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冬季，那是在春节前夕。我为北方某刊的一位副主编排队买返回哈尔滨的火车票，不消说，人相当多，队排得老长，但秩序还好。至十一点多钟，我离售票窗口只十二三米远。忽然，我那一队的前头乱成了一团。排在我身前的人到前头看了看，回来嘟囔说——售票员吃饭去了，窗口关了。这么一来，长长的一队人，便不知所措了。后面的人一下子拥到前面来了，有秩序的一列队不再是队了。这时就出现了一名治安警，是个小伙子，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两队并一队！两队并一队……”

他吆喝着。

然而旁边一队的人们，是不情愿让许多溃散了队形的人并入其中的。他们一个紧挨一个，有的甚至搂抱着前者的腰，同仇敌忾，不许任何人“夹楔”的样子。

溃散了队形的人们，都是巴不得并入那一队中去的。若不并入进去，岂不白排了一上午队吗？即使并入进去，至少也得再多排半个小时，一些人不得不并入进去；一些高喊着：“不许夹楔！”——一时间互相吵吵嚷嚷，激头掰面，两队都乱了。

“吵什么！吵什么！不许吵！”

二十五六岁的小治安警，竭力重新维持好秩序。

“别搂着抱着的！放开，放开！”

他用警棍敲打着搂抱住前者后腰的人们的手，并将溃散了队形的人们，往那一队里推搡——那情形，真的，人不大是被当成人对待了，而像是一群羊，一群骡马，一群牲口。

我和我身前的一个人，也就那么被推搡到了队里。我身前的人，是沈阳某大学的一位中年教师。按说，被推推搡搡，应是我们中国人很习以为常的事。尤其，被治安警之类的人推搡，更应表现得习以为常。我自己当时就表现得极其习以为常，并和他低声聊着什么，没有丝毫逆反心理。真的没有，不是假装。公平论之，那小治安警，也确实是在尽职尽责啊。你总不能要求二十五六岁的人家，一边尽职尽责，还言语温良，举动得体吧？

那沈阳某大学的中年教师对我嘟囔：“把秩序搞乱了，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做得不好……”

坏就坏在他的这句话上。

那小治安警，本已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却猛地转过身，倏地扬起手臂，手中警棒指着他：“你说什么？”

也不知那小治安警的耳朵怎么那么好！

中年教师一怔，害怕了，忙道：“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呀！”

如果事情至此，那小治安警肯放他一马，接下来也就没我什么事了。可那小治安警，不知心里憋了一股什么邪火，竟在他已经分明地感到害怕的情况之下，仍不肯放他一马。

小治安警手中的警棒依然直指着他：“没说什么？没说什么难道是我耳朵出毛病了！”

其言呕呕，声色俱厉。

他更加害怕了，脸上堆下难堪的笑，只好承认：“我刚才是说了一句，其实也没什么恶劣的用意，只不过是认为，本来原先秩序好好儿的，是你们售票的人做法稍欠考虑，才……”

“你刚才还说，是我们自己把秩序搞乱了，对不对？”

“我……我并没有直接地那么说……”

“按你刚才的话说，也是那么个意思！我在这儿维持着秩序，你散布那样的言论，是什么居心？”

口中出一句话，警棒朝那大学教师胸前捣一下。

“我……没什么居心……”

“我看你居心不良！你还狡辩你没什么恶劣的用意！我看你用意很恶劣，是煽动！”

我从旁看不下眼去了。

请读者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刚才我还和那大学教师聊着，聊得还挺投合的，这会儿他只因嘟囔了一句多余的话，而且又不是自言自语嘟囔的，是对我嘟囔的，眼见得有被揪扯进治安值班室去的可能（读者诸君比我清楚，一个人一旦被揪扯到那种地方去，将会发生多么令人屈辱的结果），你们说我可能将脸转向一旁，目光望向别处充聋作哑吗？那样子我自己也会感到很尴尬啊！

我不得不开口劝解：“朋友，别这样，别这样对待人家，人家好歹是一位大学教师，又没犯什么法，你这样对待人家不好！”

“没你什么事儿，你就少插嘴！”

警棍又倏地指向了我的脸。我也一怔，立即缄默了。

小治安警继续训那大学教师：“你下次记着点儿，公共场所，少胡言乱语！知识分子更要少胡言乱语！还嫌这社会治安你们搅得不够乱啊！”

如果我当时能再忍一忍，人家小治安警也就会转身离开了，那么后来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但我竟没能忍住。须知那大学教师身上所有的那么一种毛病，我自己身上也是一向有着的啊，而且比他只有过之，毫无不及。

