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您是准备接受传票喽？”

“滚……滚……”

教授气得脸都发青了。

几天后，教授接到了传票。他常听人讲，谁想告谁，从法院立案到发出传票，时间往往挺长的。他万万没料到，法庭传自己的传票，到得如此之神速。他曾想到过要与些朋友们商议商议对策，但又实在不愿惹得别人为了自己的事也和自己一样大动肝火，便没跟任何一个人说。他也曾想到过应该请一位律师，但考虑来考虑去，估计到请律师准要花一笔比“赔偿”还多的钱，而且得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律师泡在一起，此念他打消了。堂堂教授，自己占着理，还怕上法庭吗？还需请律师在法庭上代言吗？最后这么一想，他胸中升起了一种类乎“孤胆英雄”的气概……

然而，一审的结果是，教授当庭大败。

法庭允许那女人因“身体不便”不到庭。

司机作为唯一“目击证人”出庭了。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比给教授的印象还老诚。他的证言却对教授极为不利。真是既老诚又卑鄙。

他说——不是那女人撞在开着的车门上，而是教授一开车门将骑自行车从旁经过的那女人撞倒了。

法官问：“你能对你的证言负法律责任吗？”

司机平静地回答：“能。我不是法盲。我懂法。”

教授当庭冲他大叫：“可耻！撒谎！你做伪证……”

司机耸耸肩，眯起眼睛望着教授说：“我并没撒谎，所以我不感到可耻。我和那位女同志非亲非故，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做伪证呢？”

他说得那么的襟怀坦白，他的表情那么的诚实可信。相比于教授冲他的大叫，他的平静尤其显得比教授有修养，难能可贵而且简直可敬。

“你……小人！小人……”

教授指斥着他，脸涨得紫红紫红，嘴都由于咬牙切齿而扭歪了。

司机清白且无辜地耸了一下肩，摇了一下头，苦笑着说：“不管您气成什么样儿，不管您多么恨我，我只能说我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因为我明白，我的证言将产生法律效果。所以我不能按照您心里所希望的那样回答法庭的讯问。”

教授求援地向法官们望去，而这是相当愚蠢的。这使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显得方寸大乱，仿佛一个孩子的谎言被当众戳穿，而智力却有限得很，不能巧嘴花舌现编出第二套似的。从法官们严肃的态度不偏不倚的脸上，教授发现了对于司机的诚实不动声色的赞赏。

教授绝望了。

事实上他也真的方寸大乱了。预先思考过的陈述条理、辩驳逻辑，以及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权益和义正辞严地谴责那个无赖女人的讹诈行为的话语，统统被一块无形的脏抹布从头脑中抹去了。他头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处于一种不可名状的懵懂之境。

“被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法官的声音，似乎是从极遥远的某处地方传向他的。

“我……我……看……”

教授竖起了受伤的大拇指。它那紫黑的指甲已向上翻翘起来了，不久后肯定完整地脱落无疑。

法官出于审案的认真，竟离开法台走到了他跟前，俯下头仔细看他的大拇指。

法官同情地说：“伤得可真不轻啊！但这与本案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教授心中产生了转败为胜的希望。他说：“是那个女人的自行车脚蹬子卡的！我的手正搭在车门上，她的自行车冲过来了！可是我就不像她，并没因此和她纠缠不清，更没想到要告她索求什么赔偿……”

法官说：“你也是有她那种权利的。你要反告，我们也是会受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教授大声说：“我当然要反告她！我

当然也要索求赔偿！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这世上没有公理可言了！”

法官说：“老同志，别这么说。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把社会看得太糟了。你要反告，有旁证吗？”

教授朝司机一指：“他！他就是证人！当时见我攥着手指直吸冷气，他还骂那个女人可恶来着！”

法官回到法台上以后，望着司机问：“那么，你为他做证吗？”

司机说：“不，法官，我不能就此做证。因为当时并没有发生他说的那种情况。我更没骂过那个女人。不错，他是教授，是文明人，那我们出租汽车司机就一定都是一张口就骂人的人吗？而且还要替别人骂？至于他的手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怎么弄伤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司机不但显得清白、无辜、诚实，而且显得人格被侮辱与被损害了。

