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吵闹终结了李家春节期的喜庆气氛，玉兰大闹一场后收拾东西气咻咻回了娘家。并甩下话说年后她也准备去市里买套房子，长机这个乡下地方她早受够了。希望公婆一碗水端平，既然能为大儿子的房子问题贡献五万块，那么她这儿也不能少一分。否则就你不仁我不义，往后别怨她不管他们。

李伯伯两口子为此愁眉深锁，他们哪里还拿得出五万块钱呀！当了半辈子工人才从牙缝里省下了那么一点积蓄，想着大儿子有急用就义不容辞地给了。其中确实也有偏心的成分，毕竟大儿子一直是他们李家的骄傲。对小儿子是考虑得不多，小儿媳一发作，他们也实在无言以对。

一家子骨肉至亲，原本是难得聚了一个团圆年，谁知年后竟会闹得家不成家。到底是谁的错呢？秦昭昭起初觉得玉兰太不应该了，李伯伯他们自己的钱他们拥有全部支配权，想给谁就给谁，她有什么可闹的？闹得这个家都要散了。

女

儿单纯的想法秦妈妈不由好笑：“你不懂事，知道什么呀！玉兰生气也是情有可原，两个老的一碗水没端平，就知道偏向北京的大儿子。换了你也得生气。”

“我才不生气呢，不给我就算了。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痛，如果你还有一个姐姐或妹妹，我和你爸都更喜欢她，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着给她不给你，你心里头能舒坦？”

这么换位思考一下，秦昭昭倒也有些理解玉兰的感受了，于是又开始觉得李剑两口子不对。

“李剑哥哥也在北京工作那么久了，怎么连买套房的首付都没存下来？还要回家找爸妈要钱，他们俩口子过日子一定很大手大脚。”

“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呀！李剑在北京也就一个工薪族，过日子还能大手大脚。他女儿今年准备送幼儿园，听说一个月的托儿费最少也得七八百，我们这的托儿所最便宜的才一百块。你说这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多高。”

虽然在上海读大学的秦昭昭课余也常去打工赚钱，但她吃住都在学校，花钱的地方很少，所以对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了解并不多。听妈妈这么一说才知道北京居大不易。纵然李剑俩口子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家乡人眼中都是有出息的孩子，却只光鲜在表面，他们混在北京其实很不容易。

如此说来，只能怪李伯伯两口子一碗水没端平了。但李伯伯他们又何其无辜？家里好不容易飞出一只金凤凰，飞去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落了地，却迟迟生不了根。在那座大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才算是有了根。他们做父母的都送了儿子九十九程了，总不能最后一程不送了吧？

说来说去，这件事竟说不好到底是谁的错。秦昭昭觉得李家的人都有他们的难处，没有谁是存了心想让这个家散掉的坏人。如果实在要怪，只能怪一个“钱”字，都是钱闹的。

谭晓燕今年好不容易买到了火车票回家过年，是买的黄牛票。所谓的“手续费”竟比票价还贵二十块，翻了一倍都不止，让人哭笑不得。但她还是咬牙买了，只要能回家就行。

春节前夕的广州火车站一派兵荒马乱，仿佛战争时期的难民营。谭晓燕事先估计到了车站人山人海的场面，担心到时挤不上车，特意请了公司的两个男同事帮忙送她。果然，火车每节车厢进口处都挤得水泼不进，人人都想抢先上车，也不知抢这个先干吗？她好不容易才被两个同事推上了车，找到座位坐下后，过道上有个年轻姑娘焦急之极地挤过来找乘务员，说她的钱包刚才挤上车后不见了，里面有两千块钱还有身份证，能不能帮忙找找？。

乘务员一脸好笑：“这上哪找去？你自己也不小心一点。”

年轻姑娘嘤嘤地哭了。谭晓燕不胜同情地看着她。后来和秦昭昭说起这件事时，她也说那姑娘太不小心了，像她随身带的钱收得多小心啊。才不用钱包那样扎眼的东西，揣在身上很容易被人看出来。她穿一条背带牛仔裤，胸前有个大口袋，钱就全部塞在里面。胸前的口袋小偷是不好下手的，比放在裤兜里要安全得多。

谭晓燕买的是一趟加班车的票，开得慢极了，停停开开，开开停停，总要给正式班车让路。晚点晚了好几个钟头，到小城都已经后半夜了。一出站就有出租车司机来揽生意。离开故乡整整两年，她听到熟悉的乡音只觉亲切不已，刚要点头答应一位司机坐他的车。却听到更加熟悉的乡音在唤她：“晓燕，晓燕。”

一扭头，她就看见了她爸爸妈妈，又惊又喜。她明明叫他们别来接站的，因为一早就知道加班车肯定晚点，到站时间没个准点何苦让他们过来白等。

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