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书桌前，蹲下细看，没在桌下看到任何东西，再探头看看桌子和墙壁之间的隙缝，亦没有发现，我以为自己弄错了，正要找其他地方时，却留意到那盏槌灯的底座有点大，我举起台灯，用手指甲试着仪开底座的底部，“哢”的一声，圆形的底盘掉下，那个底座的空间中有一张折好的地图。
“哦！你真行。”阿七瞪大眼睛，兴奋地说。
我们打开地图，放在桌上。那是一张香港地图，上面有好几处用铅笔标示的地点，有些地点还附有数位。在铜锣湾裁判司署的位置上，有一个“x”，旁边还写上“八月十八日。上午十点”，而在尖沙咀员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分别标示著“1”，“2”、“3”、“4”，却没有日期和时间。反而在中环统一码头附近的租庇利街与德辅道中交界，画著一个圆圈，并且写着“第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另外在九龙油麻地佐敦道码头亦有一个圆形。我记得苏松他e：提过北角，可是我找不到明愿的记号，只在北角清华街附近看到一些用铅笔戳下的点。在统一码头和佐敦道码头之间，有一条直线，线上上也有一个“x”。除了以上这些之外，没有其他符号或记认。
“这足以当成证据拘捕杜自强他们了……”阿七喃喃自语。
“可是现在发出通缉令，也阻止不了他们。”我指著中环的圆圈，说：“上面写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已是两个多小时前的事，他们应该已开始行动，杜自强提过什么‘一号目标’，会不会就是德辅道中这个地点？这儿写着，第一一。”
“不对吧。”阿七说：“租庇利街与德辅道中交界是中环的老牌茶楼‘第一大茶楼’，开业差不多有五十年了，你没去过吗？”
我摇摇头。坦白说，我真的没去过，我跟大哥只光顾过这儿附近的“双喜”和“龙门”，中环的
茶楼我除了“高升”和“莲香”外一概不清楚。我和大哥一年难得几回上茶楼，平时顶多到附近的廉价茶居吃饭罢了。
“这板‘第一茶楼’可能是他们的‘据点’。”阿七瞧着地图，说：“姓邹的十一点在茶楼等候，跟杜自强和苏松会合后，便出发经统一码头前往佐敦道码头……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码头或渡轮吗？”
“也许，一号目标是指”统一码头“、‘渡轮’或”佐敦道码头“’？中环至油麻地的航线是港九海上交通要道之一，如果设置炸弹，足以瘫痪交通，造成的影响不下于在沙田火车站引爆炸药。”我说。
“搞不好不是统一或佐敦道，而是统一和佐敦道——他们要一口气炸毁两个码头，统一是一骁，佐敦道是二号，观塘和北角等等便是三号四号，码头被炸掉，港九之间便缺乏汽车渡轮服务。”
我倒抽一口凉气。“统一至佐敦道”是香港最繁忙的汽车渡港航线，如果两边同时遇袭，修复需要不少时间，汽车只能靠“观塘至北角”航线和两年前刚开办的“九龙城至北角”航线横过维多利亚港，犯人若再在这些码头施袭，车辆便不能有效地来往港九。邹师傅提过“第二波”。
“第三波”行动，统一码头很可能只是开端，这是用来拖延警方人员调动的战略？瘫痪码头后，再来便是袭击警车，减低警方的陆上行动力？
他们打算发动全面战争？
我把猜想从脑中驱走，对阿七说：“既然你已找到证据，那我能帮忙的部分也到此为止了。无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你们能尽早制止他们吧。”
阿七面无表情地瞄了我一眼，似在盘算什么，然后将地图折回原状，塞到台灯的底座，将台灯放好。
“咦？”我对他的行动感到奇怪，但又不敢过问。