这时，那女人的律师开口了。

他激动地说：“法官，由于对方没有人证，希望法庭本着重事实、重证据的法律原则驳回被告的反告！”

他将脸转向教授，接着说：“某些被告，在企图摆脱法律责任的错误心理的促使之下，往往以攻为守，倒打一耙，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法律现象！本律师对此现象深恶痛绝！相信这样的被告是不会得逞的……”

律师似乎还想多说几句激愤的话，但被法官制止了。

法官说：“法庭提醒原告律师注意这样一点，此案只不过是一桩后果并不大的民事纠纷案。所以反告即使不成立，性质也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那么恶劣。对于民事纠纷案，我们的原则一向是能调解就不放过调解的机会……”

教授听出来了，法官分明是在维护他作为教授的自尊。他内心里不禁地暗暗感激法官，但同时也开始可怜自己。他明白自己是有口难辩了……

最后法官宣布，原告要求赔偿的事实成立，理由正当。且金额不高，完全在被告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故被告应限期对原告进行赔偿。至于诉讼费，本应亦由被告负担，法庭考虑到原被告双方都是知识分子，事出无意，那么双方都有个心理平衡问题，予以免去……

教授就如此这般地、无人知无人晓地、悄悄地输掉了那一场官司。

教授曾打算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决定不上诉了。因为司机作为唯一的证人，似乎已经是那无赖女人的同伙了。他觉得即使上诉被接受了，自己也没多大讨回公道的把握。

他及时给了那一笔钱。

他病了几天。

在病中，他这样劝解自己——像生物界有毛毛虫、有水蛭一样，人类的社会中，总是难免也有无赖的。既有，便不可能全是男的，全是年轻的，全是非知识分子。就当自己被爬上身的毛毛虫蜇了，被水蛭吸去了点儿血吧。

这么一往开了想，他的病慢慢好了。

一天，他正在家中闲坐读书，电话骤响。是那司机打来的。

司机在电话那一端说：“老先生，我很对不起您。但我那样做，实在是没法子。如果我不在法庭上那么表演，那无赖女人就会告我的。如果她再一个月不上班，我哪儿经得起呀！您设身处地替我着想着想，我归出租汽车公司管着，又归交警大队管着，而他丈夫是正管着我们出租汽车公司的一位局长。并且还与交警大队的头头儿们是朋友。那律师，也和他们是亲戚。我哪儿惹得起他们呀！所以我只能牺牲您。不牺牲您我牺牲谁呢？难道非让我牺牲我自己吗？反正咱俩共同摊上那件窝火的事儿了总得有一个牺牲一下的。而我上有老下有小，是根本牺牲不起自己的。其实您老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实在是太好了！哪儿有您这样的乘客呢，摊上了事儿，本来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本来已经走掉了，却又回来留下名片，主动提出承担全部责任。我以后再也不可能碰到您这么好的乘客了！但话又说回来，您那也是自作自受哇！您如果不回来，不留下名片，不当着那女人的面说那些话，我兴许还偏和那女人治治气呢！她如果当天没从我这儿讨到什么大便宜，也就不会第二次找您了，咱俩也就不会在法庭上又见面了不是？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您是一位好人。我不愿给好人留下恶劣的印象，所以呢，我打算去看望看望您……”

教授默默地听那司机尽说尽说，并不打断他。

待话筒那一端没声了，教授才反问：“说完了？”

“说完了。”

“你别来我家。我不想再见到你。”

“那……那我也不敢非去打扰了。不过老先生啊，我奉劝您一句，千万别上诉。您想啊，我是唯一的证人，我会为您改证词吗？我不改证词，您注定了还是输。再让法院传我一次，再逼我做一次伪证，再让您生一次气，再让我良心不安一次，于您于我，有什么好处呢？何苦的呢……”

教授一字未答，缓缓放下了电话。如同将一条半死不活的鱼放在水里，有几分恻隐，又有几分回生乏术的无奈和沮丧。

电话立刻又不停地响起来。好像在发出哀号。

教授第二次将听筒抓起……

“就一句！请耐心听我说最后一句，尽管我卑鄙，尽管我对不起您，但我认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心是相通的！在道德立场上我是站在您这一边的……”

