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这场起义中的领导人，一个同盟会员都没有。“关于光复的意义，只在刊物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施政纲领和组织机构，脑筋中纯是一片白纸”。好在前县视学景昌运订有《申报》，那上面详细记载着武汉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才知道东乡光复后，领导机构该叫“军政分府”，首领称参督。冉大爷就当了参督兼民军司令。再往下的组织架构，《申报》上也没有了，只好仿着武汉军政府的模样，设什么部什么部，也不设部长，也没有官阶，参加光复的人，分到哪个部，就叫某某部员。杂事谁碰上谁做，大事呢，冉大爷跟几名核心成员讨论决定。石体元是巡警学堂毕业的，就负责审批案件；有个姓王的，是从前冉大爷开的盐号伙计，很得冉大爷信任，就掌管财政；提供《申报》的景昌运自然分管交际、参谋。

职责派定，就在独立后两天，又开了个全县代表大会，新的政府便运作起来。东乡出产烟土，在川东各县中还算富裕。但冉大爷很讲义气，表示要廉洁奉公，提倡不请客，不送礼，不应酬，政府人员革除烟赌恶习。冉大爷自己只拿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其他办事人员少则十元，多也只有三十元。

这种运作方式一直延续到蜀军政府派人颁下《地方组织条例》，军事部分为军谋、军政、军需、军书四处，政治部分为行政、财政、司法、学务四科，参督改成县知事。政府部门整齐多了，人员增衍，花费也就上去了，一个政法科长，每月也不止五十元薪水。

1912年8月，冉崇根奉令调城口县知事，石体元也早在2月便往重庆地方议会联合会当代表去了。回想起这“从本县宣布光复日起，至崇根赴城口止”的十个月，石体元不禁感慨：“机构组织已经三度改变，人事的变动尤大，从前树立的优良风气，更是昙花一现，仍归腐化。”

东乡县的光复，搞的是袍哥革命，社会秩序变动极小，这对于东乡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冉大爷治下，“优良风气”维持了十个月之久，换个人会不会急速腐化？要是外来的同盟会员领导起义，新造一批功臣官僚，又将如何？东乡虽小，或许可以喻大。

断了皇帝的后路

【潼关以西】

1900年庚子事变，西太后、光绪帝“两宫西狩”，跑到西安猫了一年多，后来成功地通过谈判回到北京，搞起了新政。

自满清入关以来，一定有个巨大的恐惧时时盘踞在满人心头：汉人那么多，有一天造起反来，我们怎么办？为此清廷在各个大的省会都筑了满城，八旗兵丁分驻。又不准关内的汉人随意向关外迁徙，要保留那一片“龙兴之地”。

那时当然不会有人想到连郑成功都打不过的西洋人，会闹出这么大的阵仗。

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北狩”到了承德木兰围场。这应该就是满洲人往关外退却的设计线路，先到承德，如果情况不妙，就由此回关外根据地去。

八国联军围困北京，东、北、南三面都几乎被封死，只有往西走比较活动。况且此时的东北，正在日俄的觊觎之中，谁敢往那方去？

于是一路向西，从太原到西安。曾有消息说八国联军还打算进攻山西，流亡清廷也动过再往西走去兰州的念头。

现在是辛亥年，南方的革命党人举事，而且成燎原之势。这倒跟老祖宗当年的设想差不多。

但东北依然回不去，京师的达官贵人，多是奔天津租界，或者再转船去上海租界。可是，朝廷在江山未全失之前，就流亡租界，未免说不过去。

向西是一个选择。

按照良弼为首的宗社党意见，一旦京师告危，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大可以效法庚子故智，西去长安甚至兰州，保住潼关以西，至少可以成一种苟安局面。

宗社党这样想是有道理的。潼关以西，主要是陕甘两省，而前陕甘总督，正是铁杆保守派升允。此人于举国滔滔高唱立宪新政之际，竟然上书朝廷，阻挠立宪，被视为国内封疆大吏中保守第一人，摄政王载沣为了表示皇室的立宪决心，于1911年6月23日将升允“开缺”，这也是清廷立宪以来处分大员职位最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