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liz发现档不在……”

“你看清楚你手上的档吧。”关振铎指了指。夏嘉瀚再次从公文袋抽出档，冷静地翻看。

“咦，缺少了八页的？”

“我把那八页留在保险箱里。”关振铎笑道：“既然犯人想得到情报，我便给他们。相比起隐藏手上的筹码不让对手知道，我更喜欢亮出来大大方方给对手看。只是，如果犯人只看到我双手，以为那是我的全部，而不知道我椅子下边藏着数十倍的筹码，那一定会变得更好玩。”

“你……你故意误导犯人？”

“liz在保险箱只找到八页，加上你公余埋首研究，犯人只会以为毒贩没有供出全部帐册，纯粹以一小部分的资料来换取减刑，便会对廉署的调查松懈。这样子，他们也不会再尝试在你身上找什么情报，弄出第二起、第三起伪装绑架案或伪装杀人案之类。”

夏嘉瀚终于明白，关振铎偷走档的意义。他是要将计就计，让廉署有机会一网成擒。

“对了，关，你有没有想过，犯人真的绑架了雅樊？我是说，因为我是廉署的调查主任，所以要教训我，在设计偷档时，同时绑架雅樊。你应该没能确认，他们有没有‘玩真的’吧。”

“不，当我确认犯人的目标是复制保险箱钥匙，我便放心了，因为复制钥匙，代表了有人负责偷档，而正如你所说，你保管的只是副本，犯人不会打草惊蛇，所以一定要有内应。如果雅樊被绑，lizi无旁贷，即使雅樊无事归来，她一定会被你辞退。犯人何苦令情况变复杂呢？绑走雅樊，是吃力不讨好的做法。”

夏嘉瀚再一次佩服关振铎的才智，虽然他知道关振铎是个聪明的警探，但他没想过，这几年间有如此大幅的长进。在推理和布局上滴水不漏，还能够看穿一切细节。想当年自己还装作前辈的样子，向对方说教，指导对方办案技巧，真是令人惭愧。七年前，关振铎才二十三岁，只身远赴英国伦敦受训，实习期间就是隶属夏嘉瀚的小队。

“不，

彼人看到便麻烦了，我搭巴士就好。”

“关，你这次帮了我大忙，我真的很感谢你。我欠你太多人情了，你有什么需要请跟我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哈，说起来，你这家伙还欠我一顿饭呢，虽然我想一两年之内也难以实现。”关振铎透过车窗，笑着说：“为了替你找那堆学校资料和招生章程，我跑遍港九各区，我未婚妻还以为我有私生子要上小学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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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香港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四个月前，我完全没想过，我们这个城市今天会是如此模样。

伫立于疯狂与理性界线上的模样。

而这界线逐渐模糊，我们渐渐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理智，什么是疯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也许，我们只能祈求自身的平安，生存变成活着的唯一理由，唯一的目的。

真可笑哩。

或许我想太多了，毕竟我只是个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这些深奥的道理，我管不著，也没有能力去管。

每次我跟大哥提起社会议题，他都会笑着说：“你连工作都没有着落，那些大道理你管得着吗？”

他说得对。

大哥比我大三岁，但跟我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只是相识多年，现在住在同一间板间房?的“难兄难弟”，对，就像几年前胡枫和谢贤主演的那部电影《难兄难弟》，两个穷光蛋在社会上努力挣两餐而已，那电影里，两位主角分别叫“吴聚财”和“周日清”，谐谵他们穷得要命?，每天也要想方法骗饭吃，我们两兄弟虽然不至于那么潦倒，但除了勉强有个住处、每天有清茶淡饭充饥，也没能贮上半分镘。

我父母死得早，结果中学没念完便得找工作，这几年间打遇不少短工，可是自从五月那场“风暴”爆发后，工作便更难找。所有工会都呼吁罢工，抗争，即使我想在工厂找份普通的工作，也遇上重重困难。这阵子，我只能在房东的士多?替他顾顾店，或者当当跑腿赚点零用。