我欲忍而终究没能忍住地说：“同志，

你这话的打击面就太宽了。你是人民警察，这样子对待公民，影响就不太恶劣了？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秩序本来就是由于你们售票人的做法不当才搞乱的嘛！要去吃饭，也应先有你们的人出来帮着把两个队并好，再关上售票窗。如果那样，何至于……”

“你他妈是干什么的？”警棒狠狠捣在我胸口……

我又识相地缄默了。

那大学教师见势不妙，也很够意思，立即赔下笑脸，替我“认罪”：“同志，算啦算啦，我的看法，我现在已经认识到是完全错误的了，所以他说他同意我的看法，其实是同意了一种错误的看法嘛！我代他，我们两个，都向您承认错误行不行？”

小治安警，打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悻悻地转身走了。我和那大学教师对望着，都不禁摇头苦笑。

我尽量压低声音说：“这跟解放前的旧警察作风还有多少区别啊！”

那小治安警刚走出几步——鬼知道他的耳朵怎么那么的灵！他第二次猛地转过身，气势汹汹地就朝我奔回来了，还没等我有任何反应，他已来到了我跟前，一把揪住了我衣领。

“你他妈给我出来！”

他用力一抡，将我从队列中揪了出来。

“走！”

他将我的一条胳膊拧到了身后。

那大学教师脸色都变了，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了。再也不敢替我说什么话了……

他拧得我胳膊好疼。

我大声嚷：“朋友，我还得买票哪。你要打，就在这儿打我得啦！我保证打不还手……”

“谁他妈跟你是朋友！”我肩上挨了一警棍。

公而论之——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也不能只怪人家小治安警，还怪我，怪我多嘴多舌。更主要的，怪我那一天的穿着。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那一天穿得稍微体面些，比如，起码穿件呢大衣，脖子上搭条围巾，也就是说，多少像点儿正派人的样子，人家兴许就不至于那样对待我了。而我那一天，穿了一件很旧的也不太干净的“棉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已提高了不少。穿“棉猴”的男人，实在是很少见了。何况不是羽绒“棉猴”，是布面儿的，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那一种。何况，肩上还背着一只旧的黄帆布书包，也没刮胡子。这就使我的形象看上去极不像一个好人，极其可疑，可能人家刚才已然对我是不是好人起疑心。我想，设身处地，如果反过来我是治安警，大概也会把我自己当成一个“盲流”或者“死不悔改”的上访者……

又来了一名治安警，两人一人拧着我一条胳膊（自然是朝后），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拧入治安值班室。门在我身后一关上，我就被朝一个角落猛推过去，趔趄了数步，才站稳在那个角落。

几名治安警正在吃饭。他们中有人抬头扫了我一眼。有人连头也没抬一下，连看也懒得看。分明的，习以为常了。

“靠墙站着！”

我乖乖地靠墙站着，还——在这些生人面前害羞似地笑着。我想，我居然笑，那样子，肯定是有些近乎于无赖，挺恶劣的。可我当时，确实觉得，事情到了这一步，与其感到愤慨，还莫如觉得滑稽。但，如果我书包里没有证件的话，到了那么一种地步，到了那么一个地方，我还笑得出来吗？还敢笑吗？还会觉得滑稽吗？当时，我一边古怪地笑着，一边替更多更多的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了一种悲哀……

我的书包被一把扯了去。

“干什么的？”

我说：“盲流。”

“看你这样就像盲流！”

我暗想，我今天要看一看——果真是一个“盲流”，又没有犯什么法的情况之下，仅仅因为说了那么两句也许不该说、但说了也不算什么大罪的话，究竟会落个怎样的下场……

我的书包被兜底儿一倒，所有的东西全散落在桌上。

对方见有好几个记者证，一一拿起。

“哪儿来的？”

我说：“我刚才说了句开玩笑的话。我不是盲流。证件都是我的。”

对方一一打开，审视我，口气顿时缓和了：“照片怎么不像你？”

我说：“刮了胡子就像了。”

“你还在北影待过？”

我说待过的年头还不算短呢。

“我认识你们北影的陈佩斯！”

我说陈佩斯不是北影的。我跟他不熟，不过我跟陈佩斯他爸挺熟。于是另外的“朋友”们就凑了过来，饶有兴趣地问我那“老爷子”目前在干什么？“下海”没有？“父子店”还打不打算继续开下去？……

