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诰里绘声绘色地描绘贪官们临死的惨境：“临刑赴法，才方神魂仓皇，仰天俯地，张目四视，甚矣哉，悔之晚矣。”希望他们因此抽身退步，不敢再胡作非为。

同时，《大诰》里面还夹杂着大量陈腐的教条。比如《续编·申明五常第一》里说：

〖今再《诰》一出，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状者，具有律条。慎之哉，而民从之。〗

朱元璋村长式的思维方式实在过于混乱，他的大脑里，道德和法律从来分不清楚。例如，这《申明五常》如何操作？如何界定？如何量化？如何不会导致大量深文周纳出来的冤假错案？

这类无法操作的条文还有许多，比如：诰至，所在有司，务必祟尚德人，上助朕躬，下福生民。无藉之徒见此，即早退去。“无藉之民”见了这个文件，为什么就会乖乖退去？

就是这样一套混乱杂芜的文件汇编，成了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精神财富。

【发动群众抓贪官】

结合学习《大诰》，朱元璋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洪武十九年，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他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中这样号召：

〖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为人民服务。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他们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千方百计，害我良民。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乡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们，来帮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当官的来给百姓做主，打我当皇帝到如今十九年，我还没见到一个人！〗

在《大诰》另一章里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我高居九重之上，难以清晰地观察帝国政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民众们不亲自动员起来揭露奸顽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

那么，皇帝希望民众们怎么帮他呢？

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他大手一挥慷慨地赋予了草根阶层以监督、评议各级官僚的权力，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洪武十八年，他在《大诰》中就这样号召百姓们：

〖从省级官员到府州县级官员，如果在国家规定之外，巧立名目，搜刮百姓财钱的，准许境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联附近的乡亲，联名到京城来上告，有凭有据，惩办罪犯，更换好官，抚育人民。同时，从省级到县级的官员，如果清廉能干，政绩卓著者，准许境内百姓来京汇报，我给他们奖励。〗

因为对监察官员们的不信任，在另一章中，他说，如果好官被诬陷，百姓们有权直接向皇帝申辩。（《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

〖今后各级政府，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如果这些廉能官吏被坏人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我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洪武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

〖如果以后有吏员们打官司时枉断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到刑房里，把这个吏员拿住，送到京城来！如果有强买百姓东西不给钱的，收税时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军时受贿放纵犯罪却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况出现，都许百姓们直接把这些吏员们拿获！〗

又规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邻居和亲戚们知道了，

立刻就要把他拿获。（《大诰·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

他在另一章中发布了这样的通知“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从“把民众捆绑在土地上”这一极端轻易地跳到了“放手让民众造反”的另一个极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证”制度。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被官员们用做阻拦百姓上访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凡是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不论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号召再一次证明这个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皇帝对农民理想的某种忠诚。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种“民粹主义”味道，在对官僚阶级表现出极度痛恨的同时，他却一直对自己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底层人民充满亲近感。他对他们的面孔从来都是温和的、亲切的。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诚的关系一直记忆在他的心中，他相信，乡村生活中人的良心还没有被贪婪和物欲所污染。

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

《教民榜文》中他规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家务、骂架和斗殴等纠纷都可由老人和里甲来审断。官员们不许干预诉讼过程，也不许接管判决事宜。如果地方当局干预了关于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报给皇帝，那么，官员们可能自动地被牵连进这名受审老人罪行中去。当然，人命大案等还应报告政府来审理。

【“激进主义”的“幼稚病”】

在全帝国范围内掀起这样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宣布了他村长式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贪官污吏都变成好官了。为什么？因为良民时刻监督，坏人不敢胡作非为，所以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说：“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

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谐调都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和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并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质中的缺项，他在战争中头脑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证明了他理智的强大。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来越成为了主旋律。

毕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并起的强大压力之下，他能强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挥，在重重困难中苦心孤诣寻找那条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后，虽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然而由于外面的压力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急躁”、“竣切”还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狱百姓之顺利之容易之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强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