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京。”他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

“你是方涛的什么人？”

“我是他以前的房东。他没找到工作之前租过我的房子。虽然他没什么朋友，却是个挺好的人。据说他出来打工时，和老家的父母闹翻了，所以从没听他说过亲人的事儿，也没有他老家的电话。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

薛队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他租过你的房子，那你那儿一定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吧？把复印件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得对比一下。”

“警察同志，一看你就没租过房子，”沈京说得慢条斯理，“你要是当房东，还留着以前房客的身份证复印件？现在这人的法律意识这么强，就算我想留，人家也不干啊。一般是退房时就还给人家了。人家怕你冒用这玩意儿开信用卡办业务！”沈京飞出一个白眼儿。

我登记了沈京的证件，又听他说：“方涛有癫痫症，受刺激了会发病，你们不要过度刺激他。”

沈京走后，我们开了案件分析会，把此案的怪圈摆到桌面上：第一个人自称医生刘挚友，戴着病人不可能有的手表；第二个人自称刘挚友，熟知医学药理；第三个人自称医生方涛，虽然情绪不太正常，但有第四个人沈京出来证明。

与此同时，第一个人称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称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三个人称第一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是刘挚友。

如果第一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他就是刘挚友，第二个人、第三个人都是病人。沈京对警察撒了谎。如果第二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就是病人，沈京依旧在撒谎。沈京是正常人，没有理由撒谎。所以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都应该在撒谎。如果沈京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三个人说的就是实话，他就是方涛，第二个人就是刘挚友。但第二个人推翻了第三个人是方涛的理论。逻辑又不通了。薛队忽然扭头问我：“孙小圣，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照实说。宋琦在边上反问：“关键是，一个有癫痫病的人，能当医生吗？而且是精神病院的。如果病人发了病，他又犯了癫痫，怎么办？”

“再通知沈京来队里，让那个自称方涛的认一认！”薛队交代。

不料此时联系不上沈京了。他留下的手机号，打过去永远是关机。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地址找过去，那里已经拆迁了，户籍还没来得及更改。线索又断了。

当天我们又去了一趟医院的遗址。我特意又仔细观察了药房，发现一个特点：只有这里的窗户和别的窗户不一样，位置比较高，面积比较小，最重要的是没安防护栏。在三名伤者的叙述中，只有第一个人正确描述了起火位置，而且有一个听起来很自然的理由。当然，不包括那个安眠药的疑点。

我和宋琦等人在薛队的带领下在现场待了一上午，到了饭点刚要吃饭，就接到王姐的电话，她告诉我们市精神病院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让我们去一趟。薛队接过电话听了一听，马上眉开眼笑，赶猪似的把我们轰上车：“快快，有人要现出原形了！”

市精神病院坐落在古城中心，有方圆几百里最大最权威的精神病鉴定机构。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好像跟薛队很熟的样子，亲自把我们迎进办公室。薛队屁股没坐热就直奔主题：“我说徐大夫，那家伙到底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你就给我下个结论吧，我们这案子要多怪有多怪，就靠他打开突破口呢！”

徐大夫是个女的，戴个大厚眼镜片，跟《蜡笔小新》里的上尾老师似的。她扶着眼镜先笑笑，说：“老薛，不瞒你说，这个人你们送来时，一没有以前医院的介绍信和病历，二没有他的直系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的陪同，所以仅仅靠短时间的观察，我是不敢给你出鉴定意见的。”

“什么？”薛队唰地拉下脸来，“那你让我风风火火赶过来干什么啊？我以为你都手拿把掐了呢！”“你急什么？”徐大夫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你们都跟我来，小点儿声！”我们跟她出了屋，来到走廊里的一个小门前，看她把门上的小铁窗拨开一个缝。顺着缝隙望去，里面坐的正是那个自称方涛的家伙。那家伙正对着桌子上的一只鱼缸使劲儿摆弄着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儿？”薛队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