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跞也说:“寡君派下臣责备意如,意如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请您跟着他回去吧。”
鲁昭公此时感慨万千,同时也是纠结万分。回到鲁国,是他做梦都想的事,但不是杀回去,而是被季孙意如请回去,对他来说又是一种耻辱。子家羁劝他:“回去吧,一次耻辱不能忍受,呆在这里终身耻辱反而能忍受吗?”
鲁昭公心想,是啊,回去自然是耻辱,可总比一辈子寄人篱下强。但是其他人显然误判了形势,也不愿意跟着鲁昭公回国,对鲁昭公说:“能不能打倒季氏,就在您一句话,请您千万不要犯糊涂!”
大伙这么一起哄,鲁昭公还真犯了糊涂,以为只要自己说一句话,晋国人就会主持公道,将季孙意如抓起来问罪。于是对荀跞说:“感谢晋侯的恩惠,如果真的打算让我回国扫除宗庙来侍奉他,我就不能见那个人。我和季孙意如势不两立,请河神作证——我如果见他一面,就请河神降罪于我。”
荀跞完全没有料到鲁昭公会来这么一招,赶紧捂上耳朵,说:“寡君诚惶诚恐地想办好您的事,哪里知道反而会引起鲁国的内乱!下臣这就回去复命。”说着退了出去,对季孙意如说:“国君还在生你的气呢,别跪了,赶紧回去主持大局吧!”
季孙意如最想听到的就是这句话,他强忍着心中的狂喜,大声说:“既然是这样,下臣不敢违逆国君的意思,先行告退了。”爬起来,头也不回地跟着荀跞走了。
鲁昭公君臣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老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子家羁偷偷对鲁昭公说:“您如果后悔,现在还来得及,驾一辆车追上季孙意如的队伍,他还是得带您回去。”
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鲁昭公马上起来,走到院子里,吩咐内侍备车。马还没牵过来,群臣们一拥而上,将
他团团围住。
“您这是想干什么?”
“要把我们这些人都丢在这里吗?”
更有人拔出剑来,虚指着鲁昭公说:“谁也不许走,谁走谁就是罪人!”
鲁昭公吓得脸色发白,偷偷地看了一眼子家羁。子家羁摇了摇头,意思是,算了吧,走不成了。
公元前510年,《春秋》记载:“公在乾侯。”《左传》解释,鲁昭公既不能得到诸侯的承认,又不能得到国内的支持,还不能听取正确的意见,所以只能呆在乾侯虚度时日。屈指算来,这已经是他流亡国外的第八个年头了。
同年十二月,鲁昭公病逝。临终之前,将所有财物拿出来赠送给列位大夫,但是谁都不敢接受。赠给子家羁一对玉虎、一片玉环、一块玉璧和几件衣服,子家羁接受了。其他人这才敢接受。鲁昭公死后,子家羁又将这些东西还给库房,说:“我接受这些,是不敢违抗国君的命令。”其他人见状,也交还了赏赐的东西。
鲁昭公被季孙意如驱逐,最终客死他乡,将一百多年来的“三桓专鲁”推到了高潮。后世对季孙意如的评价,多持谴责的态度,认为他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是名副其实的乱臣贼子。但是在当时,人们显然不这么看。晋国的赵鞅曾就此事问大夫史墨:“季孙意如以臣逐君,国内的老百姓都服他,诸侯也接受他,国君客死他乡而不问其罪,这是为什么?”史墨回答很玄妙,但也不难懂:“天下万物的数理,有二,有三,有五。所以天上有日、月、星,谓之三辰;地上有金、木、水、火、土,叫做五行;物体有左右,互为依存。天子有公,诸侯有卿,便是这种关系。老天生了季氏,命他辅佐鲁侯,已经很长时间了。老百姓服他,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几代鲁侯都耽于享乐,而几代季孙都勤于政务,老百姓早将国君忘记了,就算他死在外面,又有谁会觉得悲伤?所谓社稷,不是一家人的社稷,君臣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古来如此。古代那些帝王的子孙,如今还有几个富贵,早都成为庶人了。诗上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大地尚且如此多变,何况人世?您如果要问我从这件事中能够得到什么教训,只有一点——国君必须慎重对待器与名,不可以假借给别人。”
