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个没有人要的野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幸灾乐祸地重复这句话。此时的麦子不能再无动于衷了，她哭泣着离开他们。

幼小的麦子明白，当“野孩子”是一件很坏的事，具体说，野孩子成了不知父亲是谁的私生子的代名词。麦子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父亲，为什么成了“野孩子”。然而，她不敢将与人吵架的事告诉母亲，只好把疑问放下，小小的心儿却对从未见过的父亲思念不已。

想

念父亲是麦子心里藏匿的一个秘密。尤其当别人骂她“野孩子”时，这种想念就变得强烈而无边无际。在无边无际的想念中她给予了父亲种种的形象假设：清高，儒雅，学识渊博，同样带着槐树或刺玫花的芬芳。父亲就这样珍藏在麦子心里，使她稚嫩的心房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暖意。有了对父亲的猜测和臆想，麦子似乎找到了依靠，她不再害怕别人骂她“野孩子”，只是不屑于和那些人吵架罢了。这“不屑”把凌驾于麦子头上的所有无助、孤独和烦恼都远远地推开了。

以后，麦子很少到街上玩，她开始慢慢翻看母亲借回来的大部头。尽管她还看不懂，却从书里认识了雨果和巴尔扎克，认识了萧红和张爱玲，认识了许许多多与她所熟悉的县城完全不同的生活与人生。

对于没有玩伴的麦子来说，在晴朗的天气里坐在院子的树荫下读书是一件开心的事。但麦子更喜欢冬天，想起冬天就如同她想到父亲一样心里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

冬天的时候，院子里的花和树都枯败了，灰秃秃的满目苍凉。此时的麦子和母亲待在房子里，围着一个小炭炉烤火。坐在炉子边的母亲总是不停地忙碌，给麦子编织毛衣、帽子、围巾，还有毛袜子。红的、绿的、黄的、白的、黑的、灰的，五颜六色的线团在母亲手里像变戏法一样，几天工夫就织成一件衣服，有的拧着整齐的麻花，有的拼出彩色图案，有的绣上动物卡通像，每件毛衣都漂亮精致。母亲织出的毛袜子暖和而舒适，袜子紧口上同样绣着五彩缤纷的花卉或者用钩针钩织出一圈花边。坐在火炉边的母亲有时也做别的事，比如用一只小铝锅在炉子上煮红枣或者黄豆，煮红枣的时候放上白砂糖，将水熬干，变成了很好吃的蜜枣；煮黄豆的时候撒上盐和五香粉，再把煮好的黄豆放在炉子边烤干，成了美味的小零食。每天早晨母亲还要做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换着花样给麦子梳头发，有时在她头顶束成高高的马尾，发根处用红绸带或蓝绸带扎一个蝴蝶结；有时在她脑后编一条独辫，辫梢夹一只塑料发夹；有时将她的头发盘起来梳成髻，并在发髻上挂一串亮晶晶的玻璃珠。

许多年后，每到冬季降临，伴着雪花飘落的沙沙声，麦子都不由自主地怀念故园和故园的冬天，怀念和母亲一起围坐在火炉边的那种暖融融的感觉，或者怀念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

在麦子的潜意识中，父亲也应该属于故园。

一切都是突然之间改变的。

麦子七岁那年春天，母亲接到一张拆迁通知书和为数不多的一笔安置费。居委会要她们和其他一些居民尽快搬家，说是平安县城要与四十多里外的砂城合并，砂城也将从县级市升级为地级市。

地级市就要有地级市的面貌和规模，而且城市要引资，要开发，作为老城区的县城就必须改造，才能向发达的中、东部地区靠拢，把砂城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这是大势所趋。因此，在县城里除了居民们祖辈居住的土房土院，还有运作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小店铺、小作坊和一些作为县城经济支柱的国营企业通通要拆除。因为它们太陈旧且太不具规模了，不能让它们像旧时代丑陋的补丁一样贴在新兴现代化城市这张光鲜的脸上。当然，这必须要有人而且是大多数人勇于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包括失去他们的家园乃至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他们必须腾出自己的位置给那个即将诞生的现代化都市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那段时间县城里被要求搬迁的人很多，每天都有牛车或者三轮车拉着破破烂烂的家什和家小从街上经过，杂乱而繁忙，也不知他们都往哪里去了。只听说县城周边农户的小土屋都租出去了，安顿着暂时无处可搬的居民。在权威人士的预测和评说中，县城房价飞速上飚，即便是一间私人盖的小土坯房都卖到了五千元至八千元不等，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到。其实土坯房并不值钱，县城居民看好的是盖了房子的那一小块地皮。据说砂城将来要在这里建设超级商业区，那些被土坯房占领的县城边缘地带都将成为未来城市“钱途”无量的黄金地段。