“你刚才说得对，现在发通缉令已来不及了。”阿七说：“加上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目标，亦不能确保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是不是真的有炸弹，随便通报上级，误调人手，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先把证物放回原位，等杜自强和苏松回来后来个人赃俱获，而目前只有靠我们去调查，找出真正的目标，通报拆弹专家处理。”
我没想到阿七居然也有这种脱线的想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吗？还是因为阿三不在，所以他敢放肆了？似乎我灌输了一些不得了的思想给他啊……
慢著——他刚才说“靠‘我们’去调查”？
“你说我们一起去调查？我只是个普通市民……”我说。
“但你的头脑很好，全靠你我们才找到这地图。”阿七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单靠我一人一定无法做到什么，我除了循规蹈矩，听上级指示外什么都办不到，而你不一样，你的想法粗中有细，留意到很多我看不到的线索，况且你是听到杜自强他们对话的关键证人，只有你才能找出破绽，制止他们。”
我本来想拒绝，但在这情况下，我有点骑虎难下。
我叹一口气，说：“好吧，我跟你一起去。”
阿七露出满意的笑容，可是他没有跟我一起离开杜自强的房间，反而转身往抽屉柜的方向走过去，他打开其中一本书册，我探头一看，他从中取出一幅照片。
“刚才我找线索时，看到这些照片。我没认错的话，这便是杜自强吧？”阿七将照片递给我，相中人的确是杜自强。我点点头。
“有照片的话，打听消息会较方便。”他边说边把照片收进口袋。
我本来想问他这样算不算盗窃罪，但他大概会以“紧急法令”做理由，解释他的行动如何合法吧。这个时势，员警就是比我们老百姓高人一等，可以巧立名目，为所欲为。
我们之后也搜查了苏松的房间，但没有发现，我想这也正常。大约一点四十分，我跟阿七离开寓所。他沿着春园街往告士打道的方向走，我不敢过问，只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而他竟然带我到湾仔警署。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虽然“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是过时的说法，但我还是对平白无端走进“衙门”有点抗拒。
“我打算开车到中环嘛。”阿七回头道。“如果你不想进来，在对面街口等我吧。”
他似乎了解我的想法。
为了防止暴徒冲击警署，警署周边守卫森严，架设了钢铁造的拒马，拉起带刺的铁丝，入口还堆叠著沙包。看来在警署附近更容易感到山雨欲来之势，我站在街角一间冰室门前，不知道居民每天看着这种充满压迫感的景象，会有什么感受。
两分钟后，一辆白色的祸士甲虫车o驶到我面前。阿七仍是一身文员打扮，他在驾驶席对我招招手，示意我上车。
“你竟然有车！”我刚上车，便说，虽然说警员收入稳定，但要买私家车，还是相当困难吧？当然，如果靠包娼庇赌收取“外快”，别说大众，就连“捷豹”o跑车也买得起，只是我认为阿七不是这种人。
“这只是二手……不，三手的旧车。我很辛苦储了两年钱才勉强
买得起，现在还要每月还款。”阿七苦笑道。“这车子更不时抛锚，有时要狠狠踢上两脚，引击才能发动……”
我不大懂得车子的款式，是新是旧、一手二手也不清楚。对我来说，私家车就是奢侈的玩意，搭电车只要一毫，便可以从湾仔到筲箕湾，开车的话，汽油钱都不知道要多少。
因为中环中网银行总行和木球场西附近交通挤塞，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差不多雨点半才到达租庇利街。我猜，因为警方在中央裁判司署和美利楼附近戒备封路，经中环的汽车都要改道，导致大塞车。虽然阿七在车上一脸平静，但从他不断敲著方向盘的手指，我知道他其实很心急——毕竟犯人这刻可能已离开茶楼，将炸弹放置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场所。
