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艇的主舱

看上去和他们在扫罗王大道总部地下室的那间小屋很像，墙壁上挂着大标尺的地图和航空拍摄的照片。船上的电子设备比以前丰富了很多，有些通信设备是加百列自从阿布·吉哈德死后再也没看到过的。雅科夫从电脑桌前抬起了头，伸出手欢迎他。沙姆龙则穿着白色短袖上衣和卡其色长裤，坐在一张长条桌前。他把老花镜架在额头上，仔细地研究着加百列，仿佛他是一份文件或一张地图。“欢迎登上‘忠诚号’，”他说，“这儿既是指挥部，又是安全屋。”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条船？”

“从情报处的朋友那儿，它恰好停在戛纳。我们把它开到海上，加了一些仪器，还给它改了名字。”

“谁起的？”

“我。”沙姆龙说，“代表着忠心和信仰。”

“还有职责、义务、誓言，”加百列说，“我知道它的意思。我还知道你为什么选这个名字——这和你让西蒙·帕斯纳带我去看罗马使馆的废墟是一个道理。”

“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有时候，当我们执行任务时，敌人会扰乱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很容易忘记他们的本来面目。我觉得你需要这样的提醒。”

“这活儿我已经千了很多年了，阿里。我知道敌人的本来面目，我也知道忠诚的意思。”加百列坐在沙姆龙的对面，“我听说‘瓦拉什’在我离开开罗后碰过面，他们心意已决。”

“哈立德已经受到了审判，”沙姆龙说，“‘瓦拉什’也已经做出了裁决。”

加百列曾经执行过这种“判决”，但他从未参与过审判的过程。这种所谓的审判严重地偏向起诉的一方，而且过程非常隐秘，以至于被审判者根本无法获知它的存在。被告没有律师，他们的命运也并非由陪审团来决定；裁决者是他的死敌。罪证不会遭到任何质疑，没有为被告辩护的证据。没有记录，没有上诉。最后的判决只有一种，而且是不可逆的。

“既然我是调查负责人，你介意我也谈一谈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吗？”

“如果你很想说的话。”

“这个案子对哈立德的指控证据太间接了，而且非常脆弱。”

“证据很清楚，”沙姆龙说，“我们的审判依照的都是巴勒斯坦线人提供的证据。”

“这才是我担心的。”

雅科夫走了过来。“穆罕默德·亚维什几年来一直都是我们在巴勒斯坦政府最重要的线人，他告诉我们的每件事都得到了证明。”

“但亚维什本人都不确定那张照片中的人是不是哈立德。现在这个案子就像是多米诺骨牌，如果其中的一张倒了，一切就都完了——我们会在法国街头杀掉一个无辜的人。”

“关于哈立德的外貌，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很像他的祖父，”沙姆龙说，“我是这里唯一一个面对面见过酋长的人，而且那次见面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沙姆龙拿起那张照片给大家看，“照片里的这个人和阿萨德酋长看上去就像双胞胎。”

“那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哈立德。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要杀掉一个人。”

沙姆龙把那张照片举到了加百列面前：“只要照片里这个男人走进圣雷米大街56号，你就能认可他是哈立德·阿勒-哈利法了吧？”

“可以。”

“那么我们就把那栋楼监视起来，然后我们等。当然，我们希望他会在下一次屠杀之前就来。我们会在入口拿着他的照片，如果我们的专家确定他就是那个人，我们就行动。”沙姆龙把手臂交叉抱在胸前，“当然，如果还有另一种方法来确认，那就是我们在‘天谴’行动中用的方法。”

加百列的脑海中闪过了那幅画面。

“不好意思，你是瓦德尔·兹威特吗？”

“不要！求求你，不要！”

“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内心极其淡定的人才会对叫出自己真名的人不作任何回应，”沙姆龙说，“更淡定的人才能在看到别人用枪指着自己时不去拔枪。无论如何，只要那是哈立德，他就会给出反馈。你到时就能心安理得地开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