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文中写道：“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运动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些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

田上驰骋；学生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鲁迅《夜颂》：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黑夜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其间，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就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团，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团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壮为参议。一次，白将乔的文稿改了几个字，乔勃然大怒道：“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如何？”白崇禧只好认错。

1932年，许德珩出狱不久，杨杏佛找到他，要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许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杨杏佛答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

民初，逐僧毁寺渐成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说：“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为之折服。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不过陈独秀却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们白天要在外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并想让俩孩子回家居住。陈独秀不答应：“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论及：中国文化是早熟文化，特征在于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义上的生存智慧极早地便很发达。这种文化特性，给中国学术带来某种严重的缺陷。中国几千年来学术不分，其所谓学问大抵是术而非学，最为大病。其结果学固然不会有，术亦同样不会发达，恰落于不学无术那句老话。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