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信他的！送到地方了，跟你耍赖，你能拿他怎么办？”有个司机挡横。

心有所动的那司机向我伸出了一只手。“先交钱吧！”

“这……”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跟我来这套？”——司机皱起了眉头。

“我绝不是那种耍赖的人！请相信我！这是我的工作证，可以押在你手里。我也跟去。你把我送回家，他付你五十，我付你五十……”

“北影的，编剧……”

“是，是。这几包烟，送您……算点儿感谢的意思……”

“‘长乐’……我不吸这种烟。你没听说……这种烟吸多了，影响性功能……”

我没听说。我一向吸“长乐”。我好不尴尬，存心暗算人家似的！

“那……真对不起，我不知道……”红了脸，慌忙揣起烟，将那一捆书，从车窗塞给司机：“这是我写的几本书。写的不好，瞎写。送给您吧，咱们交个朋友！”

“噢，还是位作家，挣了不少稿费吧？”

“没挣多少稿费，按月算，没你们挣的多……”

我希望通过交谈，套近点儿感情。

书从车窗塞出来

了——“我们不看这类书。我们也不和作家交朋友！”

“那，您这车……”

“不去。我刚才跟您逗着玩儿哪！”司机对我也“您”了起来，一副“狡猾狡猾”的样子：“我哪能真要您一百元呢，那不成敲竹杠了嘛！我从来不敲顾客竹杠。一会儿我这车还要去接人哪！”

我一听就明白了——是怕我的竹杠不好敲！是怕如果敲了，惹出点儿麻烦。

“师傅，我绝不会揭发您的！请您一定要相信我的话！我那样做不是太缺德了吗？我不会的，真的！”

我信誓旦旦，简直就是在鼓励、怂恿和乞求对方放心大胆地敲我一竹杠！

“您又凭什么揭发我哇？我不是一个劲儿地在向您解释，我不过跟您逗着玩儿嘛！”

继续磨了多时嘴皮子，越磨越僵。我多一份虔诚，司机则便多一份坚决。我的话说得越恳切，司机似乎越发看透了我心怀叵测……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啊！

转而“动员”另几位司机。另几位司机仿佛也已从旁识破了我的鬼把戏，看透了我的鬼心肠。一个个默默对我冷笑，光是冷笑，连头都不屑于对我明确摇一下。

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撇了他们，推着自行车跨过马路，到对面的出租汽车站去。不经意间，雪又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推开出租汽车站的门，见几个人正打扑克。墙上的电子钟，时针指示二点二十分。

没时间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

我大声说：“各位，我现在遇到难处了，我现在需要一辆车送我的朋友和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女儿回海军大院，谁愿和我交个朋友，辛苦一趟，车钱好议！”

众司机看了我一眼，继续打牌。

其中一个边出牌边问：“你哪儿的啊？”

我说：“我是北影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离的挺近，交往方便。看电影，今后只管找我。逢外国电影展，我给你们买联票……”

“你能把我调到北影去当制片吗？”

“这……”

“一来真的，就蔫了不是！”

他们都笑起来。我转身便走。骑着自行车来到张承志二姐家，快三点了。

他问：“你怎么才来啊？”

他的女儿和他并坐在沙发上。他拉着他的女儿站起，就想往外走的意思。

“车没拦到……”

他怔了。

“咱俩一块儿再到马路上去拦？”

“算了。”

他很失望，又问：“你骑自行车没有？”

我说：“骑了。”

他说：“那用自行车驮着我母亲吧。”

于是他抱着他女儿，我搀着他老母亲，下了楼。

我借的那是一辆二六车，车梁短。他的女儿坐在梁上，他在前推车。他的老母亲坐在后架上，我扶着。一路小心翼翼，我们缓缓行进。见了空车，我仍怀着侥幸招手，没有停的。马路上一汪汪化了的雪水，他在前边避得开，我在后边避不开。我若避，就不能扶着老人家了。索性就从水里走，一双鞋成了水靴。

一家商店里，录音机以最高音量播送着流行歌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呀头……”一听就是张艺谋那破嗓子在吼。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破成那样的嗓子倒走红！

