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很多学人到了美国，取得了洋功名，嗣后又申请“绿卡”，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胡适居美十几年，却从不申请此“卡”。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长寿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于美国，享年106岁。孔令仪称，宋美龄没有美国护照；她在美国及台湾没有任何房地产或其他贵重资产，仅留下12万美元。她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也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1943年12月，50岁的叶圣陶说：“朋友们的文字里，都说起我的文字跟为人；这两点，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说我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

梅贻琦待人平和从容，说话风趣而又适度。他遇到问题总是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或者“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急颜愠色。由于他说话喜欢用“也许”、“或者”等语助词，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幅对联：“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毛泽东的自我评价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当然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凭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刘节是陈的弟子，他奋然愿替陈上台挨斗，并说：“这是我的光荣！”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看他的文章时，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1957年8月1日《自由中国》中发表殷海光的社论《反攻大陆问题》。文中说：“一个‘国家’的一切作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亡’，全力以赴？”殷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恐怖的环境中，竟然敢向所谓的“基本国策”挑战，真是很不简单！

1967年，在京西宾馆的军委扩大会议中，面对江青的嚣张跋扈，叶剑英怒不可遏，猛拍桌子，竟然震断自己的掌骨。此人一向儒雅自持，江青亦为之惊愕不已。

汪曾祺说：“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

“文革”中，洪辛几遭没顶之灾，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于是来了个“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甚至加上荒唐的编造，叫做“双料特务”，这些自然以后都澄清了，他什么也不是。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说：“反正迟早要推翻的。”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1967年元月，《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胡风在四川服刑，有人让他揭露周扬，为胡拒绝。胡风对自己的论敌周扬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哪里是讲文艺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儿子居然评起周扬来了！”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动，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着梁漱溟对批林批孔表态。于是81岁高龄的梁漱溟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他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主持人目瞪口呆。

巴金在晚年曾提倡讲真话，引来文坛内外一片喝彩。箫乾尽管很尊敬巴金，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附和这位文坛领袖，而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章乃器在大鸣大放运动中说：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愧，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李敖喜欢海明威，海明威讲过人可以被打败但却不可以被打垮的话，这一点，李敖做到了。他曾经嘲笑过大陆的“伤痕文学”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他有权讲这个话，他在黑狱里受了10年折磨，出来后春风不改，笑容依旧，稍事片刻的休整，就拍马挺枪再次上阵搏杀，而且越战越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