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在广东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花会、番摊、山票、白鸽票、闱姓、麻雀，五花八门的种类遍及四乡八镇，使广东得了“赌国”的恶名。

鸦片战争之后，国库空虚，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成了朝廷至地方的沉重负担，官许赌博每年为广东当局带来了600余万元的收入，成了筹饷的重要财源之一。

然而，赌博毒害社会风气，加剧了清末社会治安的混乱，地方人士一再强烈要求禁赌。广东咨议局在禁赌问题上曾一致表示赞成，可是粤督拒不接受咨议局的议案。

咨议局遂采取强硬立场，以停议、辞职相威胁，迫使粤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但官府的态度不希望一律禁赌，便以筹足抵饷作为借口，筹得足就禁，筹不足就不禁。1910年5月，咨议局再次提出禁赌议案。

1910年10月，咨议局将禁赌议案提请两广总督代奏朝廷，并呈请北京资政院核议。广州报界公会和在京广东同乡京官亦不遗余力，呐喊助威，一时间禁赌声浪高唱朝野。就在此时，议员之一的大赌商苏秉枢开的“安荣公司”推出新的赌种——铺票，并运用金钱四处拉拢咨议局议员来否决禁

赌案。有人更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劝他放弃禁赌主张，被陈炯明严词拒绝。

1910年11月9日，在咨议局第13次会议上，议员们有的主张禁赌，有的为“安荣公司”辩护，争论异常激烈。后来议定投票公决。赞成禁赌者书“可”字，反对禁赌者书“否”字。

这天出席会议的议员有64人，陈炯明、丘逢甲、李鉴渊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在辩论时溜出会场。

酝酿多年的禁赌案，最后关头竟然触礁。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群众的公愤。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赌商们则拍手相庆。

当晚，苏秉枢设宴款待全体议员，以示庆祝，“可”票议员都拒绝出席。就在“否”票议员们觥筹交错之时，忽然停电了，咨议局内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时才来电。第二天的报纸尖刻地形容这是“活现一黑暗世界”。

11月28日，民间组织“禁赌总会”在文澜书院召开第一次公众大会。众人强烈声讨“否”票议员，更有人提出要将“否”票议员的姓名刻在石头上，竖立于往来通衢大道中，令他们遗臭万年。“否”票议员们不安于位，相继辞职，风波越弄越大，几乎不可收拾。此时总督袁树勋辞职离任，由广东将军增祺兼任。1911年1月，陈炯明开办一家报馆，名为《可报》，把禁赌“可否”的官司从咨议局打到了报纸，与开赌派针锋相对，大唱对台戏。

1911年初，两广总督再次换人，由广西巡抚张鸣岐担任。张鸣岐是激烈的禁赌派，上任后以迅雷烈风之势，厉行禁赌。1月8日，北京宪政编查馆电准“庇赌”的“否”票议员刘冕卿等35人辞职。1月31日清廷谕准度支部所奏，从3月30日起，扫荡全省赌博，各县严密查办，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务必尽行禁绝，不留遗种。

3月30日，广州市民举行禁赌纪念大巡行，“宪令一颁，全省人民欢呼雀跃”。群众敲锣打鼓，沿途舞狮。咨议局于3月22日召开临时会议。张鸣岐亲临主持开幕。新任议员有35人，补足“否”票议员辞职后的缺额。陈炯明被选连任为13人法律审查会的会长。

广东辛亥禁赌运动的成功，如陈炯明所说，是倚赖“父兄子弟”的力量促成的。也如美国总领事所说：“这（议员的）权力，并不得自明文宪法上，而是以停议和诉诸舆论公意的手段争取来的。”民主议会政治启蒙时期的真谛，在清末的中国，只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