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比同龄人更成熟的地方就在于他是个敢于追求理想的人，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他的理想吧，他的理想很务实，就是成为最有权最有钱的那个人。他深刻地知道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每个人都是有价的。

其实人是一种很容易控制的动物，因为他们会贪婪，会恐惧。司马元显能在造反大军风雨满城的时候，如此淡定，不是因为不害怕，而是因为从来不高估人性。

他就是要等王恭先造反，然后所谓师出有名，在道德上占领制高点，然后利用他和王恭最大的不同，利用到极致就可以不用战争就获得胜利。

他和王恭最大的不同就是，王恭的家里只有书，没有钱，而他的家里，只有钱，没有书。

北府军是一支雇佣军，王恭是老板，但家长却是刘牢之。

刘牢之打仗是把好手，在淝水之战中名扬天下，外号“江北虎”“江东虎”“万人敌”，每次进攻他总是带头向对方发起进攻，从来不是叫着“弟兄们上”的那种人，因此在北府军威信非常高。

不过他却是个粗人，粗人的意思一是热衷于吃喝嫖赌，二是看得不会很细，也不会很远。

客观地说，王恭是个好人，相貌端正，举止得体，知书识礼，生活简朴，没有生活作风问题，还是个帅哥，宋公明没杀阎婆惜之前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好人未必是个好老板。

他有着文人那种极端欠揍的清高，他曾说过“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这样的无知者无畏的诳语，所以打骨子里他看不起手下这个头号猛将。刘牢之是个大老粗，整日只会喊打喊杀，长得又像个杀猪的，而王恭也没有学习过统一战线的理论，不知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抵御外敌的重要性；刘牢之是从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历练出来的，每一个功劳都是用刀用血换回来的，王恭算什么，不过是个皇帝的大舅子，世家子弟，就做了自己上级。因此俩人谁也不服谁。

就像名牌大学生永远都不会看得起战场上负伤的老兵，对他而言，十八岁那年的高考远远重于那些血染的风采。

对于这次反叛，刘牢之是真心反对的，原因很简单，打赢了没有功劳，打输了全是责任，于是便想和稀泥，便劝领导，你是国舅，会稽王（司马道子）是皇叔，都是一家人，基本上属于一个碗里吃饭，筷子和勺子的矛盾，能有多大仇恨，别折腾了。

王恭很轻视地看着他，就像看着空气，只说了一句话：滚。

这个世界就像万圣节的舞会，没有面具的人不能够出场。

刘牢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这时一个叫高素的人来找刘牢之了，他当年也是北府军，现在的身份是司马元显的说客。台词很老土，先说了天下大义，再说了王恭的不仁不义，又十分动情地表达了对刘牢之同志境遇的同情和关心，最后说出了那句最有杀伤力的话，干掉王恭，他的位置你坐。这是定金，先收下。

刘牢之立刻站起来表示：我爱的是你的钱，但更爱的是你的人，成交！

就在这时，王恭也缓过劲来了，书呆子只是人情世故比别人慢，但并不傻，立刻意识到打仗还得靠刘牢之，便立刻向他道歉，还要和这个他昨天还看不起的庄稼汉结拜。

刘牢之冷冷一笑，你让我滚，我滚了。你让我回来，对不起，滚远了。

刘牢之不愧是名将，打你就打你，还要挑日子吗？于是天下闻名的北府军，阵前倒戈。几天后，司马元显在京城收到了一封快递，里面是王恭的人头。

大哥死了，只剩小弟了。殷仲堪和桓玄用他们的行为充分证明了一条规律：朋友的价值就在于互相利用。那些断头流血的友谊，也许存在过，也许只是我们的幻想。

鉴于中央和地方的势力都十分强大，大家都本着见好就收，杀人用软刀子的原则，暂时搁置一切争议，一场叛乱在砍掉了王恭的头之后平息了。

人太年轻就获得一切是很难冷静下来的，司马元显膨胀了，自己才十七岁，便不用一兵一卒就平定了一场叛乱，而对手的名字家世又是那样显赫，他刚刚执政就到达了顶峰。无数的赞美让他彻底地迷失了自己，于是下了一步臭棋，这步臭棋也验证了一个道理：酒要一口一口地喝，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步子迈大了，容易跌得惨！

