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蓉下意识地说：“怎么会呢？”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不好受，因为她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违心——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大多数人的想法所影响，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对年轻的女孩子总是有很多不宽容，好像她们年轻可爱招人喜欢，都是她们的错，当她们像其他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一样犯错误的时候，人们出于一种说不出的心理，觉得她们格外罪不可恕，格外不愿意给她们宽容。

柳蓉知道，自己潜意识里一方面可怜胡蝶，一方面也很有些不以为然——她明白这么想是不公平的，可就是控制不住。

就好像有些女孩子明明知道蟑螂是没有攻击力的，看见以后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恶心害怕。

胡蝶意味不明地笑了笑：“谢谢你了。”

不知是谢她的帮忙、谢她的保密，还是谢她那句不怎么真心诚意的“怎么会呢”。

胡蝶的电话像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很快就在柳蓉的生活里掠过了，她依然被室友拖到已经变得非常有生活气息的通宵教室里，每天半夜，听着教室里各个角落里耗子一样咯吱咯吱啃夜宵的声音，直到两三点，除了几架战斗机之外大家都东倒西歪地卧倒了，然后早晨六点钟以后，大家再陆陆续续的揉着酸痛的脖子起来，自带洗漱用品，去卫生间把自己弄成人样，结伴出去吃早饭，吃完继续回来，继续扎根在自习教室。

常露韵心平气和地进入高考考场，直到考试前一天，她还按平时的习惯，在寝室做了和平时一样多的题目，甚至对照答案把错题整理到错题本上。

很久以后，常露韵在对自己的师弟师妹们说经验的时候，提到对高考影响最大的一段时间，不是事无巨细重学一遍的第一轮复习，而恰恰是第三次模拟考试以后、学校开始给大家自由、并且提倡适当放松调整的那段时间。

度过这段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忽略它，忽略倒计时牌，忽略马上到来的解放的日子，忽略学校老师说的让调整生物钟等等等等的话。其实在校生、尤其是住宿生的生活本身已经很有规律，没必要再如临大敌地调整，那反而是一种隐形的心理压力——更不用说有的孩子一松就紧不起来了，很可能因为不再做新题目，导致做题的手感变差。

县中反而没有这些问题，这里是全封闭式的管理，学生们远没有那么娇气，高考前一天下午才封的教室，可这天早晨，常露韵她们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仍然风雨无阻地在早晨六点钟之前就自发地到教室早自习。

等到最后一门英语考试的铃声响了，常露韵放下笔，这才有些茫然起来。

她这一年

过得实在太艰难，县中生活在她手上留下了直到初夏都没有完全褪去的冻疮伤疤，而她也给这个学校留下了十五斤肉。

外面流行的拔火罐减肥的价格是八百八十块包减十斤，一斤肉要八十八块钱……莫名其妙地在县中掉了十五斤，那就等于是赚了一千三百二十块——常露韵走在操场上不着边际地琢磨着，反正是至少把交的住宿费给赚回来了。

月底，高考成绩出来了，常露韵高出了重点线三十分，她给柳蓉发了条短信：“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瞑目了……”

而柳蓉这时还剩下最后一门期末考试，已经准备好了去大山里的行李。

七月到来的那一天，她和十来个同伴带着行李和礼物，一起去了火车站——比旅行更激动人心的是和很多同学一起旅行，比和很多同学一起旅行还要激动人心的，是和很多同学一起，去一个大家都没去过的地方。

他们兴冲冲地很早就到了火车站，结果就在里面滞留了四个小时——传说不知是哪，下了场百年不遇的大雨，引发了泥石流，冲垮了一段铁路，往西南方向去的火车全面晚点。一帮人没办法，就席地而坐，在候车大厅用一副扑克牌玩起了杀人游戏，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破了冰”，彼此熟悉了。

比如有个小姑娘叫李琦，最好糊弄，就是一棵墙头草，常年不辨敌我，当杀手的时候出卖队友，当平民的时候害死警察，当警察的时候还没弄清自己的身份，就被干掉了；比如有个男生叫沈飞，小伙子长得剑眉星目，非常刚正不阿，每局都有人乐此不疲地怀疑他是警察；再比如柳蓉，就是个看起来很无害的小姑娘，隐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杀起人来最心狠手辣，也最能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