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没有趁机逃走，她对来劝她离开者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由于跟北伐军许崇智产生矛盾，使许春草对武装革命大大失去信心。从1923年起，他就不再参与国民党活动，基本上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回头来致力于民众运动，日本特务及台湾流氓多次阴谋暗杀，许春草毫无畏惧。他从来没有携带自卫手枪，更没有保卫人员。有一次，朋友来告：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接受任务，非杀许春草不可，劝许谨慎。许春草说：“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陈长福无法害我。”

程潜参加同盟会后，从事革命，举凡辛亥、讨袁、护法诸役，莫不为民前驱，其乡人庆之，其母则说：“男儿以身许国，除暴安良，分内事耳，何以庆之？”为绩而不辍，人复劝休止，则又说：“人贵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陈立夫对沈钧儒说：“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着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中共建政之初，党内也有很多人对安排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当高官，以及中共领袖和民主人士密切来往感到不满，甚至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的说法。

陈独秀在1919年冬的《新青年杂志宣告》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爱护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20世纪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

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罗家伦看重全人类和平民的利益，反对暴力革命，他说：“我们与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华盛顿；与其崇拜俾斯麦，不如崇拜富兰克林；与其崇拜克虏伯的制造，不如崇拜爱迪生的发明……”

李宗仁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混乱败坏。

1929年，杨度加入共产党，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章立凡问章乃器：“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章乃器回答：“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君主立宪是虚君共和，不是专制独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动乱了40年，最后不得不把王室请回来！清末是改良和革命赛跑，改良太慢，才发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袁世凯、蒋介石还不是搞独裁！革命革到现在，还在不断革命，结果又能怎样呢？我看改良的代价或许比革命小得多！”章立凡又问：“那我们今天会不会还留着辫子？”章乃器回答道：“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维新后就改穿洋装了。为政之道，就应该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为百姓所好的体制和习惯，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戍变法、庚子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钱满素在《爱默生与中国》中写道：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头脑之中，没有观念上的革命，社会革命将不过和波浪一样——只是水面震荡，水下依然如故。

梁启超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故无从判断其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