县城的改造工程很快拉开序幕，工程是从县城中心的十字关开始破土动工的。几乎在一天之内，就从砂城浩浩荡荡开来了一些穿蓝制服的工人，他们握着推土机和铲运车的方向盘，随着轰隆隆的鸣响，县城中心那座经历了无数风雨的钟鼓楼轰然倒下。工人们的建设热情无限高涨，短短几天工夫，拆迁现场就延伸到了麦子家那个美丽的园子。花和树在刀斧的飞舞中纷纷倾覆，房子顶盖被掀起来了，原本幽深的宅院顿时暴露在初春季节冰冷的阳光下，是那样的晦暗而没落。

院子外面，推土机不分昼夜地忙碌，轰隆隆地碾过来又碾过去。

街道在消失，民居在消失，文化馆在消失，平安县城里的许多东西都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两年后，推倒的废墟上树起了一栋栋灰色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四层楼或六层楼，还有棋盘似的宽阔而规整的街道，其中有一条商业街取代了昔日的钟鼓楼而作为县城的新标志，被命名为罗马街，街道边耸立着同样是用水泥浇筑的高大的古罗马武士塑像和意大利风格的廊柱。县城

和砂城相连的是一条三级高速公路，它是唯一能让县城居民感受到由一个封闭的小城建设为现代化都市的直观见证。然而，已失去昔日家园的人们并不知晓，重新屹立在他们眼前的灰色县城能否阻挡住这一个冬季从西伯利亚席卷而来的新一轮寒流。

作为新标志的罗马街是平安县城归并到砂城后一次规模浩大的形象工程，工程拉动了某些行业的经济增长，如房地产；也造就了一批失业人员，如那些被拆除掉的店铺和企业的昔日的主人们。在城市形象工程的牵引下，母亲带着麦子搬了许多次家，从平安县城沿着还未完全竣工的高速公路一直搬到了砂城市区。

从搬家的那一天开始，母亲已经没有固定职业。她先后在商场当过营业员，到邮局送过报纸，给居委会扫过马路，去市场卖过盒饭，还蹲在夜晚的街头摆过烧烤摊。此时，母亲身上已经闻不到淡淡的花的幽香，她的头发凌乱地拢在脑后扎成一束，飘散着总也洗不净的烟尘味儿。到后来，母亲终于沐浴上了砂城“再就业工程”的光辉，进纺织厂当了一名女工，她们也随之住进了纺织厂的单身宿舍楼，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红砖楼里的那间单身宿舍是纺织厂照顾麦穗母女的。一间狭小的屋子放了一张双层的单人床，是宿舍里统一配置的，麦子睡上铺，母亲睡下铺。另外有两只她们搬家时一直带在身边的木箱子和一些必备的炊具，屋子里已经拥挤不堪。

在单身宿舍楼里居住的基本上都是单身职工，没有像麦子一般大的小孩子。白天的时候，大人都上班去了，不上班的人也是在蒙头大睡（纺织厂的工人们大多数都上着十二个小时相替换的轮班），那座空洞而阴冷的红色砖楼总是显得很静谧。而幽暗的楼道里只有一只昏黄的白炽灯，灯泡还时常是坏的，这使麦子每次独自从楼道走过时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母亲已经无暇顾及麦子的感受，她要为两个人的衣食奔忙。很多时候麦子只能独自从楼道经过，上学或者放学，有时也到楼下的小商店帮母亲买一袋咸盐或一瓶醋。她望着黑洞洞的楼道，胆战心惊，如履薄冰。那时候她很相信世界上是有鬼的。在这份恐惧与担忧中，她总算小心翼翼地走出了砖楼，不由得长舒一口气。楼下是一块水泥空地，铺洒着灿烂的阳光，即使真的有鬼它也不会跑到太阳下面来。有关鬼的传说都是这么说的。因此麦子非常喜欢外面的阳光，那明媚的甚至热辣辣的光晕能给她增添无穷的勇气。只要是假期和星期天，不上学的麦子就会到楼下去，做着一个人的游戏：在楼梯口的水泥台阶上抓羊拐骨，或者到大楼前的空地上丢沙包。羊拐骨是她从垃圾堆捡来的，洗干净后用墨水染成红色，一共有四颗；而沙包是母亲用碎布头包着一把绿豆缝的，缝了两只。这是麦子随母亲搬到砂城市区后仅有的两样玩具。