房东姓何名禧，大约五十多六十岁，跟老婆在湾仔春园街经营一间叫“何礼记”的小士多，何太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事实上，如果不是每天看到招牌上那三个斗大的字，我也很可能忘掉何先生的全名，毕竟我只称呼他们做何先生和何太太，或是“包租公”和“包租婆”’?。士多在一栋四层高房子的一楼，二楼是何先生的住所，因为他们的子女已迁出多年：两夫妇便把偌大的寓所弄成几间板间房：出租给我们这种单身的年轻人。虽然房间“冬寒夏暑”，蚊虫又多，厕所和厨房共用，早上大伙儿都争先恐后，不过看在便宜的租金分上，我毫无怨言，甚至自问比他人幸运百倍。房东何先生和何太太人很好，从不催缴欠租，逢时按节更会请我们吃饭，即使外表看不出来，我猜想何先生其实有点稹蓄，不愁衣食，他每天开店闭店只是习惯，并不在意店子赚蚀。

何先生常常说，年轻人要有大志，别打算一辈子当工人，或者在小店打零工，我很清楚这事实，大哥也有叮嘱我，有空要多进修、多翻字典学好英文，将来便能出入头地。有时美国水兵来土多买汽水啤酒，我也会试着跟他们用英语交谈，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明白我在说什么。

?板间房：香港的高楼空间大，五十年代起不少户主利用木板将空间分隔出一个个小房间出租，这些房间称为板简房。

?难兄难弟：一九六○年香港喜剧电影，霹演为秦剑，其后多次重拍及改编成电视剧。

?吴聚财、周日清：“吴聚财”粤语谐音音“唔众财”即是“无法累计财富”，“周日清”戏谑“每天都清袋（花光口袋里的钱）”。

?士多：主要贩卖零食、饮料、杂货的小商店，译音自英文“store”。

?包租公、包租婆：粤语中对男房东和女房东的别称。

其实每天读报，在招聘广告中找合适的工作时，我总会想到一条出路。我可以去考员警。虽然俗语说“好仔不当差”田，但既可以打抱不平，教流氓忌惮惮三分，又有稳定收入，婚后更提供宿舍，员警这职业不是相当理想吗？有人说当警员要被英国人上司颐指气使，然而，即便我在中环当个文员，搞不好大老板也是洋人，什么民族志气，在这个社会上根本是空谈。可是，大哥一直不赞成我去考员警，他说员警命贱，政府出钱买的是死士、是肉盾，警员不过是英国人高官的保镳，万一港英政府遇上什么风波，员警只是可以放弃的棋子。

我没想到，大哥竟然说中了。

现在回想，事情的开端不过是j件小事。四月时，九龙新蒲岗有一间工厂发生劳资纠纷，雇主订定一些苛刻的规定，像是不允许工人请假等等，于是工人提出反对，双方谈不拢，雇主更找借口解雇代表劳方谈判的工人，结果变成工潮。部分工人集会声讨无良雇主，阻碍工厂运作，警方奉召清场，工潮变成暴动，工人以石头和破璃瓶子袭击员警防暴队，警队便以木弹?还击。政府宣布东九龙实行宵禁，而

香港各大工会组织加入战幽，趁著中园大陆的革命狂热，跟港英政府对立，原本一桩简单的劳资纠纷，急遽演变成政治斗争。

之后情况便失控了。

工人和老板之间的不和，在一个月之内，上升至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国家级纷扰。获北京支持的香港左派工人成立简称“斗委会”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发动群众包围港督府，指责政府是法西斯，残害香港的民众，以独裁手段逼迫左派分子；香港政府却摆出丝毫不让的态度，派警员镇压示威骚乱，出动能泪弹驱散群众，动用武力拘捕“刁民”，为了抗议，工人们发起罢工罢市，左派学校罢课，不少市民警应，而政府以宵禁还击，香港岛自二十年前的二次大战后再次实施宵禁。