我望着张承志的背影，心中油然而生体恤。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这样的作家，当的也真不容易。有时很好的创作构想，因在心烦意乱中写成，读者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等条件改善了再写作？那时我们已老了吧？

到了新街口的地铁站，他抱下他的女儿，我扶下他的母亲。

他望着我一双灌了水的鞋，说：“扔了，买双新的吧！”

我说：“嗯，明天就买。”

他又说：“幸亏你。我走了。”

我说：“这有什么。我陪你们到家门口。”

“别，我知道你在写。这都耽误你一下午了！”

高大魁梧的他，阻挡在地铁站口，不让我往下走。我也就只好作罢。

望他抱着小的、扶着老的，一步一台阶，谨而慎之地去了，我因没为他拦到车，内心里觉得十分的歉意。骑上自行车才发现前后胎都瘪了。一路推着走，一路想。想自己从十二点半到三点多，费了那么多口舌，接触了那么多司机，也算是体验生活之一种吧！若换了别人，可能不是件难事。怎么偏我，居然就没办成呢？除了证明自己的迂腐，还能证明什么呢？嘲笑自己罢！

走着走着，一撒把，挂在车把上的书，掉在了地上，落在了水中。停了车，捡起来看看，脏了，湿了，那水是从下水道冒出来的，有味儿。便又放在了地上，放在了水中。走出十几步，不禁地回头望。毕竟是自己写的书。见一个男人，弯腰探臂，从浊水中捞了起来。蹲着看书脊。就好像一个人在市场上，从水池子里捞出一只王八，看公的还是母的，值不值得掏钱包似的。

我就不走。远远地望着他。不知为什么，我希望他要。加起来，好几十元钱呢！他发现了我在望着他，冲我笑笑，也像我刚才似的，又放回了浊水中。可没我刚才放的那么轻。他冲我那笑，含意仿佛是——你以为你不要的，我就要哇？我也不要！他走了，我还不走。我仍抱着点儿希望，希望有什么人发现那一捆书。

再没有一个人发现。

一辆四十七路公共汽车驶过后，它不见了。大概被压散，吸入下水道了……

回了家，就接儿子，就打开水，就买馒头……

妻子回来，见了床单那样子，从床上换下，泡在盆里，说：“你呀，尽给我找活儿干！你要学画国画，不好在纸上练习吗？”

晚饭后，望着妻子疲惫地端起盆到公用水房洗床单，我的内疚无法形容。邻居家的录音机播放着流行歌曲，正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也就是北影大门以外的“世界”，也就是我的“三点式”生活范围以外的“世界”。

一点儿也谈不上精彩，无奈倒是真的。

请读者们不要以为我因了白天的事，会倍感文学的失落，进而倍感小说家的失落。不，作为小说家，我没那么娇气，也自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娇气。何况，关于所谓“文学的失落”之说，于今深入调查认真思考，恐怕未必。文学某一时期相对的沉寂，以“失落”二字形容似欠准确。文学是人类精神的维生素之一种。正如在意自己健康情况的人缺少了某种维他命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进药铺一样，在意自己精神内容的人也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去寻找文学。其次文学并不仅只等于小说，常见一些书摊，上面摆的是色情加凶杀，正经书反而是放在摊床下的。要看出对方是位读正经书的人才推荐。好比古时候的兵器铺子，利刀宝剑是另有置处的，不展览。

但我因了白天的事，又确实感到失落。我想今后的社会，人逢难处，谁还肯真心实意地帮谁呢？我后悔根本不该问那些司机谁当过知青！记得我刚结婚时，买了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雇了一辆平板车，蹬车的恰恰是一位北大荒返城知青。路上我见他出汗，替他蹬了一段。运到家后，他坚持少收10元钱，我非塞给他那10元钱不可。纠缠半天，他说了一句话：“都是知青，何必认真？咱们交个朋友吧！”于是我便从此多了一个蹬板车的朋友。他现在不蹬板车了。他现在改行维修家用电器了，很有点儿钱。朋友交得也广，但我依然是他的朋友，常常打电话来，问：“冰箱坏了没有？洗衣机坏了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忘了没有？咱们是专门干这行的，坏了千万别花钱去修。公家的私家的，那钱要的都黑着哪！”