教授还是不想回答什么，他干脆将电话关了。

但教授内心里有点儿怜悯起那司机来。相比于自己被讹诈了两千几百元钱，他觉得那司机被讹诈了比钱重要得多的东西。

教授放下手中的书，开始回忆自己在法庭上“理屈词穷”的过程。明明自己有理，怎么就落了那么一个结果呢？尽管那可怜又可鄙的司机做了伪证，但起码也会给自己留下点儿理渣儿呀！他认为事实是一种只能被歪曲而不能从根本上被消除得不留痕迹的“东西”。自己当时在法庭上怎么就连事实这“东西”的一丁点儿痕迹都没抓住呢？现在，官司本身的胜败对教授来说反而无所谓了。两千几百元钱更无所谓了。教授一心只想找到那事实毕竟存在过的根据，如同一个人要找到确实晃花了自己眼睛的一束强光的射来之处。找到了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不找到却又那么的于心不甘。

事实明明是那个无赖女人自己撞在开着的出租车门上，却成了我开车门撞了她……却……我开车门……撞了她……可我是上车，不是下车，我已经坐在车内了，那么就只有关车门一说，还开车门干什么呢……对，对呀！我开车门干什么呢……谁能回答？我开车门干什么呢……

教授一经想明白自己在哪个环节上“失利”的，就不免的后悔没请律师了。唉，唉，唉，自己毕竟不是法律系教授哇！太自信了太自信了！真是自信反被自信误啊……

他虽然找到了事实留下的这一任谁也消除不了的重要的“痕迹”，仍不打算上诉。

他想，现实之中被严重歪曲的事实还少吗？有许多事实存在过的“痕迹”，不是仍没被重新发现吗？事实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实就不可以被强奸一次？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可以再被公正地冤枉一次了？

他这么一想，心中就没有什么遗憎，而仅有一种类乎发现了真理奥秘的愉悦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这一句话，却从此成了教授的一句呓语。一句睡梦中并不说，醒着甚至头脑非常清醒的状态下才说的呓语。

在大学的教室里，讲课之间，他会突然地冒出一句——“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于是学子们面面相觑，不解他此话的意思何在。

在与人交谈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句——“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于是对方大为莫名其妙。

独自一人在家里时，也会突然冒出一句。

有一次，在电视台接受现场采访，他搞得女主持人竟有些狼狈。他那篇题为“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文章见报了，颇有反响。电视台正是就那篇文章采访他。

几分钟的对谈后，年轻貌美的女主持人又问：“教授，请您对观众谈谈关于善的见解吧！”

他目不转睛地凝视了对方片刻，突然反问：“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主持人小姐眨巴了一阵眼睛，不知说什么好。

他追问：“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她红了脸说：“没想到我们的教授如此幽默！亲爱的观众们，教授也等于是在反问你们呀？让我们大家共同思考教授这句话的深意吧！教授是不会在接受采访时乱开玩笑的，请记住那句话是——‘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教授再也不坐出租汽车了……

女儿如期归国。女儿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以前苗条的腰肢变得浑圆了。教授一想到将要做外公，心里就喜滋滋的。女儿却感到父亲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但究竟哪儿不对头，一时又说不清楚。

有一天吃晚饭时，女儿问：“爸爸，你为什么总在家里说‘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这一句话呀？”

教授放下碗，郑重地回答：“那是事实的痕迹。每一个事实，只要存在过，无论怎样的被歪曲，终究会留下点儿痕迹。”

女儿笑了，说：“爸呀，您现在变得满脑子哲学了！”

教授回答：“这不是哲学。这是世相丑陋的尾巴，正和我的专业有关。”

吃罢晚饭，教授坐在沙发上，女儿坐于地，上身伏在教授膝上，开始娓娓地向教授讲自己留学生活的艰难。讲着讲着，女儿落泪了。

“爸，咱们中国人，尤其大陆去到美国的年轻人，其实彼此一点儿也不关心、一点儿也不互相帮助。仅仅希望获得别人的帮助，甚至希望巧妙地利用别人一次，心安理得地占别人一次便宜……”