七月初，一群中国民众越境进入香港边境禁区沙头角中英街“支援”香港工人，集会抗议，驻守的香港员警开枪驱赶，不料这引来中国民兵还击，双方爆发激烈枪战。死守的警员弹尽被困，在英军派兵增援时，已有五名医察殉职。

“大陆要提早收回香港吗？”我记得，那天我在士多听收音机新闻时，何先生这样说过。

虽然我曾听说，香港的“租约”在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才到期，但天晓得毛主席会不会叫解放军进攻香港，赶跑英国人。一九九七和一九六七，不过相差一个数字而已。

枪战发生数天后，不少人说英国人准备撤退了，撒手不管香港了。香港有大量英国人居住，如果真的爆发中英战争，他们要跑，员警便是确保他们顺利逃走的弃卒。那时候虽然大哥没提起我想申请当员警的事，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在说：“看，我早说过嘛。”

纵使今天距离事件接近两个月，中英双方的军人再没有爆发冲突，但“共产党打算解放香港”的想法仍不时在我们心中冒出。港英政府在七月二十二日发布紧急法令，不单收藏武器火药违法，就连身处蔽有违禁品的场所的人、跟身怀武器者同行的人也会一同被起诉。持有具煽动性文章的单张，宣传反政府的海报一律犯法，而只要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便会被视为非法集会。除了获北京直接支持、英国人不得不顾忌的大报外，好几开小规模的左派报馆被查对，报纸被勒令停刊，什么“法治精神”、“新闻自由”，这时候统统是屁话。

只是，二个巴掌拍不响“，左派工人也用上极端手段”反英抗暴”。

?好仔不当差：“当差“是“任职员警”的俗语。香港以前普遍认为，员警不是良好职业。

?木弹：防暴武器的一种。六○年代香港防暴队配备一种由催泪弹发射器改装成的“警棒枪”，能发射直径三点五公分、长一一十二公分、重约二百克的木制“小警棒”（木弹）。木强攫到地面后会以不规则的方向反弹，但高度不到一公尺，所以只会击中暴徒的双腿，并不致命。

左派分子先用鱼炮和镪水做为武器，袭击警员，而当香港员警联同英军出动直升机突袭左派工人和斗委会的据点，拘捕工人领袖后，左派发动了炸弹袭击。近一个多月，满街都是真假炸弹，他们为了令员警疲于奔命，在街道上布置“真假凤梨阵”?。这些炸弹外表看起来差不多，就是一个铁盒或纸箱，但有些是混合金属碎片和泥土的假货，有些却是具杀人威力的真炸弹。这些炸弹不单放在政府机构门外，连电车站、巴士上，非左派的学校都被波及。?

只要你走在街上，便有可能被炸死炸伤，我本来挺同情工人的，可是，如今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左派说，这是“以暴易暴”，是“必要之恶”，要对付英团人，一点牺牲是值得的。

我实在无法理解，伤害自己应该保护的人，有什么“值得”。

我们是人，不是蚂蚁。

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氛围下，我们只能消极地祈求自身安全。

大哥因为工作关系，尤其令我担心。他是一位经纪，替相熟的公司搭线，赚取佣金。他没有固定收入，不走运时只能靠我替房东打工的微薄薪金蝴口，不过妈然谈得成生意，便跟我上茶楼，还要上三楼，真奢侈固。为了找客户，他每天跑遍香港九龙，所以他遇上示威衡突和炸弹的机会比我大得多。我跟他说要小心一点，他总会回答：“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怕死的话便赚不了钱，赚不到钱，咱们便会饿死。横竖都要死，还怕什么？人要冒险，才能得到世间财嘛！”