由此可见,器即礼器,名即名分,这两样东西都是国君专有的,也就是国君统治国家的合法性依据,千万不可让人家盗走。
【伤不起的晋国内耗】
公元前528年,晋国发生了一桩土地纠纷案:大夫邢侯和雍子争夺鄐(chu)地(地名,今河南省境内)的田产,打起了官司。
邢侯是楚国降臣申公巫臣的儿子,雍子也是楚国人,多年前因遭人陷害而逃到晋国。审判长士景伯当时正在楚国出差,两个楚国人的官司便交由叔向的弟弟羊舌鲋代理审判。
叔向兄弟五人,羊舌鲋是老幺。兄弟二人的品性迥然不同:叔向聪明睿智,敬业爱国,在历史上有“古之遗直”之称,与“古之遗爱”子产齐名;羊舌鲋则声名狼藉,被世人称为老饕。
老饕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捞钱的好机会。
案子还没审,当事人雍子就给羊舌鲋送来一笔茶水费,羊舌鲋欣然收下。
邢侯则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到中军元帅韩起。韩起有没有收钱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他给羊舌鲋递了一张条子,上面明确指示,要他判邢侯胜诉。
按常理说,中军元帅发了话,这个案子胜负已决,就算告到晋侯那里,也是邢侯获胜。但是羊舌鲋显然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只要有利可图,就算得罪韩起他也敢干。
他将雍子找过来,说:“事情不好办,有很厉害的人替邢侯撑腰,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反正很厉害。”
雍子说:“那按您的意思是,这官司打不赢了?”
“倒也不是。只是,确实很难。”羊舌鲋不停地搓着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不时瞟雍子一眼,欲言又止。
雍子很干脆地说:“我知道事情不好办,但我相信审判长的智慧,没有办不到的事。这样吧,我有一个女儿,年方二八,长得如花似玉,是我们老两口的心头肉,一直舍不得许人。如果审判长不嫌弃,我回去就和老太婆商量,将女儿嫁给您当个侧室,而且不用您下聘礼,我们家倒贴一笔嫁妆,如何?”
羊舌鲋说:“这恐怕不太好吧?”
雍子说:“有什么不好?羊舌家是晋国的名门,我这个楚国人能够将女儿嫁到羊舌家,感到非常荣幸。我说审判长,啊,不……姑爷,您就别推辞了。”
羊舌鲋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到了断案那天,羊舌鲋大笔一挥,果然判邢侯败诉!
邢侯本来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一听这个结果,立马控制不住情绪,做了一件很不理智的事。他从腰间拔出佩剑,一个箭步冲到羊舌鲋面前,将羊舌鲋刺了个透心凉。雍子见势不妙,捞起下裳想跑,邢侯追上去又是一剑,将雍子也杀死了。
土地纠纷升级为人命案,震惊了晋国朝野,韩起不得不亲
自审理此案,出于对叔向的尊重,他事先征询叔向的意见。
叔向的回答很明确:“三个当事人都有罪。杀人凶手应当处死,和那两个被杀的一起曝尸示众,以儆效尤。”
韩起没想到叔向会这样说。羊舌鲋是叔向的胞弟,曝尸示众的话,羊舌家的面子何在?
叔向平静地说:“雍子贿赂法官,羊舌鲋贪赃枉法,邢侯公然行凶,都是犯罪。他们一个行贿当局巧取豪夺,这叫做昏;一个贪图贿赂而败坏法纪,这叫做墨;一个行凶杀人而毫无顾忌,这叫做贼。《夏书》上说,昏、墨、贼者,都应当处死。这是自古就有的刑罚,请您照祖先的规矩来办吧!”
韩起最终按照叔向的意思,杀了邢侯,将三个人的尸首都挂在城门口示众。
孔夫子对这件事的评价很高,说:“叔向这个人无论治理国事还是处理案件,都不偏袒自己的亲属,可谓正直!”
