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这种卑劣之事，以他的道德底线而言，大约是不会的。

但他会亢奋于传谣。传一切之谣。从危言耸听的政治谣言到鸡零狗碎的他人隐私。

如果网络上没了谣言，便会大大影响他的攻击情绪。

他只能不停止地攻击一切他认为必须攻击的人和事，否则他会在电脑前犯羊癫疯的。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多多少少地保留着想要证明自己的社会存在具有积极的正能量的愿望。

特拉维斯只能以那样的方式来证明。

因为他是病人啊！

还因为，他不曾被好的文化所化……

8、结束语

国家是地球上的各个单位。

每一个国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国家病。富国有富国的国家病；穷国有穷国的国家病；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病；民主国家有民主国家的国家病；专制国家有专制国家的国家病……

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摆脱其国家病。但往往的，旧病去了，又添新病。刚克急症，旧病复发。故一个国家的进步史，其实便是一个国家的“病史”与“治疗保健史”。

而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都会有本国特色的“国家病人”出现。特拉维斯操枪时具有美国特色，但其暴力倾向一转向网络便具有了分明的中国特色。他们在网上的语言暴力表现，像极了“文革”时的红卫兵。

一个国家的特拉维斯们多了，证明病得不轻；而一个国家的病好起来，大部分特拉维斯们的病往往会不治自愈。

当特拉维斯们多起来时，连头脑正常的人也会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以为靠了他们，兴许能使国家的病好得快点儿。

但须知，改革需要的理性决断和智慧，特拉维斯们的头脑中是根本没有的。

不论哈瑞斯还是帕兰汀，如果真的具有国家公仆的潜质和使命感，那么一万个特拉维斯也顶不上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个的作用。

改革特拉维斯们不行。

革命特拉维斯们也不行。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连贝茜这小女子，也比他们具有推动进步的正能量。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特拉维斯们只有一种作用——验病作用。

嘘……

敲键盘的声音吧？

特拉维斯先生，您在线吗？

得小声问，否则会激怒他们……

5． 阿q生活在当代

都知道的——阿q确乎被砍了头，而且在游街之后。

但假如阿q没被砍头，侥幸逃过了他人生中那一大劫呢？

“但”字不论在嘴上还是在纸上，都被用得太随便，结果似乎就很滥。

但依我想来，“但”字其实很伟大的，因为往往可以进行“推倒”事实后的另一种想象。那另一种想象，非用“假如”而绝不能够展开。

那么假如阿q当年没被砍头，他以后的人生又会怎样呢？

想来他断不会去参

加真的革命。因为他胆小，更因为他骨子里的奴性。并且，他见过革命党人被砍头的情形。虽然，他讲起所见情形，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夜里却是会做自己被砍头的噩梦的。并且，惊醒了会一身冷汗。早期的革命党，即尚未意识到革命要达到成功，必最大程度地发动群众时的革命党，是绝不允许阿q混入的。他企图混入，门儿都没有。他那个年代土匪很多。有明目张胆的土匪，有打着“革命”旗号的土匪。连土匪也会拿蔑视的眼光看他的，那么他也就混不到土匪堆儿里去。他们会像假洋鬼子那般对他怒喝：“滚！……”肯定还会朝他的屁股狠踹几脚。

骨子里奴性成为“自然”人性的人无不是胆小的。

而胆小，这正是我们假设的依据。

众所周知，阿q被砍头完全是冤枉的。还是他自投罗网的结果。赵家遭抢了本不关他什么事，他原本是要去衙门里告假洋鬼子只准自己造反，却不许他也造反的“唯我独革”之状的。他的前科，也只不过是趁火打劫，掠点儿东西，罪不该死。

假如这样的“误会”并没发生，阿q活下去的概率是极大的。

我们也都知道的，后来中国真的革命实现了。真的革命首先是为了使中国的劳苦大众来一个彻底的翻身，当家做主。

阿q属于大众一员这是不存争议的。

革命成功之前阿q的人生苦吗？想来，我们也总得人性化地承认，确乎比较苦，还被视为下贱。

阿q勤劳吗？鲁迅笔下没怎么详写，字里行间给我们的印象是懒散，游手好闲。但我们可以这样推理——他倘若不劳，那便会饿死。像他那种年龄的男人，不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乞讨是讨不成几次的。那么，他并没饿死，证明他总归还是得靠打工活着。