然而，每次麦子下楼必须要穿过黑洞洞的楼道，那种在劫难逃的恐惧会紧紧地缠绕着她，她一直以为传说中的鬼就躲在楼道的某个角落。天长日久，麦子没有碰到过臆想中的鬼，却常常被人吓了一跳。

有一次麦子碰到两个年轻人在楼道的昏暗处接吻。似乎是麦子惊扰了他们，女人回头瞪了她一眼：“从哪儿冒出来的野孩子，出溜来出溜去的怎么像只灰老鼠啊？”

野孩子的身份没有改变，又被形象地比成一只灰老鼠。羞愧难当的麦子赶紧逃回家，紧紧关上房门。

还有一次麦子碰到一个醉汉，他将一把零碎的钞票塞到她手里，要她再买一瓶酒来。惊慌失措的麦子跑到楼下，很久不敢再上楼去。

他就是这时向她走来的。

他叫王强，是纺织厂的机械维修工，兼任单身楼里的电工。有了这份兼职，他比别人多一份奖金，因此他抽烟总抽红盒软包装的“兰州”，而不是在单身楼烟民中相当普及的“海洋”。

此时身穿藏蓝色粗帆布工作服的王强就是叼着一支“红兰州”向麦子走来的。他要上楼，对惊惧地站在楼梯口的麦子说：“你是谁家的小姑娘？怎么在这里发呆啊？”

麦子扭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赶紧侧身给他让出通道。

他是个魁梧的大个子，肤色黝黑，那身很“酷”的像牛仔服一样的工作服上沾着几片油污。因为过于黝黑的肤色和身上的油污，麦子辨不清他的年龄。

“你不说话我也知道，你叫麦子，对吧？”他已经走到了她身边，辛辣的烟草味几乎就要喷到她脸上。

麦子仍不说话，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怎么像个老太太似的那么啰唆。

他仿佛没有看出她的不高兴，接着又说：“厂里今天发电影票，你妈妈带你去看吗？”

“我妈妈是还没有转正的临时工，没有人给她发电影票。”麦子真的有点生气，她瞪了他一眼，瓮声瓮气地说道。

“呵呵，你不高兴了？这世道真是不公平啊！发一张电影票还要分出个三六九等。我有两张多余的票，你和你妈妈去看吧？”

从麦子和母亲开始频繁搬家的那天起，她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到该吃午饭的时候，王强送来了两张电影票，还给麦子带来了一个用烟盒纸折叠的糖果盒，是白天鹅造型的，精致而漂亮。

母亲正在煤气灶上做饭，她放下手里的活，非常客气地为王强泡了一杯茶，是那种很廉价的绿茶，粗枝大叶的，早已经放陈了，泡在玻璃杯里呈褐黄色，飘浮在茶杯口的不是绿茶应有的清香，而是一丝苦涩的气息。这是纺织厂配发给生产一线职工的用于解暑降温的劳保品，每个职工每年夏天半斤。

王强将电影票和糖果盒放在饭桌上，然后坐在屋子里唯一的一张油漆斑驳的木椅上和母亲谈论他们即将看到的电影。

他说，这部电影是在各大城市火暴了好一阵子的美国大片《亡命天涯》，票价最贵的时候要三十多块。现在降价了，也就十块钱，工会才组织了这次活动。

他又说，他的两个哥们儿有事去不了，二十块钱不能白白浪费，他把票要来了。

对于《亡命天涯》以及相关的票价问题母亲插不上话，因为她很久没有看过电影。母亲站在灶台边，只是点点头，以示她对他的感谢和对他话题的赞同。然后两个人都无话。

坐了一会儿，王强象征性地喝了两口温吞吞的劳保茶就起身走了，走到门口时还回头嘱咐一句：“两点半钟电影正式开演，别忘记了啊！”