其实,叔向与邢侯也不是一般关系。叔向的老婆,是申公巫臣的女儿,也就是邢侯的姐姐。
据《左传》记载,叔向娶申公巫臣的女儿,遭到过母亲叔姬的反对。叔姬认为,申公巫臣的老婆夏姬不是个好东西,“嫁了三个老公,害死了一个国君(陈灵公)、一个儿子(夏征舒)、两个卿(孔宁和仪行父),还导致陈国灭亡。”这样的女人生出来的女儿,能是好货?
叔向是个孝子,特别听母亲的话,当时就决定不娶了。但当时的国君晋平公是个多管闲事的人,听说这件事,说:“男才女貌,门当户对,有什么不好?”亲自作主,非要叔向把这门亲事给办了。
叔向和这个女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食我,字伯石。叔向去世后,食我继承家业,成为羊舌氏的族长。
公元前514年,晋国发生了一桩风流事儿。大夫祁盈的家臣祁胜和邬藏“通室”,也就是交换夫妻(真够新潮的!)。祁盈发现之后,要将这两个人抓起来治罪。祁胜赶快贿赂下军副帅荀跞,请他出面为自己说话。
当时晋国的风气,和现在大概也差不多。荀跞收了礼,便对晋昭公说:“祁盈也没向您报告一声,就抓了人,这是不对的。”
晋昭公哪里有什么主见?政事早由六卿把持,他连傀儡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个影子。荀跞说祁盈做得不对,那他就是做得不对。晋昭公马上传旨:将祁盈抓起来问罪!
祁盈的家臣们得到消息,群情激愤,纷纷劝祁盈:“反正是一死,不如杀了那两个淫贼,至少图个痛快!”这是什么搞法!本来事情还没到最糟糕的地步,将那两个淫贼一杀,那不是公然和国君对着干吗?
祁盈却听从家臣的意见,杀了祁胜和邬藏。也许在他看来,处置家臣是自己的家务事,即便是国君也无权插手。但是他没想到,荀跞想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借口。
同年六月,晋国六卿开会讨论祁家的问题,一致决定判处祁盈死刑,没收祁家的一切资产,充公入库。不仅如此,羊舌食我素来与祁盈交好,“祁盈之党也”,同样判处死刑,财产充公!这样的判决,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不如去抢好了。
据说,羊舌食我出生的时候,叔姬前往探视,还没到产房,听到食我的哭声,便走回去了,说:“这是豺狼的声音,这孩子狼子野心,羊舌氏怕是要断送在他手里了!”食我怎么狼子野心,史料没有记载,倒是记载了六卿如何赤裸裸地掠夺别人的家业,瓜分晋国的财产。
祁氏和羊舌氏的家业有多大?
这一年秋天,执政多年的韩起去世了,接替他的是魏舒,瓜分祁、羊舌两氏土地的工作自然落到了魏舒头上。
魏舒将祁氏的土地分为七个县,羊舌氏的土地分为三个县,分别任命司马弥牟、贾辛、司马督、魏戊、智徐吾、韩固、孟丙、乐霄、赵朝、僚安为县大夫。如此安排的理由:贾辛、司马督曾为王室服务,立下大功;智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乃卿之庶子,能守其业,所以给予嘉奖;其余四人,是众人推荐的贤才,受封之前都没见过魏舒。
有一种观点认为,魏舒没有将土地分给六卿,而是直接委任县大夫管理,是晋国由封建采邑制向郡县制改革的一次尝试,旨在增强国家的力量。我觉得,这顶帽子扣得太大了。严格地说,这是一次表面公正,实际上具有政治目的的分配。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晋国六卿的情况。