总而言之，“劳苦大众”之于阿q，虽符合得不太完美，但大体上还是符合的。

那么，阿q在乡村的地位当然也应来次彻底的翻身。

不消说，土谷祠分给了他，于是他有了合法居处。对于“劳苦大众”，革命只负责翻没翻身的问题，一般不解决有没有女人的问题。

但正像阿q骨子里有奴性一样，他骨子里也有对女人的强烈需求。鲁迅笔下的他，对女人的强烈需求，也可以说是欲求，每呈现为一种痛苦折磨。

那么，既然翻身了，没人敢再公开地蔑视他了，革命不便代之解决的问题，他自己势必是要自行解决的——当然指的不是自慰。

在小尼姑、吴妈、赵司晨的妹子、邹大嫂的女儿之间，他总之是要拥有一个的。从鲁迅笔下看，阿q在这方面并不忒胆小，还算敢想敢做。比如对吴妈，对小尼姑。我们有根据推断，“翻身了”的阿q，后来做了丈夫的可能性极大。也许他“拥有”的女人既不是小尼姑也不是吴妈，而是别庄的一个什么女人。是的，对阿q而言，结婚只不过是“拥有”的广告，妻子只不过是男人之拥有物。他是不太会与任何女人行苟且之事的。不仅因为胆小，还因为“传统道德”的约束。和奴性一样，“传统道德”也是存在于他骨子里的东西。那是外因长期暗示的结果。

在农会时期，阿q会是积极分子。分田地，分大户财产、控诉赵老太爷、游假洋鬼子的街——这些都是阿q特高兴参与的，能使他获得真“翻身了”的感觉。何况，他骨子里有爱跟着起哄、亢奋于刺激之事的遗传。

互助组期间，阿q大约就很耍奸。经常装出病歪歪的样子，可怜兮兮地央求别人互助他，在分到他名下的那一小块地里种或收。而互助别人嘛，他往往不见踪影了。即使被动员去了，也肯定拈轻怕重，作演假出力之秀。阿q并非名副其实的农民，他对土地没农民那种感情，劳动也从来不能带给他任何愉快。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不能。

公社化后，阿q肯定由农会时期的积极分子变成了消极分子。虽然他对土地毫无感情，但已经分到了自己名下再“公”到一起去，阿q是一百个不情愿的。

他在心里会这么骂：“妈妈的，早知如此，老子农会那会儿才不积极！……”

但阿q很愿意搞“阶级斗争”。尽管从阶级成分上分，他只不过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已，却一向声称自己是苦大愁深的贫下中农。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虽然已成专政对象变为弱者了，阿q仍经常扇他们嘴巴子，那时他心里就很快意，每每这么想：妈妈的，尽管把地又收回去了，但新社会总归比旧社会好！

对于阿q，新社会的好，主要体现在想扇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耳光时，是完全可以的。不但不会有人干涉，还有人围观，发笑。阿q喜欢他扇什么人嘴巴子的时候有人那样。

到了“文革”，阿q再次变成了一个神气活现的人。

“妈妈的，造反！造反！这才妈妈的像种造反的样子！只要高呼着万岁，怎么造反都不会被杀头，妈妈的，这种造反才来劲儿！……”

他带头造农村干部的反，因为他们曾很不好地对待过他。

阿q造反造得出了名，就被城里的造反派请去，当上了“农宣队

”的小头目，趾高气扬地占领城里的文化和教育阵地。

阿q从没听说过什么“上层建筑”。城里的造反派们告诉他——就当成当年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的家吧！

于是阿q立刻就明白了什么是上层建筑。

那时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已经死了。

阿q也很少回未庄去了。

他喜欢城市，喜欢“上层建筑”占领者那种优越感。他很是学会了一些革命的话语，也能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有时手痒难耐，便扇“臭老九”们的嘴巴子。扇彼们的嘴巴子，那种感觉尤其的好。因为彼们以前的地位，比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高多了，而且又都是文人。阿q本能地痛恨文化，因为文化是他骨子里压根儿没有的。想有很难，不是能抢得来分得来的。某种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在别人的脑袋里，抢不来也分不来，这使他恨。

“妈妈的，嚓！……嚓！……”

阿q时常想砍下“臭老九”们的头，将手伸入他们的头里掏一把，看那种叫作“文化”，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只不过时常那么一想罢了。

终究，阿q并不特别凶残。有时装出凶残的样子，却是下不去狠手做很凶残的事情的。

他只不过心里面缺乏同情。

他最狠的时候，也只不过就是扇别人嘴巴子。

“文革”一结束，阿q成了“三种人”，须老实交代他在“文革”中的罪行。

那时的阿q又未免可怜了。

他终究只不过扇过别人的嘴巴子，而且没文化，而且又是“翻身农民”，故对他清查了一阵子后，又将他释放了，并没被真的定为“三种人”。

阿q自是千恩万谢，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的。

但他其实并无忏悔意识。

没文化的人不一定就绝然没有忏悔意识。忏悔意识也往往是人性善根的枝叶。

阿q虽非凶残之徒，心灵里却也没有什么善根。

他的忏悔是一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明智。连高等动物也有的明智。

如今，阿q已经很老很老了。

他太能活了。他没什么养生之道的。但偏偏就是太能活，而且活得还极健康。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没什么科学道理可解释的。

