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劲我也是认识的。但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竟没有勇气与他通话，也发短信表达意愿。

他隔日回短信说：晓声哥，我妈妈会特别高兴的，快来吧。

一称我“兄”，一称我“哥”，一言“非常高兴”，一言“

特别高兴”，这才使我终于打消了种种顾虑。

八月，我应邀参加上海书展，于是提前一天前往。预先向接待方声明，第二天上午的时间绝对是属于我个人的，无须任何人相陪，也不许任何事侵占时间。

10点左右，我提着一个果篮，准时站在了称我“弟子”三十多年的黄宗英的病房门旁。小弟赵劲说他十一点到，为的是给我这个他妈妈的“弟子”和他妈妈一小时单独交谈的时间。恰巧受雇照顾她的阿姨走出，我问方便进入探望吗？阿姨说她已在等我了。

八十八岁了的、我三十多年前称为“老师”的黄宗英，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面两平方尺左右的小餐桌，旁边是一张空椅子，那显然是留给我坐的。亮堂堂的阳光洒满病房，照耀在她身上。那一间病房不是她一个人住的单间，还有一张病床，其上卧着一位七十来岁的阿婆。两张病床之间有帘子，半拉开着，将病房一分为二。椅子很小，类似小学校教室里的那一种。供大人坐，实在是不能再小了。而那小餐桌，若摆上两只盘子、一只碗后，再就摆不下别的什么了。病房的空间有限，两张病床是必不可少的，在剩余的空间里，便几乎只能摆下那种小椅子和小餐桌了。却有电视，开着，肯定是为了照顾我和她的交谈，在看电视的阿婆电视调到了静音状态。

我说：“宗英老师，您气色很好。”

她笑了。

我放下果篮，坐在了她旁边。

她说：“何必还带水果呢？”

她气色确实很好，也许因为住院久了，面容特别白晳，然而嘴唇却极红润，如婴儿唇。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阳光下白得圣洁。我曾听翟俊杰说，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妆的。这符合她的待人原则，体现着待人细节和对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并没化妆，以素面见我，证明她并没将我视为访客。她穿的却并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面对公众的场合出现的正式装。

我说不好意思空手来，也不知她爱吃哪种水果，就随意选了几种。

她说她几乎仍喜欢吃一切水果。

见我放在果篮旁的纸袋里有几本厚厚的书，她问：“是你的书吗？”

我说：“是。已经签上了名，要送给赵劲。”

她说：“为什么是送给赵劲的，不是送给我的呢？我比他爱看书。”

我说：“您应该少看书，看书久了也会伤神，不利于养病。”

她说：“我们这种人几天不看书，会活得找不着北的，是不？”

我不禁地笑了。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明白是在要袋里的书，遂劝道：“这几本书都太厚，还是不留下吧。”

她却认真地说：“你的作品，并且都带来了，怎么可以不留下给我看？我先看，赵劲后看。我从不嫌书厚。”

我只得将书取出递给她，而她一一接过，摞在床头。我觉得，我一走，她就会拿起一本看的。几本书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讲起了关于《知青》之创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讨论、争议。

我问：“文学是人学，您怎么理解呢？”

她不假思索地说：“人性之学。”

于是我们讨论起文学、文化与人与社会之诸关系来。两张病床之间的布帘被只手一挑，另一张床上的阿婆欠身向我们望过来。

黄宗英扭头笑问：“没影响您吧？”

阿婆笑道：“你们文化人脑壳里装的事体可真多。”

一句话使我和宗英老师都笑了。

我认为，归根结底，文学及文化应引领人性向善，再向善，永远向善，这种文学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尤其重要。

她点头同意我的看法，随即说：“我正是这么一路写过来的。现在也仍每天写几页。”

这使我惊讶，问：“这里怎么写呢？”

她说：“将那块硬板垫在膝上写。”——她的枕下，露出半块薄薄的合成板。

我说：“会得颈椎病的。”

她说：“反正已经得了，我前不久在《新民晚报》开了专栏。”

我问有没有报，想看。

她说没保留报，因为已经出书了。

我说：“那您可得记着让赵劲给我一本。”

她说：“这就有。”——让阿姨从小柜里给我找出了一本。

这时赵劲提前来了，递给她一支笔，替我说：“那得给晓声哥签上您的名。”

她说：“不用这支笔。”

于是阿姨递给她一支便携毛笔。

她出版的新书的书名是《百纳衣》，她用便携毛笔为我签下了一行字是“晓声贤弟存念”。我接过一看，笑道：“怎么弟子又变成了贤弟呢，我和赵劲他们是平辈呀，今后赵劲岂不是不能叫我晓声哥了？”