魏舒:魏氏,其先祖毕万,在晋献公年代崭露头角,获封魏地。其后有魏犨,以勇力闻名于世。魏犨之孙魏绛在晋悼公、晋平公年间多有建树。魏舒即魏绛之子。
赵鞅:赵氏,其先祖赵夙,是晋献公年代名臣。其后赵衰辅佐晋文公称霸天下,赵盾在晋灵公年代权倾一时,赵武在晋平公年代成为中军元帅,主持弭兵会盟。赵鞅乃赵武之孙。
韩不信:韩氏,其先祖韩简,曾经服务于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出力甚多。晋灵公年间,韩厥受到赵盾提拔,仕途一路走高,直至当上中军元帅。韩厥之子韩起也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继赵武之后成中军元帅。韩起生韩须,韩须早死,
韩不信继承韩氏家业。赵、韩两家世代相互提携,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
荀寅:荀氏,其先祖荀林父担任过晋文公的“御戎”(车夫),后来逐渐成长为晋军的重要将领。公元前632年,晋国扩军,在三军的基础上增加“三行”,荀林父被任命为中行主将,从此荀林父一族又以“中行”为氏。荀林父官至中军元帅,其后荀庚担任过上军元帅,荀偃担任过中军元帅,荀吴担任过中军副帅。荀寅即荀吴的儿子。
士鞅:士氏,因其先祖获封于范,又称为范氏。自晋文公年代开始,士氏家族人才辈出。士会五朝老臣,德高望重,享有崇高的声誉;士燮、士匄也多有出色表现。士鞅即士匄之子。从历史上看,士氏家族自士匄开始,门风有所下降。特别是士鞅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有些心术不正,喜欢煽风点火(公元前559年的栾盈之乱,就有他的一份功劳)。当上卿之后,又以贪财好货而闻名于诸侯,而且结党营私,跟荀寅打得火热。
荀跞:荀氏,其先祖荀首,是荀林父的亲弟弟,因战功被封于智地(地名,今山西省境内),所以又称为智氏。其后荀罃曾任下军副帅、上军元帅和中军元帅,荀盈曾任下军副帅。荀盈去世后,晋平公想趁机削弱智氏,打算安排自己的亲信接替荀盈的位置,后来因为屠蒯等人的劝阻,才不得不任命荀盈的儿子荀跞为下军副帅。那个时候,智氏家族相对衰落,有赖于同宗共祖的中行氏提携。
魏舒主持瓜分土地,智、赵、韩、魏四家都分到了赃,范氏和中行氏则一无所获,用意很明显:他希望通过拉拢智、赵、韩三家来打击范氏和中行氏,同时拉拢部分非卿家族来增强自身的实力。但是孔夫子似乎没看清这一点,他表扬魏舒“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魏舒其实多少有些心虚。他问大夫成鱄(tuán):“我将梗阳县封给魏戊,人家会认为我这是在谋求私利吗?”
魏戊是魏舒的小儿子。成鱄回答:“怎么可能呢?魏戊这孩子品德很好,尊重领导,团结同事,见利思义,为人谨慎,给他一个县算什么?当年周武王得到天下,他们兄弟被封为诸侯的有十五人,姬姓建国的有四十人,这都是提拔自己的亲人,但是没人敢反对,为什么?因为他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择善而封,亲疏远近都没有区别。您现在做的事,也是择善而封,连那些不怎么熟的人都封到了,谁又会说您谋求私利呢?”