阿七将车停好，便跟我匆匆横过马路，前往第一茶楼。茶楼二、三楼外墙有一个两层楼高、巨型的绿色招牌，顶部有一个竖拇指的图案，下面写着“第一大茶楼”，要不是旁边“中原电器行”的招牌比它更大，这个位于街角的牌子一定能抓住每个路人的目光。
茶楼一楼是卖外带糕饼的柜台，我们便沿楼梯走上二楼。
“先生几位？”一名提着茶壶、约有四、五十岁的企堂?向我们问道。
“我们找人。”阿七说。那企堂听罢便没理会我们，继续招呼其他客人。
虽然已是下午两点半，茶楼内的茶客仍很多，喧嚣的食客几乎坐满每一张桌子。点心女郎捧著附肩带的金属盘子，盛着一个个堆叠如小山、热气腾腾的蒸笼，在桌子之间游走叫卖，茶客们纷纷向她们招手。
“杜自强他们可能仍未离开。”因为环境嘈杂，阿七在我耳边嚷道：“他们如果准备动手‘干大事’，要冒被捕的风险，姓邹的可能会请他们好好吃一顿。你找这一层，我找三楼，如果你发现他们，便到三楼通知我。我改变了装束，杜自强应该不会认出我，万一他发现你，你便说约了朋友饮茶，找借口离开。”
我点点头。我走在桌子之间狭窄的通路上，不断张望，找寻杜自强或苏松的脸孔。我走了一圈也没有发现。
我仔细打量每一桌的食客，留意没有同伴的男人—也许，杜自强和苏松不在，邹师傅独自一人正在等待他们。即使机会很渺茫，我觉得仍有一丝可能，大部分茶客都结伴成行，我经过他们的桌子时有聆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一个像那个姓邹的。
?大众甲虫车：即德国生产的大众金龟车（vokswagen beetle／okswagn
tye l ）。
?擒架：即英国汽车生产商撞豹（jaguar ），犊架为粤语音译。
?即今天香港中环遮打花园。一九七五年之前，原址岛香港木球会的草地球场。
?企堂：即茶楼侍应。
独自一人的男人不多，只有四个，当我正在想方法搭讪，听听他们的声调时，其中一个呼喊一名企堂，叫对方替他冲茶，说著一口潮州口音的广东话，声音跟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余下只有三人。
我分别向那三个男人搭话，一个我假装成认错人，一个我问对方有没有看到我之前还失的物件，最后一个，因为他左手戴着手表，我便借故询问时间。他们三个人的声线语气都跟我前天听过的不同，看来我的猜想没有成真，现在只能期待阿七在三楼有收获。
我刚要走上三楼，却看到阿七步下楼梯，他对我摇摇头。
“喂，你们还未找到朋友吗？”刚才那个企堂以不友善的语气问道，他大概看到我俩站在梯间，怀疑我们没钱饮茶，只是瞎撞充阔的地痞流氓。
“员警。”阿七淡然地从口袋中掏出警员证。
“啊、啊！原来是长官！多多冒犯，是两位吗？请到三楼雅座……”企堂看到警员证，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腰也弯了起来。
“我问你，你刚才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向对方出示杜自强的照片。
“唔……没有，长官要找这个人？我可以替你问问其他伙计……”
“不用，我们自己会问。你别妨碍我们就好。”
“是、是！”
就像太监遇上皇帝老子，那企堂恭敬地走开，员警的身分真是方便，即使只是普通的巡警，对一般人来说已是不敢得罪的大人物。或许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正是火上加油，激发起左派分子辱骂警员做黄皮狗，反抗政府的理由之一？我实在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如果阿七不是员警，那企堂一定会把我们撵走。
“员警，你今天早上十一点后，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将警员证跟杜自强的照片抓在手里，向侍应和点心女郎一一询问，回答都是“没看过”，“没留意”和“我不知道”。我们到三楼重复这做法，但结果也是一样。
