地只注重营养，味道如何，则不在她的关注范围内，难道，她所向往的西方人都是这样一板一眼地生活的吗？

张子静也曾请求母亲留下来，找一个房子，跟姐姐和他共同生活，黄素琼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上海的“滚滚红尘”隔开了母子亲情，1948年，黄素琼再次离开上海，1957年，病逝在英国。

她的这份洁癖，遗传给了张爱玲。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打算从这里去美国，行前，不知道是不凑巧还是基于安全考虑，张爱玲没有告诉弟弟。某日张子静一如往常地来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新时代的人民装，他被不愿意穿人民装的姐姐抛弃了，他的悲痛是多么空洞。在热闹的人流中，在长大成人之后，他猝不及防地，又做了一次弃儿。

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有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

张子静贴不上她们，只好转过头，还去找父亲和继母，孙用蕃是比黄素琼、张爱玲她们庸俗，但庸俗的人，对距离不敏感。张子静跟着父亲和继母过了很多年，中间亦问题多多，比如说张志沂对自己慷慨，对儿子却吝啬至极，加上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他为了省钱，干脆不提为儿子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张子静从扬州回上海出差，张志沂看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就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张子静找他要，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

相形之下，孙用蕃更有人情味一点儿。张志沂去世后分遗产，孙用蕃将青岛房租的十分之三分给张子静，怕他不同意，特地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子静说没有，他有工资，虽然微薄，不能奉养她，但至少不想动父亲留给她的钱。孙用蕃听后很是欣慰，说这些钱存在我这里，以后我走了还是会留给你的。

这话像是面子上的话，但她拿张子静当继承人是真心的，即便是那样一份微薄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张子静在上海人民银行干过一阵子，后来改行做中学教师，教语文和英语，常年在郊区学校生活，不过，孙用蕃这里，仍然被他视为落叶归根之所。孙用蕃一度想与她弟弟同住，将十四平方米的小屋换成大一点的房子，让她弟弟做户主，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么一来，他退休就没法儿回到上海市区了。孙用蕃的弟弟很不悦，指责张子静不孝，但也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就此罢休，不久张子静的户口迁回市区，落在了孙用蕃的户口簿上。

经历了那么多人世风雨之后，孙用蕃和张子静这两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相依为命，他们一直离得太近，难免会相互扎伤，可是疼痛也能证明自己不是孤单单地存活在世间。是要这不洁的带着

气味皮屑的细琐烦恼，还是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空旷与清洁？如果只能两选一，我会选前者，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与父母手足，亦有这样那样的龃龉，有多少爱，不是恩怨交加？真的爱，就对“雾数”没那么害怕。

1986年，孙用蕃也去世了，寂寞中的张子静，唯有从报纸上追寻姐姐的一点儿音讯。1988年，有消息误传张爱玲也已去世，张子静忙去侨办打听，终于辗转和张爱玲联系上了。张子静给姐姐写了一封信，恢复了与张爱玲的通信往来。

在他口述的那本书里，有张爱玲的一封回信，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又说到“其实我也勉强够过”，我怀疑张子静的信里，也有向张爱玲求助之语。在香港，我跟宋以朗先生提起这封信，他依旧微笑着翻出一封信，正是张子静写给姐姐那封，信里说，他找了一个对象，想要结婚。但他没有房子，虽然对方并不介意这点，可他总觉得不太好，希望能得到姐姐的帮助。

这，应该就是张爱玲写那些回复的原因。那么，张爱玲的经济状况像她描述的那样吗？坊间传闻张爱玲晚年贫困潦倒，但事实上，我曾看过宋以朗先生提供的一份清单，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她的存款与投资加在一起有三十多万美元，这笔钱当时可以在上海中心地段买十几套两居室。张子静给她写信就在之前的两三年，张爱玲是有能力帮他的，但是她拒绝了。

我问宋以朗，这是为什么呢？张爱玲本人开销很少，也不买车买房，为什么，她不愿意帮弟弟一下呢？

宋先生耸肩，摊手，微笑，说，我不知道。又说，我知道她曾考虑过给姑姑一些钱，还曾和我父亲商议给多少比较合适。给多了，怕政府清算，给少了，又觉得没意义，后来作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帮助弟弟一下。

虽然张子静说，女方不在意他的财产，但最后这个婚也没结成。张子静的晚年，是在孙用蕃留给他的那间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度过的，从继母手中接过来的这份“遗产”，让他最终有了个栖身之所。将这事实本身与张爱玲的冷淡对照，再想当年张爱玲为弟弟不平的那些文字，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因为受到误传的姐姐去世的消息的触动，张子静想到，姐姐长期幽居，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谁能适时伸出援手？而自己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之后，他白天都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一下头。

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这种恐惧？就算有，她也不会把门打开，到了她的晚年，精神洁癖愈加严重，相对于清洁宁静，生死都是小事了。1995年9月，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她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把重要的文件都装进手提包，放到门边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安然等待死亡的到来，几天后，她在睡梦中去世。

张子静在大洋这边得到消息，大脑一片空白，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姐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他口述了关于张爱玲的一些往事，言语间不提自己曾受到的伤害，虽然姐姐同他这个弟弟疏于音问，张子静亦理解地说，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我敲下这些引用的话，一字一句都觉得震撼，我知道他说姐姐那些事，和当年对姐姐说家族事，以及对堂哥说“家门之玷”有异曲同工之处，知道他在意这个终于可以跟人说点儿什么的机会。但他的天性依旧是温厚的。他这一生都温厚而平庸，作为一个配角穿梭在亲人的生命之中，虽然他不是作家，却提供了“这一个”弟弟形象，牵动着多年之后，我这样一个同样是“姊姊”的读者的感情。

就在张爱玲去世的第二年，张子静去世，没有文字描述他去世时的情形，希望不会像他姐姐那么冷清，因为，他是一个有点儿怕冷的人，他一直在朝温暖凑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