虽然我不像大哥那梭子，要来往港九各区，但有时也要替何先生送货收货，离开店子。为了察觉危险，我已习惯眼观四处，打醒十二分精神，每天走在街上时，都会留意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左派分子通常会在炸弹放置位置贴上反政府的标语或口号，就像新春在大门贴春联似的，左联“红烧白皮猪”，右翳“生炒黄皮狗”，横批“同胞勿近”，不过用的是白纸，我可能该说“像灵堂的挽对”才贴切吧，“白皮猪”指英国人，而“黄皮狗”便是“为虎作伥”的华人员警。我想，对左派支持者来说，甘愿替英国人卖命的中国人跟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奸无异，都是背弃了民族大义的卖国贼。

而华人警员似乎比洋警官更愤怒，更痛恨这些左派。

我见过不只一次，员警铁腕对付市民。

在这个非常时期，一般大众都知道凡事小心，不要惹祸。如果被员警盘问，千万别出言顶撞，因为一个不留神，被对方盯上，下场便是被抓进监牢。“五月风暴”发生前，员警已有不少特权，像何先生的货物稍稍占用了大街的路面，便会被员警发告票，不过如果事前有打点一下，付一些“茶钱”给巡逻警员，这些小问题便能私下解决。然而，暴动发生后，员警有权拘捕“可疑分子”，“妨碍警务人员办公”、“拒捕”、“参与骚乱”、“非法集会”等等，都是单凭警员一面之词便能定罪的指控。

想不到，以“莫须有”入罪，会在今天的香港社会出现。

在湾仔春园街，我经常遇到两位巡警，一位的编号是六六六三，另一位的编号是四四四七。他们的号码有够碰巧的，我暗中称他们做“阿三”和“阿七”，看样子阿三年纪比阿七大，大概是阿七的前辈。上个月我看到有人派发反政府传单，好巧不巧被阿三和阿七连到。阿三不由分说，左手抓住那人的手臂，右手便赏对方两三记警棍，打得对方头破血流。我清楚看到“犯人”没有反抗，阿三犯不着下重手，不过这时候无人愿意为那人作证——你敢开声，便会被当成同党，一同落难。

?凤梨：即凰梨，香港人对炸弹的俗称。

?一九六七年香港骚乱期间，警方共发现八千三百五十二个懊鞑爆炸品，其中一千四百二十个是真炸弹。

?香港六○年代的茶楼，楼层愈高，茶价和食品愈卖，有“有镂楼上楼，无钱地下踎”的俗谚。

虽然阿七从不插手阻止前辈，但我知道他比阿三正直，他们两人经常在巡逻时到何先生的士多买汽水解渴，阿三不会付钱——何先生说过这点小钱不必计较—但阿七每次都付足款项。我有次跟阿七说，老板说不付也可以，没想到他回答：“我不付，你的老板收入减少，万一令你失业，你沦为罪犯，我的工作便更多了。”

他的语气跟大哥有点相像。

街坊们都知道阿七是个好员警，只是办事有点过于死板，对前辈的命令言听计从。看到阿七，我便会想员警似乎是个不错的工作，当然，那是在暴动爆发之前的事。在今天这个风头火势，选择当员警相当不智，英国人一走，“黄皮狗”便成为被批斗的对象，阿三和阿七大概要挂上木牌游街示众，清算“罪行”。

不过，闻说因为暴动，警队招聘的门槛降低不少。有些华籍警员受到左派感召，不屑跟“法西斯”英国人为伍，自行离职不干：也有一些人担心遇上类似沙头角枪战的事件，或是在暴动中被暴徒所杀，于是向上级请辞。何先生在湾仔住了很久，跟一些医长相熟，从他们口中知道，这几个月来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二十四小时候命，在家一收到电话便要出动，而除了本来的工作外，还要到防暴队值班。政府为了稳定军心，员警加薪百分之三，还调高加班费，甚至提供免费伙食。何先生说负责分发薪水给下属的医长的公事包里，有时会有一叠叠厚厚的钞票哩。

政府以金钱利诱员警留下，其实左派也差不多。

工人罢工，失去收入，没饭吃自然没能力谈什么“斗争”，工会领袖会接济罢工工人，每月发放津贴，付一、两百元给他们，让他们去示威集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工会有这么多钱，有人说是中国政府暗地里拨下的“革命”资金，我只知道，这场对抗并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还牵涉到不少金钱利益，可能这就是现实。

