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宗昌眼中，国际公法毫无约束力，他现在琢磨的是如何利用鲍罗廷夫人迟滞北伐军的前进。为此，他派人秘密赴汉，给鲍罗廷带去一封书信，要求鲍罗廷“以自身之威力，督促双方签署休战之协议”。但鲍罗廷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相信中国人民的能力，他们一定会很好地保护她的。”

得到鲍罗廷冰冷的回复后，张宗昌恼羞成怒，将“列宁纪念”号挟持到长江入海口，然后邀请上海的各国媒体目睹他们是如何把苏联轮船炸成废铁的。紧接着，张宗昌又把鲍罗廷娜等人解送北京，交由张作霖处置。

这时候，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正进行疯狂的反苏反共活动。4月6日，张作霖派兵冲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在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人和10余名苏联外交官。4月28日，张作霖绞死李大钊后，放出风声说要处死鲍罗廷娜及苏联外交人员。5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向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递交公函，严厉警告北京当局：“此等人员（指鲍罗廷娜等）若与李大钊等同一命运，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当之手段。”

7月10日，北京高检厅开始审判鲍罗廷娜等人。审判持续一周未有进展，后突然传出消息：鲍罗廷娜被释放了。原来7月16日，美国参议院议员皮汉拜会张作霖。会谈期间，张作霖吹嘘说：“我最近杀了20多个赤色分子，明天我要杀鲍罗廷太太了。”一听此话，皮汉大惊失色，他警告张作霖，如果不经审判而处

死鲍罗廷娜，“那么西方媒体会把您看做禽兽。在西方，即便判决妇女有罪，也很少处以极刑，更何况鲍罗廷娜是一位外国女士。”张作霖听后颇为沮丧，恰巧负责审理此案的高检厅法官何隽前来请示，张随口说：“或可开释。”一向对苏友好的何隽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当庭开释鲍罗廷娜，然后弃官跑到天津租界避难。就在宣判结束仅两小时后，醒悟过来的张作霖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对被释放也感到疑惑的鲍罗廷娜躲进东交民巷一个外籍人士家中，几天后经蒙古返回苏联。不久，武汉国民政府背叛大革命，鲍罗廷遭到驱逐。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武汉，取道西北返回苏联。至于“列宁纪念”号的船员，后来由苏联政府支付了25万美元赎金，才被允许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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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的最大爱好，那就是听京剧，这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张宗昌与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关系十分密切、融洽。1925年4月，北洋政府明令发表他任苏、鲁、皖、豫四省剿匪督办，继又任命为山东省军务善后督办，彼时恰值其母60大寿，张宗昌大宴宾客，祝寿三天。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名伶，均应邀至徐州演唱堂会，生、旦、净、末、丑各行名角荟萃一堂，盛极一时。其后督鲁时期，张宗昌在督署里建有戏楼一处，曾先后在济南、北京、掖县老家演唱堂会。“九·一八”事变后，他回归北京，仍不时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和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以及奉天会馆(即后来的西单哈尔飞剧院)举办堂会演出。应邀演出的仍然是这些名伶。

堂会演出的戏，有的在外面剧院是无法听到的，例如余叔岩与梅兰芳同台演出《打渔杀家》。在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小戏台，还曾演出《六五花洞》，饰潘金莲者除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外，尚有筱翠花(于连泉)、王幼卿，名丑如萧长华、慈瑞泉、曹二庚等均参加演出。旦角是一流旦角，丑角是一流丑角，如此众多一流名角在当时能同台演出，实属难能可贵。若非张宗昌倡议，并出资置办行头，恐难实现。

1927年春节期间，张宗昌曾在济南督办公署东大楼庆寿唱堂戏。

正月十五日是正寿。寿堂设在珍珠泉前大厅，大厅内悬灯结彩，挂满了寿屏、寿幛，还陈列着许多金寿星、金麻姑上寿、金镶玉翠、珍珠玛瑙，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到上午10点开始拜寿。张宗昌将他父亲请到寿堂正中坐下，他自己穿上将大礼服，在军乐声中进入寿堂，首先向他父亲行三跪九叩大礼，来宾也依次拜寿，有的叩头，有的鞠躬。拜寿毕，中午举行盛大宴会，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宴后即到剧场看戏。白天剧目均由济南各剧院上演，故来宾看戏者甚少；晚上全是北京名伶演出，一直演到深夜两点多钟。这天晚场由少将副官李文征亲自把门，凭请柬入场。台前的池座均设方桌铺台布，放有烟、茶、糖果、糕点等，就座的均是贵宾，如当时知名的前清遗老康有为，下台的大总统曹锟，号称大帅的吴佩孚，名为联帅的孙传芳等。只见他们都穿着长袍马褂，康有为身躯矮小，须眉皆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