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直言：“防口者，专制之愚策；杀士者，国家之大耻。”

鲁迅亦有名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鲁迅曾这句也很透彻：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鲁迅在与台静农通信时谈到了诺贝尔：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十分清醒：“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诗说自己：“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

郁达夫谈到鲁迅之死：“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俞颂华是中国较早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他在《论中等阶级》一文中写道：“研西史者辄分社会阶级为四级：一曰僧侣阶级，二曰贵族阶级，三曰中等阶级，四曰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第三阶级，即所谓中产阶级，其质与量固亦各国不同，惟其分子，包含企业家、银行家，有自由职业者如记者、律师、医师、著作家、教育家等以及其他在各界自谋比较独立自由之生活而不专恃雇主所给工资以资糊口者，皆属之。”他认为，正常社会中的“原动力”，并不是苏联社会的无产阶级，而是他自己笔下“有恒产与恒心”之“中等阶级”。

1930年，罗隆基于《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这番论述，与二十七年后储安平因之获罪的“党天下”论前后呼应。

贺麟说：最容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的最高体现，所以它不仅不应该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

冯友兰论及：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

吴宓的《雨僧日记》曾记陈寅恪所谈：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顾颉刚了论学问：凡是专心研究学问的人，对于政治的兴味一定很淡，这并不是遗落世务，实在一个人只有这一点精神，它既集中于学问，便再不能分心于政治了……学校中人一齐不问政治固然不对，但容许几个对于学问有特别兴味的人专作研究也未始说不过去……使得类似静安先生的人可以安心研究，不再被别的方面所拉拢而作牺牲。

顾颉刚在专门论及王国维的死时说：现在会做文章的人，无形中总给许多人捧作民众的领袖，一切的事情都压到他的头上，直至把他毁坏了而后已。……这种士大夫的清高是害死静安先生的主要之点，他觉得自己读书多，闻见广，自视甚高，就不愿和民众接近了……到现在宁可以身殉辫，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

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这种思想是我们绝对不能表同情的。

潘光旦善治年谱，孔祥熙想请他证明自己是孔子之后，他毫不客气地回绝道：“对不起，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柯劭忞辞参政之职时说：“政出多门，何参之有。”

蒋廷黼曰：研究历史的结果修正了固有的观念。清末一百年间处理中国事务的领导人，不论满汉，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望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