我一一作了回答。终于轮到我问他们了。

我问——我是不是还要靠墙站着呢？

他们就都笑了，都说当然不用了。有人挪了把椅子让我坐下。拧着我胳膊把我押进来的那一个，还客气地向我敬烟。

我又问——咱们的事儿可怎样了结呢？

他说就算根本没发生过吧。

我说——那，看来我

的票是别想买上了……

他说那没问题，他可以替我弄一张，说着，就起身出去给我弄票了……

刚关上的门，“嘭”地又被撞开了——一名女治安警，将一个男人往屋里拖。那男人四十多岁，戴眼镜，穿得挺体面，头上还扣一顶褐色的贝雷呢帽。女治安警很年轻，看去比把我押进来的她那个同志还要小一二岁，她脸气得彤红，嘴里怒不可遏地骂着：“我只不过推了他一下，这王八蛋就敢骂我！”

那“贝雷帽”双手扳着门框，任她怎样拽，死活也不肯往里进，分辩着：“我没骂她！我光说她耍野蛮了！”

屋里的一名她的同志，朝他一指，厉声道：“进来！有话进来说！成什么影响！”

趁他一愣，她使劲一拖，将他拖进来了……

门刚一关上，她就开始扇他耳光。他个子高，她个子矮，她的手扇不着他的脸。她急了，一把从自己头上扯下警帽，用警帽抽他的脸。抽得他双手紧抱头，却一声不敢吭……

我站了起来。我还应该制止吗？我有那种权力吗？

看来，即使穿得比我体面，一旦使他们觉得触犯了他们的尊严，后果也肯定是自讨苦吃的……

我将我的东西收入书包里，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我走了。我坐这儿看着，于我们双方都不自在。”

她这时才发现，有我这个陌生人在屋里。转身困惑地上下打量我，又一一扫视她的同志们，用目光询问他们——谁？干什么的？

被我看到了这一幕，她似乎略略有些不安。

她的一个同志说：“搞电影的，求咱们帮着买张票……”

那四十多岁的男人，头朝墙，蹲下身去，竟像个孩子似的哭泣起来……

我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那沈阳大学的中年教师，一直守在门口，一见我出来，迎上前悄悄地问：“挨揍没有？”

我摇摇头说没有。

旁边有一个人说：“挨揍了你也不敢说吧？”

我说真没挨揍。

他不信，说要不就是我不好意思承认。

大学教师告诉我，那人的一个出差的伴儿也被弄进去了。我这才知道，他是在等着屋里那个“贝雷帽”被放出来。

我不禁同情地望了他一眼……

大学教师真是个好心人。虽然我被弄进去了，人家却替我代买了一张票，还替我担着份儿心……

谢过他，和他告别后，依着我的性格，我真想找站里负责治安的领导去，把我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讲给对方听听……

但最后我还是打消了此种念头，换了一种较为现实的看法说服自己——生活也许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吧，在那一天，那一时刻，也许地球上的许多国家里，都同时发生着警察粗暴地对待公民的事吧？我们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一点儿不比别的国家高多少。说三道四的，是否会显得自己眼睛长了钩子似的，专善于发现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现实中的阴暗面呢？是否倒显得自己太矫情、太少见多怪、太小题大做了呢？

于是似乎也就顿悟了、释然了……

正是从那一天起，离开家门，我总是要摸摸兜儿，提醒自己，带上“护身符”。有时候，它们还真的保护过我啊。即使带了，遇到我看不过眼的事，能说服自己一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也不太勇于“仗义执言”了……

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或许，我们每个人，迟早总是要被生活改变成它所乐于认同的样子吧？

3． 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如果说以上所述那件事，只不过使我从中吸取了一次以情节剧开始，以“黑色幽默”告终的教训，那么在绥芬河市的经历，就很有点凶险了……

年初我应邀到那里采访。一天清早起来，去逛中俄自由交易市场。逛着逛着，忽然前边一片喊打之声。抬头望去，见几个人在围打一个人。问身旁的人发生了什么事？答曰在打小偷。问偷了什么？答曰偷了某摆摊的一块“苏联表”。我想小偷者，确如过街老鼠，是差不多人见人恨的。遭一顿打，也算是受一次惩罚吧。于是继续逛我的。孰料那小偷突转而逃，朝我这个方向逃来。也是个青年。看样子是南方人。我这里的几个摊主，不约而同地纷纷一跃而起，几乎就在我面前堵截住了那小偷。于是堵截者和追赶者双方合起伙来，一齐痛打。即不但动拳脚，还用起他们支棚子的棍棒来。参加打的人，几乎是转眼间便由原先的几个发展到十几个二十来个。

“打！往死里打……”

“法不罚众，打死不偿命！”

他们一边打一边喊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