上帝说，欲让一个人灭亡，先让一个人疯狂。

老实说，司马元显这个小伙子还是不错的，只是年轻，脑子容易发热，禁不起忽悠。就在他紧锣密鼓地布置平叛的时候，他的老子司马道子在喝酒，等平叛结束时，他的老子酒还没醒。他很看不惯老子这种不把工作当事业的态度，你可以玩，但不能耽误事，既然你那么想玩，就别做事了，开开心心玩个够吧。

于是他在身边那群阿猫阿狗的鼓捣下，自己写了个委任状，拿到皇帝那儿盖章，然后就直接对外宣

布，老爸退休，他的官职由自己接班。

他老爸酒醒了，发现自己只有王爷待遇，没有领导职务了，很没面子，不过静下心一想，终于可以开开心心喝酒了，儿子这么安排也挺好，也就没说啥。

终于爬到那个最高的位置了，但司马元显并不满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不牢固。自己的统治范围只在三吴一带，即太湖和钱塘江流域。大部分地方都在藩镇的统治下，而且在平叛中，北府军和荆州军的强悍战力给他很深的印象，而这些军队并非自己的嫡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十七岁小孩是懂的。

但十七岁就是十七岁，虽然已断奶，毕竟未成年。其实想招募一支军队很简单，只要你能给得起钱，北府军就是一支职业雇佣军，历史无数次证明了，无论你想要什么，只要你肯拿得出对等的东西交换就行。

但司马元显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不仅爱权，还爱钱。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了最高的位置，那么天下的财富理所应当地全是他的，只有别人给他钱，没有自己施舍别人的道理。因此他变成了一只纯种貔貅，无论对谁，只进不出。

但军队还是要招募的，怎么办？好办，让他身后的国家机器运转一下就行了，于是他下达了一项命令，让他灭亡的命令。

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月，司马元显下令，将原来是奴户而被赦免成为客户的人，号称为“乐属”，全部迁往建康（今南京），征召为士兵。奴户，是指那些罪犯、俘虏或流民，这些奴户被赦免以后，基本上都成为官员士族手中的劳动力，负责开垦田地，交租过活，成为客户。

应该说这条政策初衷是美好的，执行起来是不行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这是一条得罪所有人的政策，地主需要这些客户种地，你把他们带走了，庄稼谁种？没人种田了，自己还叫什么地主，自己那一大家子吃什么喝什么？而那些饱经磨难终于看到日子有点希望的人，一下子又回到解放前，又变成了朝不保夕的大头兵，要过那刀口舔血的生活。既然日子没法过成段子，就把日子变成案子吧。

应该说，司马元显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还是给自己留了余地的，他给这些要离开家园当兵的人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乐属，就是志愿者的意思。

意思很清楚，你们是响应国家号召，觉悟很高的志愿者，不是政府逼你们的，这不过是当了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举措。于是各级官吏充分领会上级精神，继续发扬鱼肉百姓敲诈勒索的光荣传统。

想不当兵，可以，交钱。

没钱，对不起，交人。

人跑了，对不起，找你主人，要么给钱，要么给人。

……

对司马元显而言，别人的钱财乃他的身外之物，因此，这条政策的背后，除了要建立一支属于他的军队外，还有就是方便他敛财。

而且从三吴大地到京城建康，千里迢迢，即便那些本本分分选择当兵的人，拖家带口（军户的意思就是连家人带后人都得当兵）千里行军，基本上是死亡大迁徙，留下一路的冢中枯骨，“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

就在一边哀怨声中，有一个人笑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这次反抗的是个宗教领袖。

孙恩，字灵秀，琅玡人，据说是小霸王孙策的很多代亲戚，他信奉的教派叫五斗米教，后来成为当时地下反革命组织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