而今天，我一向虔诚编织虔诚信仰的“知青情结”，遭到了第二次破坏。仿佛一个蜘蛛在自己身体周围织成的网，被接连两次撞了个大窟窿。倘是鸟儿撞的，还则罢了，若是别的蜘蛛撞的呢？总会多少觉着有点儿感伤吧？

6． 现实给了我两次嘲讽

第一次破坏，是在天津。忘了我去找蒋子龙有什么事儿。没有他家的地址，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出了站，想搭辆出租汽车先到天津作协去。两个人主动上前问要不要车？心想天津比北京强多了，不是乘客找车，而是车找乘客！两个人便引我走到一辆旧破不堪的吉普车前——连车门玻璃都没有。好在是夏天，倒凉快。问我去哪儿？我说去作协。问我找谁？我说找蒋子龙。他们说——哎呀，蒋子龙！那我们可熟！不算哥们儿吧也算忘年交！说蒋子龙原先和他们住同一幢楼。说蒋子龙没当作协主席时，有什么急事儿，坐的便是他们这车。他们说蒋子龙人好，真是太好了。工人脾气，工人性格，又爽快又没架子。蒋子龙坐他们的车，给钱也不要！硬给也不要！忘年交嘛，能要钱嘛！说蒋子龙从来不嫌他们的车破。说蒋子龙可不是那种摆身份的人……他们说他们知道蒋子龙搬到哪儿去了，干脆送我直接到蒋子龙家岂不更好？

当然更好。

于是他们请我坐在车上等会儿。一个陪着我说话——其实是怕我等烦了，不坐他们的车了，另一个说是去办点儿事。

陪着我说话的，喋喋不休尽说蒋子龙。说得我对于他们是蒋子龙的“忘年交”这一点，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丝毫怀疑。知道我曾是北大荒知青后，又言他们也曾是北大荒知青。他们确曾是北大荒知青，不是北大荒知青，谈论起当年的北大荒知青生活，绝不会如数家珍。天津人那股子亲热劲儿啊，哄得我一阵阵觉得不好意思。

这一等可就足足等了四十多分钟。还不好意思太明显地表示出心里着急。

终于等来了摆弄方向盘的那一个——又拉回了两个客。两个想乘车的，一见那破旧吉普的尊容，一询问还是个体的，老大的不信任模样，掉头便走，并且嘟嘟囔囔地说了些受骗的话。哄也哄不转，扯也扯不回。我替他们讪的谎。

陪我说话的那一个却骂了句：“狗眼看人低！”

摆弄方向盘的那一个倒好性格，半点儿没生气，也没多么沮丧，冲我笑笑，亲昵

地说：“你再等会儿啊！”还等？

可人家是那么亲昵地说的……

我委婉地回答：“走吧！别正赶上人家吃晚饭。顺路也许有招手的。”

“不就是蒋子龙吗，不就是子龙家吗？正赶上吃晚饭怕什吗？赶上就吃呗！您是他朋友，我们是他忘年交，吃他一顿晚饭还不是吃得有理吗？实话跟您讲，咱们这车，得躲着交通警察开，给瞅见了，不是罚款，就是扣车，哪儿敢路上揽客呀！”对方却也坦率得可爱！

两位是蒋子龙的忘年交，能不等吗？蒋子龙好，蒋子龙没架子，蒋子龙不嫌他们的车破。蒋子龙不是那种摆身份的人，梁晓声若不肯等下去，不就不是好人了吗？不就太架子哄哄的了吗？不就分明是嫌他们的车破了吗？不就成了那种臭摆身份的人了吗？都说跑堂的腿，开车的嘴，倘他们四处传播，再有子龙那么优秀的“样板”比着，我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何况已经等了很久。何况没有子龙那一层面子碍着，还有北大荒知青这一层面子碍着哪！等呗！反正沾他们的光，蒋子龙必管饭。就又等了一个小时。

陪我说话的那位，业已山穷水尽，没得什么话题了。而我，急劲儿过去，等得也困，听得也困。

幸而摆弄方向盘的那位回来了——还是没揽到客，可便满脸的不高兴。也不道声歉，上了车就开。那车，专拣小街小巷交通警察不涉足的市旮旯开。天傍黑，总算是到了一幢楼的背阴面。

