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1950年初，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来看他，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为他是梁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帮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这年五月间，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

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冯友兰被拉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冯的妻子责怪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泽东指示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特别指示要把翦伯赞和冯友兰作为反面教材养起来。于是，这两个人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每月给120元生活费，并重新分配较宽敞的住房。但不久翦伯赞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

张君劢的政治立场飘忽不定，对国共两党都忽而反对忽而支持。1949年后，台湾当局竭力拉拢他，他不为所动，虽生活窘迫，却一芥不取。中共也曾委托陈叔通邀他回国，也被他婉拒。他在印度讲学时，周恩来派张经武拜谒他，他不见，托人带话道：“我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了！”

“文革”中，只有马列书可读，钱钟书只好看德文版的马列书信。他对夏志清说，自己对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发现。

巴金后来反思说：“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

1978年，程千帆平反，学术圈内外皆将其奉为上宾。程千帆却十分清醒。在给友人信中，他言道：“现今国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仅某一学校如此……我数十年来，总是希望免疫，但个人免疫又如何。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

其时，学者争评职称之风盛行，程千帆讽之为“真吴道子画鬼趣图”——“其中百态，若旁观不介入，则有读《死魂灵》之乐。”

——莫砺锋《程千帆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