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第一次催曾国藩增援湖北时，王錱就鼓动曾国藩出兵，曾国藩死都不出。太平军很快攻占汉口、汉阳，长沙人心浮动。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写信给曾国藩，要他来长沙协防。曾国藩理都不理，王錱拍案而起，带着他的那一营五百人从衡州奔回长沙。一到长沙，王錱就大肆招募士兵，将他的一营扩充到三千人。

骆秉章对此大力支持，因为长沙兵力不足，又指望不上曾国藩。曾国藩却很不高兴，因为王錱招募士兵的事并未向他汇报。但他隐忍不发，不久后，在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的左右周旋下，太平军退屯黄州，长沙局势缓和下来。曾国藩马上去信责备王錱，“你名义上算是从前大团的人，在衡州咱们也建立了上下级关系。你在长沙招募士兵，却不向我报告，是何道理？我现在郑重告诫你，我在湘军里给你留了三个营的空额，你迅速带你的人回来。”

王錱气得怪叫：“三个营就才一千五百人，你这是要我裁撤一半兵力啊。我回去你个鬼啊。”

曾国藩见王錱毫无动静，又去信说，“你的士兵必须减员，选出三个营长来，不必你指挥，指挥权由组织决定。另外，你速来衡州参加会操，开出一份名单，把不肯来的人写上，以后我不会要他们了。”

王錱继续生气，且拒绝回信曾国藩。曾国藩矢志不移，意志顽强地给王錱写信。1854年2月，彻底搞定咸丰的催促后，曾国藩决定和王錱摊牌：“咱们奉朝廷之命，兴君子之师，章程必须划一，怎可参差错乱，各立山头。你如果要立山头，别打着湘军的旗号。”这封信仍未得到回音，曾国藩怒了，派出四名将领去接替王錱的四个营军官职务，同时命令王錱只统帅一营。

王錱这回不生气了，反而对曾国藩的一厢情愿大笑不已。曾国藩看着狼狈而回的被派去的四名军官，恼羞成怒地给骆秉章写信，夹枪带棒地说：“王錱这厮反了，背后肯定有人撑腰。我把话放这里，您如果同意他归我督带，就必须受我节制。倘若他不想受我节制，您又命令不了他，那我在此宣布，湘军从前不曾，现在不曾，将来也不会有王錱这个人！”

就这样，湘军的祖师爷之一王錱被曾国藩逐了出去，曾国藩通过驱逐王錱，再次稳固了他的领导地位。

曾国藩见死不救：江忠源之死

和王錱是明争，和江忠源则是暗斗。江忠源是自太平军造反以来，战场上最清醒最干练的将军，受到清政府一个接一个的大奖，所以曾国藩当初才打起为江忠源练兵的旗号跑到衡州。

也许不仅是为了迷惑清政府和江忠源，曾国藩当时真就发自良知。他信誓旦旦地向江忠源保证，我去衡州练兵就是为了给你作为“扫荡天下之具”的。江忠源至为感动，对曾国藩表露心迹：我江忠源能光耀门庭，就全靠兄弟你了。

很快，江忠源就在现实中发现曾国藩靠不住。1853年秋，江忠源在江西九江一带抵抗太平军，他的楚勇兵力不足，所以去信曾国藩问，有没有新出炉的士兵，赶紧搞点来给我用。

曾国藩连咸丰的圣旨都敢不遵，区区个江忠源算个啥。他回信给江忠源，士兵还是半成品，不能立即出炉，你少安勿躁。江忠源并未生气，因为他知道曾国藩做事很慢，所以就调了云贵、湖广的绿营兵六千，与自己的楚勇合成一万，艰难抵抗太平军。

曾国藩得知江忠源调集绿营兵后，去信揶揄道：“绿营兵纪律败坏，怎么能打仗，您要三思啊。”

江忠源夹枪带棒地回信道：“我倒是想用你的兵，可你太慢了。”

曾国藩发现了江忠源的不满，慌忙回信道：“你不要着急，我已训练出三千士兵，再训练六千，就双手呈送阁下做建功立业的工具。”

江忠源突然发现曾国藩在和他玩太极，由于前线吃紧，所以没空和曾国藩纠结。但曾国藩却对他穷追猛打起来，曾国藩对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说，江忠源的楚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听说他们常常骚扰百姓，进驻一地后的头等事就是抢劫。政府正规军不可用，楚勇也欠精练。

吴文镕是曾国藩举荐上来的，同时还是曾国藩的师长，所以自然不自然地就偏袒曾国藩。骆秉章对曾国藩虽成见渐小，却站在公理之上，对曾国藩冷嘲热讽：“正规军不成，楚勇欠精练，我听你的意思只有你的湘军才是天下唯一的精兵。但我怎么就没看你们湘军有一人在战场上？”

曾国藩险些被问了个跟头，回信骆秉章：“羽毛不丰不能飞。”

骆秉章只回了一行字：“你不飞，就闭嘴。”

江忠源对曾国藩的风凉话极为在意。他认真给曾国藩回了封信，一针见血地解释道：“‘勇’是否可用，关键在带勇之人，和‘勇’本身无关。好人带坏‘勇’，也能把”勇“带好；坏人带好‘勇’，也能把勇带坏。你总说你的湘军这样好那样好，到现在我也未亲眼见到，先假设你的湘军是好的吧。可你是否想过，现在是好的，将来解散后还一定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