“长官，客人像走马灯般转来转去，眼花撩乱，我们怎会记得他们的长相呢？如果是熟客我们当然能够一眼认出，可是这男人我完全没印象，对这种生客我们爱莫能助啊。”一位年长的点心女郎—或者我该称她为点心大婶——对阿七
说。
“我们会不会误解了地图上的文字？”我们无奈地回到二楼，我问道，阿七正要开口，那个一脸阿谀奉承的企堂主动走过来，说：“两位长官，没找到人吗？”他把我当成员警了。
“没有。”阿七答道。
“你们有没有问过楼下卖糕饼的好姐？她在门口工作，或者会见过你们想找的人。”企堂以讨好的语气说。
阿七想了想，说：“你可以带我们问问她吗？”
“当然可以！这边，请！”
我们跟着那企堂步下楼梯。在卖糕饼的柜台后，有一个上了年纪但打扮时髦的女性，正和一位顾客笑着谈话。
“咦，阿龙，你又关小差？老板知道一定炒你鱿鱼。”那位女性对那企堂道。
“好姐，这两位长官有点事情想问问你。”企堂阿龙堆著笑脸道。我想他平时一定不是这模样。
“啊？啊？”’好姐一脸错愕，就像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却被老师抓的学生的样子。
“我想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阿七将照片放在柜台上，“他可能在今天十一点后来过。”
好姐似乎松一口气，盯着照片看了几秒，说：“这个年轻人啊……有，有，今早十一点半左右，他跟另一个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一起来。因为他们在门口探头探脑，又是生面孔，所以我认得。”
“探头探脑？”我问。
“他们好像没来过，所以这副样子吧。”好姐说。“他们大约十二点四十分离开，同行还有一个四、五十岁、有点胖的大叔。离开时那大叔还买了几个老婆饼，我便想他们是不是吃不饱。”
“那两个年轻人来时，手上有没有拿着东西？”我再问。
“这个啊……好像有？其中一人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但我或者记错。”好姐皱着眉说。
“那么，他们离开时有没有仍带着那侗袋子？”阿七问。我猜，他想确认一下杜自强他们没有把炸弹放在茶楼内。虽说茶楼一向不是袭击目标，但万一他们在茶楼里放计时炸弹，一旦爆炸便死伤惨重。
“应该有吧……啊，对了，有，有。我记起来了，跟这个年轻人一起的青年，他来和离2e都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我卖老婆饼给那大叔时，还在想他会不会把饼放进手提袋里，回到家饼都可能给压扁了，因为我看那个袋子沉甸甸的……”
我心下一凛，我猜阿七跟我一样，今早九点我看见杜自强和苏松离家时两手空空，但他们十一点到茶楼时却提着手提袋。换言之，他们在这个两个钟头的空档里，拿到那个沉甸甸的袋子。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往哪个方向走？”阿七问。
“不知道啊，天晓得他们要开车到哪儿。”
“开车？”我问。
“他们离开俊，坐上对街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私家车……就在那辆白色车子现在的位置。”我从茶楼大门向外一看，好姐说的白色车子，竟然巧合地正是阿七的大众。
“你认得那是什么款式的车子吗？有没有看到车牌号码？”阿七紧张地问道，知道款式和车牌号码，员警便较容易找出他们。
“隔了一条马路那么远，孙悟空金睛火眼也看不到车牌号码啦！至于款式什么的，我对车子全无认识，总之是一辆不大不小，有四个轮子的黑色车子……”
虽然好姐的描述完全无法让我们了解那是什么车子，但这样说，杜自强他们开车到统一码头乘汽车渡轮到佐敦道码头便合理了。
“好，谢谢你。”阿七向好姐道谢后，转身对我说：“虽然现在追一定来不及，但我们可以去码头看看……你未吃午饭吗？”