阿q的性能力很强，使他的女人为他生了不少儿女。他的儿女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替他生了不少孙儿女。儿女和孙儿女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他的种种基因。

回忆成了阿q如今活着的基本内容。

“想当年……”

阿q经常对儿女及孙儿女们话说从前。说时表情极庄重，绝无丝毫戏说的意思。

未庄的人生经历他是不说的。

“文革”前他的史事种种他也没多大情绪说。那一时期没他的什么光彩，连与众不同的苦难也没有。

他基本上只回忆他占领“上层建筑”的事迹。

“妈妈的，那年月真过瘾！那才是中国人最好的年月啊！……”

那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却又不说在那年月，他冲锋陷阵地占领“上层建筑”，也主要是为了不再干他从没热爱过的农村劳动——他不再干还给他记全工分，秋后照分粮菜，造反派们且每月发给他两元“革命补贴”。那很划算。

但这种“革命动力”的真相，他是绝不说一字的。

他一开始“想当年”，某些儿女及孙儿女就转身离开了，有的还忍不住与他争论。

他们都是些接受过文化所化的儿女及孙儿女，对于“当年”，颇知道一些了，也都有自己的想法了。

“你们懂什么？那年月就是好！……”

斯时阿q就极索寞了。

6．患有“贪占强迫症”的官员

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来到家中，交换过对我即将出版的一部书稿的意见后，话题一转，不知怎么就谈到了中国当下的腐败。据朋友言，网上曾有一则消息流传——某省一不大不小的官员，除了接受行贿现金外，更喜欢接受房产。十余年间，已得房产近二百处。

我大愕。

尽管，对于当下官员之腐败，我的感觉已完全麻木，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甚至几百亿的贪污受贿现象，早已无动于衷，连点儿脾气也没有了。人民币也罢，美元也罢。仿佛中国本就是一个大公司，一概财富都属于他们的，所谓贪污受贿，只不过是彼门分配红利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但当时，我竟不由得一愕。

房产又不是鞋子、不是名表、不是金条；面积那么大的东西，不像名画可不时欣赏，珠宝可经常拿在手中把玩——要那么多房产空置着干什么呢？

朋友代答：升值后卖嘛。

我说：那还莫如直接要现金。

朋友代答：人民币不是一直在贬值嘛。继续贬值看来是大趋势。而房产，却是还要升值的。以长远眼光看，要房子肯定比要现金好哇！

我一时无言。

良久，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名下那么多房产，怎么填那份官员们每年填一次的“财产申报表”呢？

朋友代答：二百来处房产，并不全都归在他一人名下啊。老婆名下有，儿子名有下，父母、岳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舅，全家族的人都挂名，每人名下不过才二三十套呀！

那时刻，朋友仿佛就是贪官本人了，他的话替彼们说出多乎哉、不多也的意味。

我又哑口无言。

朋友与我相对苦笑。

送走朋友，独坐发呆。一时想不大明白——我与朋友都是忧国忧民的人，当然也都是憎恨腐败的人。打从何时起，我们这样的两个很爱国的中国人，对于雷人的腐败现象，都变得完全的没了脾气呢？

真的，不但当时我并没听得义愤填膺、血脉贲张；他说得也极平静，就像聊换季时节天气的冷暖。

也联想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同事对我讲的事，她说——她读大学时，班里有名同学，给大家印象颇佳的一名同学，忽一日被发现有偷窃行为。偷的既不是别人东西，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而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他专偷食堂里为同学们盛饭菜盛汤的塑料盒、碗。那是校方听了学生会的意见，每天为方便学生免费提供的。集中在一处地方，像纸巾一样随便使用的。食堂的人总是觉得每天被用的塑料盒、碗逐渐变少了，一直奇怪。直至有人意外发现，在那名同学的一切可以藏匿的地方，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里，占为己有的六七百个之多。

那名同学被医院诊断为“占有强迫症”。

毕竟只不过是值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校方并没处分他。老师和同学也很同情他，无一歧视者，患了古怪的病嘛！在大家的友爱和关怀之下，他的病渐渐好了。

又联想到，八十年代初，“文革”中自己也被整得很惨的周扬，平反后痛定思痛，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了“异化”问题。而胡乔木主动向上边请示，遂发起一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使他至死又丧失了言论自由和自我辩护权。

现在看来，周扬是有深刻思想的。他对中国共产党仍将面临的执政考验是看得准的。而胡乔木当年那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也显然是相当“文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