教授问：“那么，你和他呢？我的意思是，你们怎么结识的？”

女儿说：“我们各自都为省钱，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住大间，我住小间。有时心里都很寂寞，后来慢慢就想好了……”

“我想，他肯定无私地帮助过你。”

“不，爸爸，因为他一心想讨好我，所以他对我的一切

帮助都谈不上无私不无私。可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很爱他……”

教授想告诉女儿，中国人在国内的关系，其实并不比女儿在美国感到的强一点儿。但张了几次嘴，没忍心那么告诉女儿。

第二天，女儿的“他”来了。并不像照片上那么相貌端正，身材还不及女儿高。但还算看得过去。教授觉得女儿嫁给他，是有点儿低就了。但既然女儿说很爱他，教授准备和女儿对他的感情保持一致。

他们在厨房里配合着做饭，教授在厨房门外剥青豆，听他们一问一答亲亲爱爱地说话。

“哎，你猜我妈送给你那条项链怎么来的？”

“你问得怪，买的呗。这还用猜？”

“不是买的。”

“那还是偷的抢的不成？”

“当然也不是偷的抢的。我妈好歹也算一女知识分子，能干犯法的事儿吗？我说不是买的，是指不是花自己的钱买的。”

“那就是别人送的。”

“等于是别人送的。可送的人，我不认识，你也不可能有机会认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妈那单位效益不好，每个月只开几百元，所以提前退了吗？后来我妈不是在我爸那个局下属的一个公司上临时班吗？没承想那公司的效益好了一阵儿，也不好了。每月开的钱少，我妈心情当然就不好。这年头儿，只有一样东西能使咱们中国人高兴起来，那就是钱。一天我妈下午早早的就离开公司了。在骑车回家的路上，由于想心事，结果就和另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撞上了。结果对方就捂着肩膀赖上她了，不管我妈说了多少句对不起，非要我妈陪她上医院不可。要不就得给她一百元钱皮肉赔偿。我妈怕一上医院，反而被她赖上，只得给了她一百元钱了事儿。其实，她肩膀根本没怎么。女人的肩膀撞女人的肩膀，能撞出问题来嘛……”

“中国人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啊！”

“听我往下讲！我妈心里这个气呀！一气，眼神儿不好了。没骑多远，又撞在一辆出租汽车开着的门上。这下我妈可火透了，不干了。拦住那出租汽车不让开走！我妈心里想啊，那一百元得从出租汽车司机钱包里抠出来。司机当然是不情愿的喽！可一乘车的，充阔佬儿，说一切赔偿都包在他身上了。还给司机留下了名片。这你说我妈还客气个什么劲啊？一不客气，敲了对方两个星期的工资。其实我妈那公司，因为效益不好，每天才发给她十几元钱。后来，我妈第二次又索赔了一千多元。两笔钱加在一起，我妈给你买了那条项链。你要知道，我妈一辈子自己可没戴过项链！你说我妈对你多好哇！为了讨好你简直就不择手段了！我妈给你肚子里那小宝宝预备的小衣、小裤、小鞋，就是在家休病假的日子里闲着没事儿做的。我回来后我妈还絮絮叨叨地对我说过，要是不用上班，总有人按每天八十几元的工资赔偿着，那什么心情……”

教授觉得自己周身的血渐渐冷却着、凝固着，思维一片空白。大脑仿佛石化了，仿佛只剩下最中央一个核桃那么大的部分仍有点儿感知。他窒息得透不过气儿来。

女儿听到“咣当”一声响，从厨房奔出，见菜盆翻扣在地，剥出的青豆滚了一片。父亲面色苍白，两眼呆得直勾勾的。双手皆攥成拳，浑身在抖。

女儿惊问：“爸你怎么了？怎么了？”

教授瞪着她，不住地摇头，张了几下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口。

“女婿”也奔出来了，与女儿一左一右将教授搀起，扶进卧室，安顿在床上躺下。

女儿不停地替父亲抚胸口。“女婿”站立一旁不知所措。

教授深喘了几大口气，苍白的脸色终于又红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