冷不防地，阿七这样问我。我好像不由自主地注视著柜台的糕饼，也许我露出一副很饿的表情吧。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阿七回头向叫阿龙的企堂说：“你给我打包几笼点心，虾饺、烧卖之类的，最好有糯米鸡或叉侥包。”
“是，是！长官！”阿龙一溜烟地跑上楼梯，不到一分钟，捧著五、六个纸盒下来。
“这么多！我俩怎吃得下？”阿七失笑道。
“长官办案辛苦，自然要多吃一点。”阿龙仍在赔笑脸。
阿七打开其中一盒，我瞄到里面有十数件点心，挤得满满的。阿七说：“给我们三盒就够了。多少钱？”
“这是我们茶楼一点心意，钱便不用付了。”阿龙笑着说。
“多少钱？别要我再问一次。”阿七板起脸孔，狠狠地瞪着阿龙，我想，阿龙应该没料到会遇上这种牛脾气长官吧。
“嗯……嗯……四元二毫。”阿龙战战兢兢地说。
阿七付过钱，接过三盒点心，走出茶楼。我赶紧跟着他。
“我没钱付我的一份……”刚上车，我使对他说。
“我硬要你来帮我，如果连午饭也没得吃，未免说不过去吧。”阿七除下眼镜，解开领带，笑道，“我们当员警的，有时要挨饿工作，为了追捕犯人可能连半滴水都没得下肚，但你是
市民，没道理要你跟我一样。其实我也没吃午饭，如果我一个人追查，我便会跳过不吃，这顿饭算是你带挈我的。”
我本来想说句谢谢，平时我一餐顶多花一元，今天简直是豪华大餐；但一想到明明是他办案，却拉我下水，我便觉得我应该吃得心安理得。反正我一介平民，抓到苏松他们，领功的只有阿七，这四块钱实在太便宜了。
“我开车到码头，你先吃吧。”阿七扭动车匙三次，车子引擎才传来运作的声音。
从德辅道中驶往统一码头不过是一个街口的距离，我只吃了两只虾饺，车子便到了。第一茶楼的点心意外地好吃，看来这个“第一”之名不是盖的。
车子来到码头外，通往汽车渡轮上车处的入口排了长长的车队。也许因为周末的关系，不少上半天班的人要回海港对面的家，所以如此挤迫。看样子，光是排队等候上船也要等三十至四十分钟，不过，阿七没有把车子开到伫列中，反而停在路边。
“你继续吃，我去码头问问职员，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如果犯人在码头放炸弹，这儿会很危险，你在这里等我。”阿七说罢便往码头走过去。
我一边用牙签吃着美味的点心，一边打量著阿七的车子。车子内部颇为朴素，没有什么装饰，在我面前的挡风玻璃上贴著一张纸，上面有香港员警的徽章，我猜那可能是方便进出警署的通行证。我把目光移到仪表板，再往下看，看到收音机的按钮。我打开收音机，调节频道，喇叭传出英文歌。
就在我把一整盒点心吃光时，阿七回到车里，“似乎没有任何异样，职员也说中午后没有任何特别事情发生。”
我把一盒点心递给阿七，一边扭动收音机的旋钮降低音量，一边说：“即是说，他们应该开车上渡轮，到九龙去了？”现在时间是下午三点半，距离杜自强他们离开茶楼已有两个半钟头，搞不好已经如姓邹说过的情况，“完成任务”，解散了。
阿七捡起一个叉烧包，两下便把它全塞进嘴巴里，含糊地说：“很、很可能是。但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沿途收、收集情报，我将杜自强的照片给、给职员看，他们都说没见过他。”
“我其实有好好想过……”我打开另一盒点心，也抓起一个叉烧包，说：“我想，码头应该不是目标。”
“为什么？”
“你记得地图上的那个‘x’吗？”
“你说铜锣湾裁判司署那个？”
“那是其一，另一个在统一至佐敦道的直线上。”我边吃又烧包边说：“我想，那个”x“会不会代表了真正的炸弹？”
“真正的炸弹？你指连同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的那两个预告？”
“不，不，那两个我说过，可能是幌子。名单是用来误导员警的，地图上才是他们真正的计画内容。昨天铜锣湾裁判司署发现真炸弹，地图上便有一个‘x’，那么，海面上的那个，x”也应该是真炸弹。”
“所以你认为他们目标是要炸渡轮？”阿七问。
“总不会是把炸弹丢进海里，炸‘白炸’吧。”我说了一个很无聊的双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