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人言之有理，唐朝士子科考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比之我大明八股文，可不是更多更繁琐，但大唐一朝，莫不是人才济济！雄霸四方，莫不是说唐朝的科举也禁锢了学子的思想，若是如此，我宁愿我大明永远禁锢我大明学子的思想，让我大明强大如唐朝！”涂节这时也走出来附和胡惟庸。

不过他这几句话说的极为漂亮，引起不少人叫好。

“你爷爷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科举制度不好啊，你不要离题万里好不好？“萧云无奈的骂道。

“依微臣看，萧兄弟之言，并非针对陛下兴科举，开恩科，只是想陛下不拘一格取人才而已，唐代取士，不仅看科举成绩好坏，还允许“公荐”和“通榜”，便于取得才学兼优的人才，为国取才，取的不

是书呆子，取的是有真才实学能报效陛下的真人才，不是一群满口圣人言，与朝廷无益的误国书生！“前排，魏国公，中书省右丞相、北伐大元帅徐达站出去来抱拳道。

“正该如此，科举是历朝历代专为搜罗人才而设立，但因为个人所具专长各不相同；因此需要随时依据皇帝下制诏设科选才。我大明需要的是多方面的人才，制科的科目也应该顺应要求，以微臣看，真正的科举，应该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的。唐代制科的名目不下数百种，常见的制科有明书、明法、明算、三史，开元礼……这些不拘一格的科目，使得科举考试在一定的规定之下，有着很大的自由，便于搜罗人才。依微臣看，这才是大唐人才济济的所在！”见有人声援自己，不出头那就是傻瓜了！萧云继续抱拳说了下去。

关于明代科举

明太祖朱元璋，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产生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很懂得人才对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意义。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前，他就十分重视争取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以朱升、宋濂、刘基为首的一批儒生在他的帐下效力，备受尊重。为了迎接即将取得的全国性的胜利，1367年，朱元璋发布了“设文武二科取士”的命令，要求各级地方官“劝谕敏健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明史》卷七十，《选举制》二），解开了明代科举制的序幕。

明朝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

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又称乡闱，每三年一次，于子、卯、午、酉年举行。乡试的地点，在南、北京府和各布政司驻地。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此外还有负责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巡绰监门、搜检怀挟的官员。

考试分为三成：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三场考试，分别在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考生入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不许挟带。入场后，每一名凯胜由一名号军监视，防止作弊。黄昏时交卷，如果没有作完，给蜡烛三枝，蜡尽还没有完卷，就要被扶出考场了。考生交卷后，经过弥封、誊录、对读等程序，然后送主考、同考批阅。批阅的时间，名义上是十天，但是，真正用在批阅上的时间不过三四天而已。因为试卷很多，不能遍阅，试管往往“止阅前场，又止阅书义”，如果第一场所写的三篇《四书》义得到试官的赏识，就可以中式，成为举人了。

乡试的录取名额，是由朝廷决定的。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洪熙元年规定了名额，各考区从十名到五十名不等。后来逐渐增加，明朝后期，南北直隶增至一百三十余名，各布政使司的名额也大大增加了。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在丑、辰、未、戌年于京师举行。参加会试的必须是乡试中式的举人。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考试的内容和程序基本上和乡试一样。因为会试是比乡试更高一级的考试，明统治者对它更加重视。所以，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增加了一倍。主考、同考一级提调、监试等官，都由级别较高的官员担任。举人入场时的搜检，在明初较宽。朱元璋曾说：“此已歌鹿鸣而来者，奈何以盗贼待之？”所以，搜检之法时行时不行。到了嘉靖末年，举人挟带的情况日益严重。1565年，嘉靖“使命添设御史二员，专司搜检，其犯者，先荷校（戴枷）于礼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遂为厉禁”。对此，沈德符颇有感慨。他说：“四十年来，会试虽有严有宽，而解衣脱帽，一搜再搜，无复国初待士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