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弥留之际说：“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让邹韬奋等人悲痛至极，沈钧儒读了邹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慨然命笔，赋诗四首，最后两首曰：“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写一句，竟不能续，再写仍是这五个字，写完后，泪滴满纸。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37年初，于立忱回国后自缢身亡，绝命书曰

：“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1940年，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决定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为此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惟因胃部出血过多，于三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十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临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写在一用过的字纸上，字迹仍旧有力。他另有致夏丏尊的遗书：“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吴稚晖于1953年病势于台湾，他晚年的钱财清清楚楚，没有不义之财。他在遗嘱中写道：“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马一浮1967年临终时作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一纸遗书，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