她一时孩子般地无措起来，默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笑。

赵劲问：“妈你还有手稿没有？”

她指指窗台

。

赵劲便从厚厚一摞报刊中翻找出了几份手稿，比来比去，最后选中了一份，扭头对我说：“哥，你就要这份吧！你看这份品相多好，你当然得保存一份我妈的手稿！”

他的话令我心一揪。

当着八十八岁的前辈的我觉得是不可以那么说的，即使是儿子。我暗暗捅了他一下，转身看我的“老师”，她却仍平静地笑，伸手要那份手稿。接过后，将我的一本书垫在膝上，又写下了一行字是——“晓声小友留念”。

落款“宗英阿姨”。

我从没那么称呼过她。在她八十八岁、我六十三岁的那一天，在一家普通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她将“宗英阿姨”四个字连同自己的一份手稿送给了我。

为的是“留念”。

而那一刻我心亦揪亦暖。

她那篇短文的题目是《快乐的我》。

抄如下：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脸，然后对着大镜子微笑，露齿大笑。以笑开始新的一天。

我有四乐。

第一乐：自得其乐。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八十八岁了。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写写。最近刚写完一万八千字的简略自传，还可以勉强自理生活，不简单啊！我怎么能不乐呢？

第二乐：相比着乐。我不跟比我强的比，单跟比我差的比，我还没痴呆。还能自己在室内走走，还能看懂不知说什么的电视连续剧。还有朋友来和我谈五湖四海六大洲的事。我怎能不快乐呢？

第三乐：助人为乐。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且从略。

第四乐：超然的快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坠地的生日；每个人都算不出自己离开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然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若临终尚有意识，我要笑着告别人间。

手稿仅一页半字迹，一字一格，除第二页有两处因添句而作了勾线外，无涂改。赵劲小弟说它品相好，果然是的。我一接在手中，立刻看了起来。而“宗英阿姨”也拿起我的一本书翻看。

那时病房里是极安静的了。

我看罢，感慨多多。已近中午，洒入病房的阳光更耀眼了。我抬头望她，见她置身于阳光中，低头看着我的书，满头白发熠熠生辉，仿佛她本身也在发光。我觉那时的她，美丽极了。

在一家普通医院的普通双人病房里；在连一张小小的足以铺开稿纸的写字桌都没有的环境中；在经常面对陌生住院人的情况下，她居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读书、写作，以八十八岁的年龄而言，我觉得她活出了格外令我大起敬意的诗性。

我说：“宗英老师……”

她抬头看我，笑道：“不打算改叫阿姨吗？”

我也笑了，表示应该告辞了。

她说：“快开饭了，你俩不走，护士会往外请你俩的。”

赵劲看一眼手表，惊呼：“哎呀，怎么十一点半多了！”

我便起身，对她点一下头。

她也微笑着对我点一下头。

当我和赵劲走到病房门口，我站住了，不由得回头望她。

她也正望着我，依然微笑，举起一只手，摆了摆。

我说：“以后我会每年都来上海看您。”

她说：“文学是人性之学，好的文学是好的人性之学，这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希望你坚持这样的创作道路。”

我心中一暖，眼中一热。

老师也罢，前辈也罢，阿姨也罢；弟子也罢，贤弟也罢，小友也罢，总之那一个上午我寻找回了一种人世间的真情，并领悟了它的意义。而且，从八十八岁了的黄宗英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在马路上，赵劲小弟对我说：“晓声哥你知道不，我和妈妈对你的名字可是一直感到亲近的。”

我说：“我现在知道了。”

停顿一下，又说：“小弟，今后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晓声哥。可以告诉我的，千万告诉我，不许自己默默承担。”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了解——在上海，黄宗英身边的依靠便是赵劲。

我和他，两个老大不小的男人，不由得当街拥抱了一下。

那时我对人世间满怀温情……

11． 为了情怀而纪念

我至今写过多少篇序，连自己也记不清了。但几乎都是遵中青年业余作者之命而作，甚至包括为中小学生们的处女集效劳。并且，那一向是我要求自己本着应该服务的态度来认真完成之事。

然而，由我为《吴伯箫纪念文集》作序，着实的使我大犯其难。依我想，吴伯箫先生之纪念文集，当以他同代人中的挚友奉献一篇最好。我虽也已六十余岁了，虽与伯箫先生有过几次印象深刻的接触，却终究是一个晚辈。况先生生前，乃散文大家，还是中国语文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人物，署我浮名的序，无论如何是必定不相适的。

本文集的编者亓勇，作为与先生隔四代的有血缘之亲的年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