“到了。”

“到了？”

“嗯，他就住这幢楼。”

“多少钱？”

“按程计价的话，您给五十吧！要是念点儿当年都是知青的情分，您就多给十块！”

没有计程器，说得好像有计程器似的，好像它在他们心里。

“有子龙这层关系，咱们怎么都好说，是不？”

另一个不失时机地、一语双关地垫上这么句话。

能不多给十块吗？谁叫我找的是蒋子龙呢？谁叫我碰上的偏偏是他们这么两位蒋子龙的忘年交呢？

“他家住几层呀？”

“记不清楚了！你问开电梯的吧。我俩去买瓶酒，随后就来！”

他们便开车买酒去了。而蒋子龙并不住在那幢楼里……

给天津作协打电话，已没人接了，早下班了……

再说我也不知道天津作协在东南西北哪一面儿……

待见了蒋子龙，也不好意思提。提了，必遭他一番挖苦，岂不更加窝囊？

正是：知青坑知青，有口说不出。

我的虔诚在于，或者我的肤浅在于——我曾那么偏执地认为，当过知青的，尤其当过我们北大荒知青的，男人都是汉子，女人都是好女人。仿佛全社会都变得恶劣了，人人都开始互相欺诈了，北大荒知青之间，也仍会有一种温馨的感情维系，也仍会有一种特殊的可信赖性存在。

我的大的失落，正在于此。

因为，曾有多少素昧平生的男人和女人，唐突地来到过我的家里，只要他们开口一说自己曾是知青，无论是北大荒的，还是新疆的、内蒙的、山西的，便会立刻受到我的款待。无论他们有什么困难，我都是愿意帮助的。哪怕他们本人不是知青，只不过他们的哥哥姐姐曾是知青，我的帮助也是同样全心全意的。我留他们在我的办公室住过——由于这种情况太多，厂保卫科找我谈过话，希望我提高警惕，谨免留贼纳盗之事发生。记得我当时大为发火，觉得我心中的“知青群体”形象受到中伤——它在我心中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仿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为因没有落实种种具体政策而上访的知青们转达申述材料，致使有关部门猜测和怀疑我参与或操纵了他们的活动。我周济过经济拮据的返城或“扎根”的知青。我揣着记者证，夜半三更亲自去替他们排队购买火车票，大包小包用自行车驮去，亲自送过站，也亲自迎过站。我为到北京来看病的知青联系过医院和医生——尽管这一点超出了我的能力。在西去的列车上，我将自己的卧铺票无偿转给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她说她的父母都是当年赴新疆的知识青年，她说她的车票和钱包都被掏了。列车员不信，但我信。我惊异于那一代人中，居然有了十七岁的女儿，我看待她如同看待“我们”的第二代。一部分离开了，命运便亦变迁，一部分留下了，将命运和土地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我当时的心情是那么复杂，若不以自己的卧铺卧票相赠，简直就没法儿平静……

我不后悔我所做过的事，这一切根本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的家也没有被盗过。

现实给了我两次嘲讽。我回敬现实我的思考。这种思考记录在《雪城》下部：

这么多年来，生活大大地改造了我们每一个人，谁都不是当年的自己了。北大荒返城知青之间，共同的东西，早已消亡得所剩无几。不同的东西，完全相反的东西，甚至难以调和的东西，在北大荒知青之间产生了。它增长着、裂变着，像一些透明的然而坚硬的隔板，早已将他们彼此分隔开了，使他们成

为独立的你、我、他。不错，似乎仍有一种亲近感如同毛细血管，维系在他们之间，使他们在大千世界中好像都很熟悉。但实际上他们已经陌生了，那真正能将他们连通在一起的动脉和静脉，已经被城市生活所切断。而他们都曾幼稚地以为，那是极有韧性的，是不易被切断的……

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倘不承认不正视这一点，偏执于某种虚假的虔诚之涅槃，则就很可悲了。现实生活改变人乃极自然的规律，恰如风将岩石风化成了千奇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