那天的午饭麦子吃得很香，虽然还是她们平时常吃的汤面条，里面只有零星的几点油炝葱花和几片菠菜叶子。

吃过午饭母亲靠在床上，她说她头痛，不想去看电影，也不允许麦子去看电影。

麦子实在太想看电影了。趁母亲在床上打盹的时候，她悄悄揣着两张电影票朝外面走去。她希望有人能在楼下等她。

王强果然站在楼下。他看见只有麦子一个人，露出失望的神情。但他还是牵着麦子的手向电影院走去。

电影院的检票口旁边有几个摆小摊的妇女，麦子羡慕地看着她们和她们的小摊。王强走上前，也不问价，给她拿了瓜子和饮料，还有话梅、果丹皮、巧克力等等一大堆零食。麦子把所有的东西抱在怀里，就像抱住了渴望已久的温暖和幸福。是的，从出生到现在，除了母亲，她还从来没有被别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如此娇宠过，她不知道一个有父亲的女孩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奇异的感觉令她激动不已，使她满脑子既混杂又空白，根本没有注意自己是如何走到座位跟前的，也没有注意到银幕上的男主角为什么一路狂奔，为什么要和一些人纠缠在一起打打杀杀。直到电影结束，麦子也没有从混杂的感动中清醒过来。王强牵起她的手跟随人群往外走。那是一双粗糙且厚实的大手，她任由这双手牵着，走出电影院，走到大街上，又走回到单身楼。

许多年后，麦子想起那天看电影的情形以及《亡命天涯》中男主角的狂奔，一种温暖和隐约的担忧就会弥漫全身。有时她甚至想，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会不会也是因为某种机缘而浪迹天涯了呢？上天会不会让父亲平安地回到她和母亲的身边？

以后，电工王强总有机会到麦子家里去，修电灯开关，换煤气罐，还做一些别的杂事。母亲对殷勤的王强似乎很冷淡，不仅没有再给他泡过一杯那种廉价的劳保茶，哪怕是一杯白开水也没有给他倒过。她总是催促还没有干完活的王强快一点，好像要立即赶他出门。

母亲的态度使麦子觉得自己欠了王强什么。欠他什么呢？只有十二岁的麦子一时想不清楚。她还是希望王强能牵着她的手去看电影。但王强偶尔送来电影票的时候母亲总能找到推辞的理由。此时的王强很尴尬，他拿着电影票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他再也没有带麦子去看过电影。

忽然有一天，王强给单身楼里的人发喜糖，还单独给了麦子一小包糖块，是用红纸包着的。他结婚了，新娘是一个带着五岁男孩的乡下女人。那女人长得五大三粗黑黑壮壮，从外表看起来与他倒很般配。他们结婚的第二天早晨，王强的妻子就在单身楼前的十字路口支起锅灶炸油饼，从路口经过去上早班的人会停下来买早点，她的生意很好。

以后王强还是会到麦子家里去干这干那，但去得次数少了，他每天早晨要帮妻子出摊，不上班的时候还要帮着炸油饼。而且麦子很快发现，他的乡下妻子一点也不喜欢麦子，甚至称得上讨厌她，对王强的热心助人似乎也不太高兴。有一次王强帮着麦子家搬运单位分的西瓜时，黑女人站在楼下扯着亮嗓门谩骂：“你这只养不家的野狗，哪儿骚就往哪儿跑啊！”麦子虽然对乡下女人那一套骂人的话似懂非懂，但她相信所有的大人都听懂了。因为正在楼下玩耍的她看见了许多人推开窗户看热闹，看一看叉着腰骂脏话的乡下女人，又看一看一脸惘然的麦子，然后他们脸上都挤出一种古怪的笑容。

从此，王强彻底不去麦子家了。有时麦子能看见他用肩膀驮着他妻子带来的五岁儿子从楼前走过，他一边走一边和肩上的男孩说笑，像任何一对幸福的父子俩。最初看见此情景时，麦子会将他送给她的白天鹅糖果盒抱在怀里流泪。然而，王强几乎每天都要驮着男

孩从楼下经过，时间一长，麦子觉得自己的心不再那么痛了，她把那只白天鹅糖果盒放在窗台上，任由它布满淡淡的灰尘。

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自己搭了两个木凳换灯泡、修开关，自己扛着煤气罐从一楼走到四楼，走一步晃两步，上一层楼还要歇一会儿。麦子提着母亲的小挎包跟在后面。此时她觉得母亲很可怜，比自己没有父亲还要可怜。也就在这一刻，可怜着母亲的麦子觉得自己长大了，她伸出两条细瘦的胳膊去抬母亲肩上的煤气罐。母亲依然摇晃着身体艰难地一级一级迈上楼梯。麦子扶着煤气罐跟在后面，她不知道母亲是否感受到了她的力量。

