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句老话，永远记住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李元昊退了，不是说他觉得没法战胜范仲淹，或者说他天生就不是完颜阿骨打、孛尔只斤铁木真那样的霸王级人物，而是他计算精确。生平沉稳、老谋深算的人要来拼命了，绝对是场恶仗，就算打赢了，也会得不偿失。

见好就收。李元昊就此收兵，直接撤出了界壕，回到党项境内。宋、夏战争的第三战，定川砦之战至此全面结束。

战后是要盘点的，尤其是这一战。总结经验教训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重新布置防务。而这件事，就涉及到了非常大的人员调动，还有官职升迁。

有官就有职，就有权，这都为以后宋朝的施政方针打下了烙印。有些事，让很多人追悔莫及。

先说总结教训，宋朝的官方说法由权威人士提出，是泾原路的安抚使王尧臣。这是天圣年间的状元，以后的宰执大臣。这时他仔细调查之后，提出了4点败因。

1，不住瓦亭，奔五谷口；

2，离开远堡北，不入镇戎军，向西南方前进，驻扎养马城；

3，从养马城越长城壕到定川砦；

4，在定川砦分兵出逃，不能都死在那儿。（定川见贼不能尽死，四失也）

综上所述，非常无语，王大状元真是有才！其实何必再分个一二三四，他已经把葛怀敏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行军路线都给定性了——全错。

相对应的，是文官王沿，那是个无辜的人，事先就命令过葛怀敏的，千万、千万不要越过瓦亭寨！但是到底怎样，前面已经说过了，地图说明一切，这条命令根本不值一驳。王沿和王尧臣，都是些无聊的业外人士，他们的话，当时的文官集团爱听，也信，可作为千年以后的自由人类，还那么信的话。

就集体撞墙而死吧！

其实败因只有一个，不必讳言，错出在皇帝和宰执大臣身上，他们不知兵，派了位“英俊勇武”的衙内领兵，一心以为葛衙内能是曹衙内，却不知曹玮那样的人是不世出的，那是灵芝草，不是成片的大白菜，您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7万兵力，如果打出了前两战刘平、任福的战绩，就算李元昊能赢，他也得当场哭出来！能把他们党项人的老底子拼光！

相信这样的判断，当时有很多人都清楚。之所以没人说，没有记载，都是儒家的潜规则在作怪——子不言父之过，臣不言君之错。

都“隐”去了。

再说职务调动，王沿走人，范仲淹上任，这是当时最英明的决定，可惜没产生最好的效果。问题出在了范仲淹本人的身上。

谁说谦虚不会害死人的？

宋朝决定把西北大权交给他一个人，他想了想，决定分出去一半，和韩琦共治泾州，另外把张亢、庞籍、滕宗谅、文彦博等人也都调到西北来，人尽其用，齐心合力，把边疆治理好。除此之外，还新立了一个超级头衔，是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这个官，等于这一地区的最高总长官，统一指挥所有事物，用来彻底改变以前四路各自为政的局面。

这个职位范仲淹也没要，由他和韩琦、庞籍来共同担任，这就把这个官职的弊病隐藏了下来，没有谁能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可隐忧依然在，他们都有走的时候，那时这个职位就搞出了影响庆历新政，阻碍宋朝改革的大事情。

综上所述，范仲淹再一次展示了自己博大的胸襟，万事以国家利益为重。只是这一次，历史证明他做错了。在人生中，你千万不能随便对别人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授人权柄，小心自己遭殃！

于公于私，当仁不让都是必要的。

李元昊得胜回国，庆祝没多久，就摆了个大乌龙。事情从青润城、种世衡还有和尚光信说起，具体时间是在庆历二年的冬十二月。前面说过，光信被种世衡毒打了n次之后就失踪了，叛逃去了西夏。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潜伏着，等待一个时机。

这个时机，从概率上就能知道，是绝对不会轻易出现的。就算光信之前在宋朝和西夏两国再吃得开，也没用。但概率还有个说法。历史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就会出错，尤其是一些心性狡诈，总想凭些小聪明骗人的

人。

比如李元昊，还有他手下的头号军事人物，野利旺荣。

野利旺荣，又叫野利刚浪凌，他的职务有些像辽国的耶律休哥，据说打仗、政治都相当地有一套，尤其是和休哥一样，直接面对宋朝。不同之处嘛，就是他的地位更高，更稳固，他是李元昊现任皇后的叔叔。还有就是他具备让休哥所最厌恶的特性。

奸诈卑鄙。

前面说过，西夏人打仗从来都不会勇往直前，对他们来说，是欺诈“值钱”。作为大领导，野利旺荣的欺诈行为更是居高不下，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骗到了种世衡的头上。定川砦之战打响之前，他派了3个人去青涧城，分别是浪埋、赏乞、媚娘，有男有女，都是野利族的显贵，说的很诱人，我们来投降。

注意，是代表野利旺荣向宋朝投降，理由很充分，说连年打仗，日子没法过了，一匹绢在西夏都卖到了2500钱，通货膨胀，都快饿死了。

说实话，这个理由很没有营养，简直太老套了。青涧城里的男女老少都手心发痒，立即砍了他们！可种世衡不干，他想了一会儿，居然下了这么个命令。

给他们个官儿做，肥点，就干税收工作吧。待遇从优，以后每个人出入，都配给仆人马匹，一切以野利族以前的标准看齐，只准高，不准低。