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民各自归家（做梦）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不管怎么说，端方绝非满人中的顽固派，川人中也颇有对这位“主抚不主剿”的钦差大臣有好感者，成都方面甚至传来“虽经宣布独立，仍复预备欢迎”的消息。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端方身处大城市，无论武汉、重庆还是成都，他都很可能不死，唯独在资州，没有外敌的压迫，但本地也没有弹压支援的力量，端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从武昌带来的新军第八镇步队一营手中。

事兆从头上开始。突然有新军去街上的剃头铺剪去发辫，而且一传十，十传

百，满街突然地行走了已剪辫或未剪辫的武昌新军士兵。不到三个钟头，几乎全标人都剪了辫子。而且这股风潮开始向资州城内与四乡弥漫。

端方不可能没有感受到这种危险的气氛。下面这段话，有人说是端方主要召集新军的表白，有人说是新军士兵将端方兄弟抓到朝天宫后的对话，但内容大致如此：

〖端方：我本汉人，姓陶（据说端方有一方印章，上刻“陶方”），投旗才四代，今愿还汉姓如何？

众兵：晚了！

端方：我治军湖北，待兄弟们不薄，此次入川，优待加厚。请各位周全……

众兵：那是私恩，今日之事乃国仇。

至此众士兵大呼：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汉族健儿，理应还鄂，效命疆场。是何端方，巧言蒙蔽，使我辈处于附逆地位。今天公仇为重，不杀你端方决不是炎黄子孙！〗

其实，端方提出的两项理由，都很有道理。宽以待下，正是黎元洪等旧官僚被拥戴的重要原因，而脱旗返汉，更是辛亥年洗脱种族原罪的重要手段。成都满官签署的《四川满人投降文》中即明确表白：“然清皇摄政二百余秋，我汉人生逢斯时，而胁迫投旗者甚多……今知天命将终，而国祚改易，江山仍还旧主，睹此大局情形，我汉军不得不返旗还汉，原业归宗，何敢爱清室一官，而不念祖宗乎？”明白事理的革命党人也大抵只要求满人投降，而不是大肆屠戮，以安民心。

但是端方所处的情境不同，他倒霉就倒霉在他面对的是一帮无统属无归依的新军下层官兵。国仇云云，多一半只算借口。从最后士兵的大呼可以看出，这支军队，立志要返回武汉参加起义，但当此乱世，如何能稳固新军们起义的决心？如何能保证本标千余人的团结？如何能取得武昌方面的信任？领头的同盟会、共进会成员，必然要借端方这个钦差大臣的人头，当一颗定心丹，也做一张投名状。要说这，也是江湖政治的规则。

是以这位被《申报》称为“满人翘楚”的候补侍郎、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署理四川总督，就被士兵们用指挥刀砍下了头颅。他的尸体装进木棺，棺盖上用粉笔写上“端儿之尸”（四川人蔑称某人即为“某儿”），可能是就地埋葬了。端方兄弟的首级，则被装进两个盛煤油的铁皮桶里，还浸上煤油以防腐烂。

新军次晨即开拔回武昌，沿途每经一地，都将端方兄弟的首级示众。那些绅商民众，看见半个多月前还路过这里并向他们宣讲清廷德音的两位端大人，而今身首异处，浸透煤油的头颅在空中摇晃，不知会做何感想？

〔人物：〕

【端方说相声】

湖北老革命党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述1905年端方、戴鸿慈等辈访问美国加州大学，他亲见的一幕：端、戴一齐上台，并立演讲席中，戴左端右。端谓戴曰：“请老前辈发言。”戴曰：“兄常与西人往来，识规矩，请发言。”于是端方发一言，翻译完，向戴鸿慈曰：“老前辈，对不对？”戴曰：“对。”端又发一言，又向戴曰：“对不对？”戴曰：“对对。”一篇演说约数百言，端问戴数百次，戴亦答数百次。

这简直像是在说相声嘛，搞得西人大惑不解，在场留学生也面上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