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是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当地人交谈。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讲巴黎的土语，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少年时的陈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学者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一书。打开一看，发现这本书开列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典籍，并作了鉴别，为读者介绍了学习的门径。陈垣十分高兴，连忙按照书目购买了大量书籍。有人问他：“你买了这么多书能念得完吗？”陈垣回答道：“书并不都是要仔细念的。有的是供浏览翻阅的，有的是供参考备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读记诵的。有的书要必求甚解，有的则可以不求甚解嘛！”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

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任教时，以家在北平，向校长戴季陶提出辞职。戴季陶极力挽留，说：“我们这辈人，象树木一样，只能斫作柴烧了。我们不肯被烧，则比我们矮小的树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烧了我们，使得现在矮小的树木都能成长，这就是好事。”顾颉刚大受感动，收回了辞呈，并表态要“留中大几年”。不过，他回了趟北平，结果，“开了我的书箱，理了我的旧稿，我实在不忍再走了”，于是食言而肥。

蒋廷黻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熊十力长期不和家属住在一起，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书桌边贴有“说话勿超过3分钟”的字条。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记：陈蕴珍（萧珊）曾问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殷海光对他的老师金岳霖是这样回忆的：

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西南联大开学，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也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西南联大王浩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时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有人从小就使用梁实秋编的英文字典，一次问他，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梁回答说：“起码要翻破我编的三本字典。”

学生请教“格”和“律”的异同，胡小石作譬云：“格可变，律不可动。就好比每人脸上都有两眼一鼻一口，这便是不变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长短、高低、大小之分，这是可变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