但是，忽然之间长大了的麦子对于母亲的过去以及自己的父亲仍然一无所知，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沉浸于漫无边际的幻想，幻想有一个男人的家的温暖：那个男人可以单薄矮小，也可以贫穷潦倒，或者可以像王强一样在马路边支一口大铁锅炸油饼，他却能承担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可以一口气将煤气罐从一楼提到四楼，可以在她和母亲面临危急时挺身而出……但他又在哪里呢？难道父亲留给她的仅仅是一片虚幻吗？

这种种的虚幻使成长中的麦子慢慢开始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作了一番认真的构想，而故园的记忆和曾经牵着她走进电影院的一双厚实的大手给她未来的构想赋予了另一种光明的背景。

想象中，长大成人的麦子有一栋简朴的木屋，它坐落在空旷辽阔的草地上，木屋旁边是幽静的树林和花园。阳光明媚的时候，她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漫步，呼吸着青草和鲜花的芬芳；风雨交加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男人会走到她身边，为她撑起一把伞。她把头靠在他宽阔而温暖的胸前，不再感到寒冷与孤单……这就是少女麦子因青春萌动而永远期待的家或者爱情。但梦幻中的景象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她始终没有看清所依傍的那个男人的脸，甚至，她分辨不出他的年龄。

麦子上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突然调到纺织集团总公司机关做一名文员，并从新单位拿到了一套两居室单元楼房的门钥匙。她们很快从单身楼搬走了。她们的搬家非常简单，除了随身衣物和日常用品，母亲没有带走那几样使用了多年的破烂家具。窗台上那只用烟盒纸制作的白天鹅糖果盒也被遗留在了那里。

搬家那天，麦子没有回头去看留在身后的红色砖楼。她觉得自己总算摆脱了对那段岁月以及那栋砖楼的迷惘和忧伤。

麦子并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她还太年轻，还没有走到需要靠回忆来支撑自己生活的年纪。

但过往岁月却像一层繁殖旺盛的绿霉，充斥于麦子的大脑甚至每一寸神经，把她的思维侵蚀得斑斑点点，沧桑无限。因了这斑驳和沧桑的牵引，麦子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走在从市中心通向原毛纺厂的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马路上，然后走到那座已经废弃多年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前。此时，从前的一切景象会重重叠叠扑进麦子的脑海，把她的思维淹没在机器轰鸣的喧嚣里。

当年毛纺厂扩建的新生产系统刚投产，工人们常常有加不完的班。彼时的麦子经常从这条水泥马路上走过，给加班的母亲送饭。其实母亲只是厂里的一名内勤人员，她原本用不着加班。大约重新获得一份固定职业的母亲对毛纺厂心存了无限感激，每次厂里有加班任务她都会主动留下来。那时，年少的麦子能够体察到母亲的充实与快乐，她愿意每天都能到工厂给母亲送饭，分享母亲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她和母亲获得了虽然依旧清贫但却安宁的生活。一种难得的安宁，短暂得仿佛还来不及体味。

如今，机器的轰鸣声早已远去，废弃的厂房变得晦暗，在大西北的萧萧朔风中将塌未塌，掩隐在一片枯黄的杂草丛中。厂房后面是浓密的沙枣林，它们同样显得荒芜，苍凉，也如同被这个城市遗弃了一般，空留一副扭曲、丑陋的面目供人嘲笑。

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毛纺厂是砂城纺织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始建于七十年代末期，设备工艺落后。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产品价格逐年上涨，纺织品的生产成本亦持续增长，再加上整个纺织品市场产能过剩，而他们生产的毛呢布料花色陈旧，已经跟不上服装行业的流行趋势，致使他们的产品找不到销路，生产经营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很长一段时间厂里发不出工资，只好将仓库里积压的毛料当做工资发给职工。

其间正赶上麦子放暑假，她每天都陪着母亲到各商场和服装加工店推销毛料，还在早市上摆过地摊。她们的困境，除了没有钱打发每天的日常开销，还包括在推销毛料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冷遇和白眼。

麦子清楚地记得那个晴朗的早晨，她和母亲刚到早市上把摊位摆开，城管所的人就驾着三轮摩托来了，她和母亲及许多小商贩一起被城管人员带到了一座两层高的灰色砖楼里。小商贩们一个挨一个地接受两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的盘查，最后差不多都交了数额不等的罚款才被放出去的。麦子和母亲没有经历过这种局面，她们很害怕，一直躲在墙角处。被带来的小贩基本上走光了，忙着开罚款单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