罢工工人获得资助的情报，是我亲耳听来的——跟我和大哥为郊、住在何先生的板间房的，正好有两位左派分子。何先生租出了三间板关房，一间住了我和大哥，旁边一闻住了一位元叫杜自强的记者，另一问的租客叫苏松，是一位纺织业工人。

苏先生在五月尾响应工会号召罢工，旋即便被老板解雇，虽然他失去工作，但他仍有付租金给何先生，我好奇一问，他告诉我“工会领导”有给他薪水，另外完成特别任务更有酬劳，他劝告我加入他们的行列，同心合力推翻英国人的统治，说现在是难得的机会，革命成功的话，我们这些“思想纯正”、“及时区分敌友”的同志便能担当领导工作。我没有明言拒绝，只说我要跟大哥商量一下，再作打算。我猜如果我婉拒他的要求，他可能会把我当成“反动分子”，将来有什么后果我真的谈不上来。

相比起态度强硬、满腔热血的苏先生，杜自强反而像是个“逼上梁山”的左派，杜先生本来在报馆工作，负责经济新闻，可是因为他工作的报社是被政府查对的左派报社之一，他无辜地被牵连，失去工作。无奈之下他只好加入斗争，一来工会接济可以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二来斗争成功，报馆重开，他便能再次受雇。他跟我说这些时一脸愁容：我想就连他自己也不认为政府会让步，报纸会复刊。

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吊诡。我每天担心着大哥和自己会被炸弹炸死、治安日坏、政府倒台、社会瘫痪、城市陷入战争，而我每

天却装作若无其事地替房东顾店，跟代表“造反派”的邻居道早安，卖汽水给代表“法西斯”的警员。电台播音员大骂左派为祸社会、破坏安宁，亲中的报纸社论痛斥港英军警“疯狂迫害”爱国组织。双方都自命正义，而我们这群民众束手无策，在强权和暴力下任人宰割。

?六○年代，一般工人的月薪大约是二百港元。

在八月十七号之前，我以为自己会继续这种无奈的生活，直至暴动平息，或是英国人撤走。

我没想到，我偶然听到的一句话，令我卷进漩涡，置身险境。

“‘凤梨’不会在我们运送途中爆炸吧？”我在朦胧中听到这句话，我本来还以为自己在作梦，但稍一定神，我才发觉这是现实。声音是从墙壁后传过来的。

今天早上，何先生新订的冰箱送到士多，我们七手八脚把旧冰箱里的啤酒汽水换到新冰箱，然后我用手推车将旧冰箱送到五个街口外的夜冷店卖掉，我把卖冰箱的钱给何先生后，他说他下午一个人顾店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上午顶着大太阳跑来跑去，似乎有点累，他着我回家休息一下。难得何先生这么体恤，我便恭敬不如从命，午饭后回到房间睡午觉。

然后我被那句话吵醒了。

我瞧了闹钟一眼，时间是下午两点十分，我睡了一个钟头。哪才说话的，应该是那个劝我加入左派的苏松，他的声音有点尖，很好认。不过墙壁后的房间明明属于那位元失业记者杜自强，为什么他在杜先生的房间里？

“苏先生，你别这么大声，万一被人听到……”这回说话的好像是杜自强。

“老何的老婆刚才出去了，老何和隔壁那两兄弟也在上班，咱们谈大计没人会听到啦。”苏松回答。平时这个时间我都在顾店或当跑腿，只是今天巧合地提早回来。

“就算被人听到又如何？我们堂堂中华儿女，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办事，不惜抛头颅洒熟血，即使事败，英帝国主义终有一天屈服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之下……”说话的男人嗓门很大，虽然我看不到，也能想像到他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如果我没记错，这人应该是苏松的“同志”，一个叫郑天生的青年。苏先生曾介绍我们认识，说他也是被纺织厂辞退的工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