成鱄的话,正是魏舒想听到的。
另外一个故事则可说明魏舒也不像他自己标榜的那么高尚。
魏戊去了梗阳县后,有人打官司,魏戊拿不定主意,把案件上报给魏舒。一方当事人马上给魏舒送去一队歌女。魏老先生一看到十几个娇滴滴的女孩子,简直笑得嘴都合不拢,也不说推辞,也不说接受,将她们留在了府上。
倒是魏戊很着急,将大夫阎没、女宽找来说:“老头子以不爱贿赂而闻名于诸侯,如果接受梗阳人的这些女优,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请你们两位一定要说说他。”
阎没和女宽答应了。第二天退朝,两个人先跑到魏舒的院子里等候。魏舒回来看见他们,招呼他们一起吃晚饭。等到饭菜摆上来,两个人三次叹气,欲言又止。魏舒看不下去了,说:“古人说得好,只有吃饭能够忘记忧愁,你们跟我吃饭,这样长吁短叹的,究竟是为哪般?”两人对魏舒说:“昨天晚上有人送了两瓶酒,我俩喝高了,因此没吃晚餐,今天早就饿晕了。刚刚饭菜摆上来,我们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到一半,又责备自己说,难道元帅请吃饭,还能不够吃?于是再次叹气。等到菜全上来,满满一桌子,我们还没吃,光看着都由衷地感到很满足,所以又有一叹。唯愿君子的心也像我们小人的肚子一样(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容易得到满足。”
魏舒脸一红,说:“我明白了。”命人将歌女全部退回。
后人常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很少有人知道,“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
同年十月,贾辛将前往其封地上任,临行前向魏舒告别。魏舒很高兴,给贾辛讲了一个故事:
当年叔向出访郑国,郑国大夫然明想看看叔向,但又怕自己长得丑吓坏了客人,便装作是收拾器皿的仆人,站在堂下,说了一句话。当时叔向正准备喝酒,听到那句话,就把酒放下,说:“那肯定是然明!”下堂来拉住然明的手,将他请到堂上,说:“古时候有个贾大夫,长得奇丑无比,娶了个老婆,人长得很漂亮,但是不苟言笑——整整三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笑过一次。直到有一次,贾大夫带着老婆去打猎,射中了一只野鸡,他老婆才开始笑着说话。贾大夫深有感触,说‘看来男人还是得有点本事,我如果不会射箭,你这一辈子就不说不笑了啊!’然明啊,你本来就貌不出众,再不说话,我就与你失之交臂了,能说不说害死人啊!”
魏舒讲完这个故事,对贾辛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对王室有功,我才保举你。现在要去上任了,那就快去吧,保持一颗
诚敬的心,把工作做好,不要毁了你原来的功劳!”
孔夫子评价:“诗上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魏老先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啊,他的后代必定兴旺发达。”
我以为,魏舒的话说得中肯,但这种慈父般的谆谆教导,无疑也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公元前513年冬天,魏舒派赵鞅、荀寅修筑汝城(今河南省境内),顺便收缴当地民间的铁器,得到铁四百八十斤。荀寅用这些铁铸造了一座刑鼎,鼎身上刻着当年士匄主持修订的刑法。
自郑国的子产铸刑鼎以来,铸刑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首先还是人治与法治之争。保守者认为,晋国自古恪守先祖唐叔订立的法度,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现在放弃古法而铸刑鼎,老百姓以后只看刑鼎就行了,哪里还会尊重领导?长此以往,贵族何以成其为贵族?贵贱无序了,国家哪里还像个国家?
其次,士匄主持修订的刑法,本来已经是弃置不用了的。刑法中的一些重要原则,还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举行“夷之蒐”的时候确定下来的。众所周知,“夷之蒐”是晋国众卿乱政的开始,“一蒐而三易中军帅”,国君完全被众卿摆布,根本没办法控制局面,而且导致后来的赵、狐之争和一系列乱局。这样一部刑法,本身就为人诟病,怎么还能刻在刑鼎上呢?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荀寅铸刑鼎,未请示魏舒。
据说,魏舒听说荀寅在铸刑鼎,大吃一惊,连忙派人命令荀寅停工。但是荀寅置若罔闻,反而加快了施工进度,同时还拉拢赵鞅跟他一起担责任。工程完工后,魏舒召集六卿开会,追讨责任,结果发现事情真正的幕后主使乃是士鞅!
六卿之中,荀寅和士鞅狼狈为奸,赵鞅被荀寅利用,荀跞与荀寅同宗共祖,韩不信又与赵鞅世代相好,魏舒只能偃旗息鼓,铸刑鼎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当时大夫史墨对此事评论:“范氏和中行氏快要灭亡了吧!荀寅不过是个上军副帅,却不遵从上令,擅自铸造刑鼎,胆子也太大了。范氏也难辞其咎,范宣子(士匄)修订的刑法本来已经废除不用,现在又搬出来实行,这是自取灭亡。至于赵氏,不过是被利用了,如若能够吸取教训,加强品德修养,或许可以免除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